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们，在朱祁镇复辟后的第六年，天顺六年九月，宫中传出了上圣皇太后孙氏崩逝的消息。”朱迪钠的声音将时间线稍稍回拉，“值得注意的是，孙太后去世时，年纪大约在五十岁上下。这个年龄，在古代虽不算夭折，但也绝对称不上高寿，尤其对于一位养尊处优的皇太后而言。”
天幕上显示了孙太后大致的生卒年，以及她晚年可能存在的身体状况记录，但史料语焉不详。
“她的死因，官方记载自然是‘疾终’，但历史的疑云再次笼罩。”朱迪钠引导着悬念，“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儿子复位，也亲眼看到了儿子复位后，将力保大明江山的于谦送上了刑场。她的内心，是否会泛起波澜？”
“要评价孙太后，我们或许要先回顾她在土木堡之变前后的抉择。”朱迪钠调出了关键时间点的史料。
“首先，在皇帝被俘、国难当头时，她作为当时的最高决策者（钱皇后虽为正宫但无实权），同意了于谦等人的主张，支持郕王朱祁钰监国，并重用主战派，稳住了大局。从国家利益角度看，这无疑是正确且有魄力的决定。”
“但同时，”“历史观察者”发弹幕指出，“她也极力坚持，在朱祁钰即位的同时，必须立她自己的亲孙子、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这手操作，就非常耐人寻味了。她既顾全了国家存亡的大局，也死死守住了自己儿子（朱祁镇）一系的法统继承权。”
“逻辑鬼才”分析道：“这很好理解。朱祁钰不是她亲生的！在宗法上她是母后，但在血缘和情感上，她必然更偏向自己的亲儿子朱祁镇和亲孙子朱见深。她同意朱祁钰上位，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而保住朱见深的太子之位，则是为儿子一系保留了未来翻盘的火种。”
孙太后的这种“两手准备”，引发了网友对其截然不同的评价。
“说她是‘一代妖后’有点过了，”“理性评判者”发言，“但她确实有私心，而且这私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走向。如果不是她坚持立朱见深为太子，给朱祁钰系留下巨大的法理隐患，‘夺门之变’的号召力会小很多。”
“我不认为是私心，这是一个母亲的本能！”“情感代入派”反驳道，“在那种情况下，她能稳住大局已经不容易了。作为一个母亲，为自己被俘的儿子、年幼的孙子争取一个未来的保障，有什么错？难道要她眼睁睁看着皇位彻底落入旁系手中吗？”
争论的焦点，最终落在了关系“夺门之变”成败的关键问题上。
“大家想想，‘夺门之变’为什么能那么顺利？”“宫廷政治深度玩家”抛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石亨、曹吉祥等人，凭什么能轻易撞开南宫大门，将朱祁镇接出来？皇宫大内的守卫是吃素的吗？如果没有更高层级、至少是默许的态度，他们成功的几率有多大？”
他继续推论：“而这个能提供默许甚至支持的最高层级人物，放眼当时，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深居内宫，地位尊崇，并且内心深处始终希望自己亲儿子复位、亲孙子地位稳固的孙太后！只有她，有能力、也有动机，为这场政变打开绿灯，或者至少是闭上眼睛。”
这个推测让许多网友感到震撼。
“如果真是这样，那于谦的死，孙太后也脱不了干系！”“一根小辣椒”愤慨道。
“细思极恐……她先是支持于谦救国，然后又默许甚至支持儿子复位杀于谦……这……”“熬夜会秃头”感觉脑子有点乱。
就在天幕上的网友们为孙太后是“功臣”还是“祸首”争论不休时，奉天殿前的氛围却有些不同。
经历过无数风浪、深知人性与权力复杂性的朱元璋和马皇后，看着天幕上关于孙太后的种种，脸上流露出更多的是复杂，甚至是一丝理解与同情。
马皇后轻轻叹了口气，对朱元璋低语：“重八，听着这些后世子孙的争论，我倒觉得，这位孙氏，也是个可怜人。”
朱元璋紧绷的脸色稍缓，他从一个开创者、一个父亲的角度，更能体会其中的无奈。他哼了一声，虽未直接赞同，但语气已不似之前那般暴怒：“她一个妇人，在那等境地，能怎么办？儿子被俘，国家将倾，她能同意立景泰帝，稳住大局，已算有些见识。为自己亲儿子、亲孙子留条后路，这是人之常情，换了谁在那个位置，怕是都会如此。”
马皇后点头，目光带着怜悯看向天幕：“最苦的，恐怕是她人生最后那六年。她拼尽全力，甚至可能暗中操作，终于把大儿子从南宫那口‘活棺材’里救了出来，重新推上龙椅。她以为，苦难结束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朱元璋接口道，声音低沉：“可她哪里想得到，她放出来的这个儿子，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虽然糊涂但或许还有几分温情的青年皇帝了。漠北的惊吓、被俘的屈辱、南宫七年的幽怨，早就像毒药一样，把那点人性啃噬得差不多了。”
“是啊，”马皇后感同身受地说，“她眼睁睁看着这个她不惜代价救出来的儿子，转头就杀了于谦，清算边将，倒行逆施……她心中的痛苦和后悔，恐怕比任何人都要深。她或许每天都在自责，是不是自己当初的决定，才造就了如今这个面目全非、疯狂清算的君王？这份迟来的、却无比沉重的内疚，日日夜夜啃噬着她的心，恐怕比任何疾病都更催人老。”
朱元璋沉默了片刻，最终带着一丝罕见的、对后世子孙命运的慨叹，说道：“她算计了一生，为儿孙铺路，最后却发现自己亲手放出了一头……连自己都感到恐惧和陌生的怪兽。这最后六年，对她而言，不是安享晚年，而是活在亲手造就的噩梦里的煎熬。天顺六年……她是心力交瘁而死的。”
这番来自洪武时空开创者的体察，仿佛一道沉静的光，照进了那段纷乱的历史。它超越了简单的“功过”评判，触及了一个权力漩涡中的母亲，在其生命尽头所承受的、不为人知的精神酷刑。
“于是，我们回到了最初关于她死因的猜测。”朱迪钠将话题引回，“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看着于谦冤死，看着儿子清算功臣，看着朝局因为这场政变而再次动荡……这位精于算计、一生都在为儿子和孙子铺路的太后，是否会感到一丝内疚和疲惫？”
“也许，那份‘病因不详’的背后，确实有年老体衰，但或许也掺杂了难以言说的精神重压。”“心理分析师”再次尝试解读，“她达到了目的，儿子复位了，孙子依然是太子。但这个过程和结果，是否与她当初支持于谦守卫北京时的初衷，已经背道而驰？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撕裂，可能加速了她的衰老和死亡。”
“当然，这只是猜测。”朱迪钠强调，“历史的真相早已湮没。孙太后，这个在明前期政治漩涡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的女人，她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和复杂性。她不是传统的贤后，也并非简单的妖后。她是一个在帝国危难时刻，努力平衡家国利益与个人情感的母亲。她的抉择，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大明，却也埋下了更深的祸根，并最终可能反噬了她自己的内心。”
天幕在孙太后晚年可能独坐深宫、神情复杂的想象画面中缓缓暗下。她的一生，与儿子朱祁镇的命运紧紧捆绑，功过是非，如同她最后的死因一样，留给后人无尽的思索与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