接下来的两天，依萍的生活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带着沉重压力的规律所填充。
白天，她不再像原主那样沉浸在被陆家抛弃的怨愤中自怜自艾，或是漫无目的地游荡。她早早起床，将狭小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甚至想办法弄来一点廉价的石灰，洒在潮湿的墙角，试图驱散那挥之不去的霉味。
傅文佩依旧忧心忡忡，看向她的眼神总是混杂着心疼与不赞同，但看着女儿沉默却异常坚定的忙碌，那些劝阻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她只是更沉默地操持着家务，在依萍出门前，默默地将一件洗熨平整的衣物递到她手上。
依萍的大部分时间，都泡在了离家不远的一个小公园里。这里相对安静，清晨时分只有几个练太极的老人和叽叽喳喳的鸟雀。她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面前摊开一本空白的、略显粗糙的笔记本和一支铅笔——这是她用昨天试唱得来的那点微薄赏钱买的。
她要准备在大上海登台的歌曲。
原主的记忆里，充斥着对这个时代流行音乐的模糊印象，大多是些缠绵悱恻、甚至略带轻佻的情爱小调，适合在舞池边助兴，却不符合她想要树立的“不同”。她需要选择，或者说，凭借脑海中那些来自异世的、零碎不成章的音乐片段，结合这个时代的审美，进行“创作”。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坐在冰凉的石凳上，蹙着眉，铅笔在纸面上无意识地划拉着。系统的任务像悬在头顶的利剑，【加速还债进程】的提示音不时在脑海中响起，加重了她的焦虑。
她尝试哼唱几个旋律，声音很低，生怕被人听了去。有些调子过于新奇，她自己都觉得格格不入；有些则似乎能融入当下的环境，但歌词又需要反复推敲。她不想唱那些无病呻吟的爱恨，也不想故作高深。她需要一种能触动人心，却又保持距离和尊严的表达。
偶尔有灵感闪现，她便飞快地记录下来，哪怕只是一个短句，一段旋律走向。这个过程枯燥而煎熬，仿佛在迷雾中艰难地开辟一条小径。阳光透过稀疏的树叶洒在她身上，却驱不散眉宇间那抹化不开的沉郁。
傍晚回到家，匆匆吃过傅文佩准备的、永远谈不上丰盛却热气腾腾的晚饭，她便开始为晚上的登台做准备。
没有华丽的梳妆台，只有那块模糊的镜子。她打来清水，仔细地洗净脸庞。没有胭脂，只在唇上点了些许自制的、用红纸浸染的淡淡口脂，让过于苍白的脸色显得稍有生气。
然后，她换上了那件墨绿色的旗袍。这是她目前唯一一件能穿上台的、还算体面的衣服。旗袍的料子很普通，颜色也因为多次洗涤显得有些黯淡，但剪裁合体，勾勒出她纤细而挺拔的身姿。它不像其他歌女的亮片旗袍那样耀眼，却自有一种沉静的、甚至是倔强的气质。
傅文佩站在她身后，看着镜中的女儿，眼神复杂。她伸出手，小心翼翼地将依萍鬓边一缕不听话的发丝抿到耳后，动作轻柔得仿佛怕碰碎了她。
“依萍……”她欲言又止。
“妈，我没事。”依萍透过镜子看着母亲，声音平静，“我只是去唱歌。”
她拿起那个空瘪的、如今只装着笔记本和铅笔的手袋，转身出门。傅文佩追到门口，望着女儿消失在昏暗楼道里的背影，最终还是无力地靠在门框上，发出一声悠长的、饱含忧虑的叹息。
去大上海的路，依萍已经走过一次。再次走在华灯初上的街道上，看着身边掠过的黄包车、西装革履的男人和妆容精致的摩登女郎，她的心情比上一次更加复杂。少了些初来时的绝望和茫然，多了份明确的目标和沉重的负担。
她不再是那个走投无路、只想寻一条缝隙钻进去求生的陆依萍，而是签了合同、背负着系统任务、需要靠自己的歌声在这里站稳脚跟的“白玫瑰”（这是秦五爷给她起的艺名，她觉得尚可接受）。
从后门进入大上海，喧闹的音浪瞬间将她包裹。后台依旧弥漫着脂粉和烟草的气味，人来人往，比前两天试唱时更加忙碌。红牡丹看到她，只是懒懒地掀了掀眼皮，便转过头去和另一个舞女说笑，显然没把她这个新人放在眼里。其他几个歌女和乐师则投来或好奇或审视的目光。
依萍没有理会这些，她找到分配给自己的、一个极其狭小的、连窗户都没有的化妆间（如果那能被称为化妆间的话），将手袋放下。她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些许紧张，拿出笔记本，最后一遍默记今晚要唱的歌。
时间一到，报幕员念出了“白玫瑰”的名字。
依萍站起身，整理了一下墨绿色旗袍的衣襟，抚平并不存在的褶皱。她推开那扇薄薄的门板，走向那片光影迷离、充斥着欲望与喧嚣的舞台。
灯光比试唱那天似乎亮了一些，打在她身上，将那抹沉静的墨绿映照得愈发显眼。她走到麦克风前，台下依旧是那些醉眼迷离的面孔。
她没有笑，也没有刻意摆出任何姿态，只是微微颔首，对着乐队方向示意。
前奏响起，并非热烈的爵士，也非缠绵的舞曲，而是一段舒缓中带着些许幽怨的旋律。她选的，是一首经过她略微修改、更强调坚韧而非哀怨的《四季歌》。
她开口，清冷的嗓音再次流淌出来，如同月光下静静绽放的夜来香，带着露水的微凉和自身的芬芳，在这片浮躁的空气里，开辟出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安静而执拗的天地。
“春季到来绿满窗，
大姑娘窗下绣鸳鸯……”
歌声里，没有迎合，只有淡淡的叙述和一种在命运颠簸中不曾熄灭的、对美好的微弱向往。
台下的喧嚣，似乎又一次，被她这不合时宜却直抵人心的“不同”，按下了一个微弱的暂停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