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关乎国王财政命脉的“磅税”与“船税”征收权，就此顺利拿回了么？
没有。
尽管威廉·柯林斯以焚毁《大抗议书》的强势姿态宣告了议题，下议院却在随后的表决中，展现出了最后的、也是最为关键的韧性——他们以压倒性的多数，果断否决了恢复此二税的法案。
然而，端坐于上的查理一世，脸上并未流露出半分讶异或震怒。恰恰相反，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他本就没指望——或者说，早已不再天真地幻想——能通过这所谓的“正常程序”，从议会手中拿回本属于自己的国王特权。这次表决，与其说是一次真诚的立法尝试，不如说是一次政治上的试探与表演。
他需要亲眼确认，在经历了如此赤裸裸的威慑之后，议会，尤其是下议院，其反抗的意志究竟还剩几何。
如今，答案已然清晰：他们可以被武力震慑，可以在程序上被羞辱，但在触及核心权力的根本问题上，他们依然会毫不犹豫地说“不”。
就在议会否决的阴云笼罩白厅之际，威廉·柯林斯适时地、向他的国王陛下献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策略。
他转向查理一世，语气恭敬：“陛下，既然议会如此‘体恤’民情，您何不顺势而为，向天下昭示您比他们更为仁慈？您可以公开宣布，暂缓乃至减轻新税的征收。”
他略作停顿，让这个看似让步的建议在空气中沉淀，“诚然，我们都知道，国库每日都需要支付给苏格兰人高达八百五十英镑的巨额赔款，这像一道不断流血的伤口。但是，陛下……”
他的声音压低，带着一种诱人的蛊惑力：“我们其实可以不用付了。”
“想想看，一旦停止这无谓的贡金，我们不仅能立刻省下这笔巨款，更能将这些金钱和资源，用于重新招募并训练一支真正忠于陛下、战无不胜的新军。”
“至于苏格兰那边……”
威廉的嘴角泛起一丝轻蔑的冷笑，“他们不敢，也绝无能力再次大举进犯英格兰。”
他为何如此自信？
因为在威廉·柯林斯的眼中，那所谓的苏格兰大军，不过是一群装备低劣、训练匮乏、靠着宗教狂热凝聚起来的 “一帮子农民” 。
他们或许能在边境骚扰，但绝无可能与一支由欧陆经验军官训练、以大明白银武装起来的职业军队正面抗衡。他们的胜利，更多是源于查理一世当时的政治和财政混乱，而非其本身的战斗力。
这便是威廉更高一层的政治逻辑：
他建议国王，先以“体恤民间”的高姿态占据道德制高点，将加税不成的责任巧妙反手推给议会。
随后，再以停止赔款、秘密建军作为实际的杀手锏。
如此一来，查理一世不仅在舆论上赢得了主动，更在暗中握住了粉碎所有反对力量的利剑。
苏格兰议会当然不会接受如此屈辱的条件。
他们迅速集结了一支超过三千人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赴苏英边境，准备用武力扞卫自己的权益。
在边境的荒原上，他们遇见了严阵以待的罗伯特·肖恩，以及他麾下的一千名大明军队。
战斗的结果令人瞠目：苏格兰军队以阵亡一千五百人的惨重代价仓皇撤退，而大明军队无一战死，仅有五人轻微擦伤。
为何战局会如此悬殊？
这场战役的戏剧性，从苏格兰人排兵布阵时就已注定。
他们不知从何得来的灵感，在两军阵前，竟放出了一大群犄角锋利的公牛，企图用这古老的“火牛阵”变种冲垮明军的阵线。
嗯，很有创意。
可惜，这套战法在大明军队面前，无异于班门弄斧。
早在战国时期，田单就以“火牛阵”大破燕军，其战术原理与应对之法，早已写入兵书，成为后世将领的必修课。
面对狂奔而来的牛群，明军阵前迅速燃起了一道连绵不绝的火墙。
野兽天性畏火，冲锋的公牛们在灼热的烈焰前惊恐地停下脚步，转而掉头，朝着来时的方向——也就是苏格兰军队自己的阵地——发疯般地冲了回去。
阵脚大乱的苏格兰军队，尚未与明军正式接战，便先被自家的“秘密武器”践踏得七零八落。
而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当天夜里，当惊魂未定的苏格兰人还在营帐中呼呼大睡，试图恢复白日里的惊恐与疲惫时，明军的夜袭分队已如鬼魅般摸进了他们的营地。
他们四处纵火，制造混乱，在冲天的火光与弥漫的烟雾中，对惊慌失措的苏格兰士兵进行了无情的收割。
这场边境冲突，与其说是一场战争，不如说是一次降维打击式的战术教学。
大明军队用跨越时代的军事素养，给还停留在中世纪战争思维的苏格兰人，上了一堂代价惨痛的实战课。
得胜归来，在清点战利品与休整的间隙，一股混杂着轻蔑与巨大困惑的情绪，在大明军营中弥漫开来。许多百战余生的老兵都感到难以理解。
他们实在想不通。
“为何他们的营寨之外，既无明哨警戒，也无暗哨潜伏？”
一个哨总擦拭着刀鞘，忍不住向同伴嘀咕。
“何止！”
另一名老兵接口，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营盘辕门之前，空空如也！拒马不设，陷坑不挖，甚至连一道最基本的壕沟都没有！这岂不是敞开了大门，邀请我等前去夜袭？”
更让他们觉得匪夷所思的是，即便在白日遭受了火牛反冲的挫败，夜间的大营内部，竟依旧人声嘈杂，乱哄哄的如同一座难民营。
篝火旁围坐着高声谈笑的士兵，伤兵的哀嚎与醉汉的呓语混杂在一起，毫无灯火管制与夜间肃静的概念。
“这……这哪里是安营扎寨，这分明是自寻死路。” 一位把总最终喃喃地总结道。
对于这些将“营寨之规”奉为保命铁律、将“哨探之密”视为军队耳目的大明官兵而言，苏格兰军队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超出了“疏忽”的范畴，而是一种他们无法理解的、近乎于军事上的“自杀”行为。
他们无法想象，在欧罗巴，战争竟可以如此……儿戏。
此番交锋，明军实则已是手下留情。若非罗伯特·肖恩在关键时刻下达了明确的约束命令，以这支精锐的战术执行与火力优势，战场之上，根本不可能有如此之多的苏格兰士兵生还。
那么，为何要网开一面？
根源在于复杂的政治情势。查理一世，不仅是英格兰的国王，他同时也身兼苏格兰国王。尽管苏格兰议会中的“国民誓约派”对此并不买账，甚至公然挑战他的权威，但政治上的博弈，远非战场上的歼灭那般简单直接。
若在此地将这支苏格兰军队尽数屠戮，固然能取得一场纯粹的军事胜利，但其引发的政治后果将难以预料。
这等于亲手将查理一世推向了与整个苏格兰民族彻底对立的境地，会极大地激化矛盾，使得未来任何形式的政治和解都变得不再可能。
“杀人，很容易。”
罗伯特·肖恩或许曾这样思忖，“但杀了之后，留给国王陛下的，将是一个更加分裂、仇恨盈野的王国。这，绝非上策。”
因此，施加一次足够惨痛、足以震慑其野心的军事打击，同时保留其部分有生力量，使其感受到恐惧与疼楚，却又未将其逼至必须血战到底的绝境——这其中的分寸拿捏，正体现了超越单纯军事层面的、更为深远的政治智慧与战略考量。
“恶魔……黄色的恶魔……”
这个充满恐惧与战栗的称谓，如同瘟疫一般，随着那些丢魂丧魄、衣衫褴褛的残兵，从尸横遍野的边境，迅速蔓延至爱丁堡的街头巷尾。
每一个逃回来的苏格兰士兵，瞳孔深处都烙印着无法磨灭的恐怖景象，他们用颤抖的、近乎崩溃的语气，向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重复着这个他们所能想到的最贴切的形容。
在他们语无伦次的描述中，那些来自东方的士兵，不再是人类。他们是沉默的、行动如一的杀戮机器。
他们的黄色面孔在火光与硝烟中显得冷酷而怪异；他们的阵列如同移动的铜墙铁壁，铅弹与箭矢无法使其动摇分毫；他们的战术诡异莫测，仿佛能预知一切。
“他们……他们不怕火，不怕牛……他们甚至在黑夜里也能看清东西！”
一个手臂缠着渗血绷带的士兵蜷缩在酒馆角落，喃喃自语，“那不是人……是恶魔，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黄色恶魔！”
这个称呼，精准地捕捉到了两种最深的恐惧：对未知异族的恐惧，以及对绝对武力的恐惧。它不再仅仅是一个绰号，而是战败者集体创伤的凝结，是无力反抗者在精神上对征服者进行的最后一次“妖魔化”的诅咒。
很快，“黄色恶魔”这个词，将不再只是溃兵口中的梦呓，它会成为整个苏格兰对那支东方军队的正式代称，伴随着无尽的恐惧与仇恨，沉入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
面对来自地狱的黄色恶魔，苏格兰议会给出的答案竟是——圣战。
不知是谁给了他们这般盲目的自信与勇气。
应该不会是梁静茹——这位歌手还要等三百多年才会出生。那么，大概只能是上帝了。
嗯，一定是这样。
苏格兰人似乎完全没有从上一次尸横遍野的惨败中汲取任何教训。
他们再一次吹响集结的号角，募集了一支规模更为庞大的军队——六千人，浩浩荡荡，士气如…如一群坚信自己能用木棍打败火枪的虔诚信徒。
而他们的对手，仍旧是罗伯特·肖恩麾下那一千名沉默的明军。
按理说，既然在同样的对手手下遭遇了毁灭性打击，总该学聪明点，做出些改变，不是吗？
然而，完全没有。
这些苏格兰人仿佛集体进行了一场时空穿越，并且在现代统一观摩并深刻学习了电影《勇敢的心》——只不过，他们学到的全是糟粕：
哨兵，是可以打着瞌睡站岗的；
营地，依旧是那个乱哄哄、毫无章法的难民营；
随军的妓女，是鼓舞士气不可或缺的“军需品”；
军官，照样能在战前夜饮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
他们带着中世纪的思维与纪律，满怀神圣的狂热，再一次走向那片注定要被鲜血浸透的战场。
仿佛上一次的溃败不是一场需要反思的军事灾难，而只是一次偶然的、不幸的。
那么，面对这支浩浩荡荡却毫无长进的六千大军，明军会跟他们客气吗？
自然不会。
对于罗伯特·肖恩和他的部下而言，这并非一场需要正面对决的荣誉之战，而是一场效率至上的歼灭任务。
第一日，当苏格兰人慢吞吞地安营扎寨，重复着所有错误时，明军的侦察单位已像幽灵般摸清了其营盘布局、水源路径和指挥官大帐的位置。
第二日，战斗在苏格兰人最松懈的时刻打响。
子时刚过，营地外围的哨兵在无声无息中被清除。
随后，带着火种的箭矢与小型爆炸物被投入营地核心，瞬间引发冲天大火与巨大混乱。
在守军忙于救火、乱作一团时，小队明军如利刃切入，专攻指挥节点和辎重堆放点，进一步放大混乱。 整个后半夜，营地外围不时响起零星的枪声与喊杀，让惊魂未定的苏格兰士兵无法休息，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天亮后，当部分苏格兰军官试图集结部队冲出营地反击时，又精准地踏入了明军事先布置在狭窄路径上的致命陷阱，损失惨重。
经过一昼夜不间断的精神与肉体折磨，这支六千人的大军已彻底崩溃。
士气降至冰点，士兵们不顾军官的呵斥，成建制的开始逃亡。
所谓的“圣战”大军，在短短三天内，便从一支庞大的军队，退化为一群只求活命的惊弓之鸟，狼狈不堪地逃回了北方。
明军用一场教科书般的 “非对称作战” ，再次证明了在绝对的组织度与战术素养差距面前，庞大的数量，不过是一串更易被收割的数字。
明军上下，内心几乎是麻木的。
他们这辈子，都没打过这么“顺畅”到令人茫然的仗。
“这打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一个老兵一边擦拭着根本没怎么用过的刀，一边对着同伴嘀咕，“哪怕是当年剿的那些流民土匪，也比这帮家伙懂行！人家至少知道撒开脚丫子跑，知道往山里钻，知道跟你玩命！逼急了，还真得真刀真枪地干上一场，分出个生死。”
“可你瞧瞧这个，”
他指着远处苏格兰人溃逃扬起的尘埃，语气里充满了鄙夷和一种“拳头打在空气上”的荒谬感，“咱们这算什么？夜袭、突袭、设伏……好家伙， 还没打完全套，对面就全跑光了！这哪是打仗？这简直是武装游行！”
对于这群将战争视为一门残酷艺术的职业军人而言，苏格兰人这种毫无韧性、一触即溃的表现，不仅无法让他们产生胜利的喜悦，反而感到一种专业层面上的深深失望。
就像一位米其林大厨，准备大展身手，结果对手递上来一包方便面，还告诉他“这就是终极美味”。
“撒旦！黄色的撒旦！”
这个充满绝望与终极恐惧的称谓，如同最后的审判，迅速取代了先前那个略显“温和”的“恶魔”。
好家伙，这意味着明军在短短十四天内，完成了在苏格兰人认知体系中的“终极进化”。
他们跳过了所有中间晋升渠道，绕过了大小魔头的繁琐阶序，从区域性的“恶魔”被一步到位地擢升为了终极的、唯一的“魔王”。
平心而论，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犯下“错误”的或许并非苏格兰人，而是这群来自东方的明军。
他们既太不讲武德，又过于武德充沛——这两种特质在他们身上形成了一种致命的矛盾统一。
他们的“不讲武德”，在于他们彻底无视了17世纪欧洲战场上那些心照不宣的战争礼仪与骑士遗风。
在那个时代，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仍被视为贵族间的博弈，有时会带有程式化的色彩：军队列阵而行，战场常选在开阔地，甚至围攻要塞时也讲究一定的规矩。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但也是一项有着自身“规则”的残酷游戏。
然而，明军的哲学截然不同。
他们的战争观念里，没有“体面”，只有胜负；没有“仪式”，只有生存与歼灭。
夜袭、骚扰、断粮、攻心、火攻……一切手段只为达成最终的战略目的。这套源于《孙子兵法》“兵者，诡道也”的智慧，在欧洲人看来，无异于毫无荣誉感的卑鄙伎俩。
而他们的“武德充沛”，则体现在将这种“不讲武德”的智慧，用绝对的纪律、训练和组织度变成了现实。
他们不是散兵游勇的诡诈，而是国家机器的精密与冷酷。
于是，在苏格兰人眼中，便出现了一支无法理解的军队：他们拥有正面摧毁一切的堂堂之师的力量，却丝毫不介意使用最“下作”的偷袭手段。
这就像一位力能扛鼎的巨人，不仅不接受你的决斗，还专门趁你睡觉时往你帐篷里扔石头。
错的，或许真是明军。
他们不该带着一套经过千年残酷内战淬炼出的、高度成熟的总体战思维，闯入了一个尚且讲究“游戏规则”的战场。他们的到来，本身就是对旧时代战争模式的降维打击。
当数月后，那份来自万里之外、详细记述了牛津郡镇压与苏格兰战事的奏报，最终呈送到紫禁城的御案上时，朱由检逐字读罢，竟觉得一股凉意从脊椎窜起，头皮阵阵发麻。
他沉默了许久，最终将奏报轻轻放下，向后靠在龙椅上，望着殿外悠远的天空，长长地、缓缓地吐出了一口积压在胸口的浊气。
那气息中，混杂着后怕、庆幸，以及一丝荒诞的笑意。
他抬手揉了揉眉心，用一种近乎喃喃自语的、带着十足庆幸的语气低声叹道：“万幸……万幸朕派去的，是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