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珪父子献上的“稳中求进”之策，如同一盏明灯，为身处复杂局势中的刘备集团指明了方向。刘备深以为然，立刻将这一策略付诸实施。其中，最核心、最基础的一环，便是“广施仁政，收拢民心”。在刘备看来，名分、地盘、军队固然重要，但民心向背，才是决定成败的最终力量。尤其是在这乱世之中，谁能赢得百姓的拥戴，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于是，在小沛及其新拓展的控制区内，一场轰轰烈烈的“仁政”运动，全面铺开。刘备亲自挂帅，麾下文武各司其职，将“仁德”二字，落到了实实在在的行动上。
第一把火：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刘备深知，徐州连年战乱，百姓困苦不堪，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他颁布政令，宣布在新控制的区域内，减免当年赋税三成，对于遭受战火严重的地区，更是免税一年。同时，严格约束军队，不得扰民，买卖公平，违令者严惩不贷。他还下令清查户口，将无主荒地分给流民耕种，并提供种子、农具，鼓励生产。这些措施，如同久旱逢甘霖，迅速缓解了民困，百姓无不称颂刘使君仁德。
第二把火：整顿吏治，惩恶扬善。
刘备明白，再好的政策，也需要廉洁高效的官吏去执行。他任命孙乾、简雍等清廉干练之士，负责监察地方吏治。对于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官吏，一经查实，无论官职大小，一律严惩，绝不姑息。同时，大力提拔任用有德才的本地士人，如陈登负责协调各方关系，糜竺掌管钱粮后勤，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吏治清明，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第三把火：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在赵云的提议和主持下，刘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兴修水利，疏通河道，修筑陂塘。这不仅有效防御了可能的洪涝灾害，更灌溉了万顷良田。他还鼓励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提高粮食产量。同时，利用糜竺的商业网络，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商业，使物资流通起来，经济逐渐复苏。田野里重现生机，市集上再现繁华，百姓的脸上有了笑容。
第四把火：扶危济困，收容流亡。
对于在战乱中失去家园的流民，刘备设立专门的安置点，提供粥棚、医药，并组织他们参与修筑城池、开垦荒地，以工代赈，使其能够自食其力。对于孤寡老人、孤儿，则由官府拨出专款进行抚恤。这些举措，使得刘备“爱民如子”的名声不胫而走，吸引了徐州各地乃至周边州郡的大量流民前来投奔，人口迅速增加，兵源也得到了保障。
第五把火：兴教化，明礼义。
刘备在糜竺、陈登等人的协助下，在小沛设立学宫，聘请有名望的儒生讲学，不仅教育子弟，也允许军中好学之士旁听。他本人也时常去学宫，与士子们讲论经义，探讨治国之道。他还下令整饬风俗，提倡孝悌忠信，抑制豪强欺压良善。虽然战乱时期，文教难有大成，但这些举措，却赢得了士人阶层的广泛好感，认为刘备是真心尊重文化、崇尚礼义的明主。
刘备本人更是以身作则。他经常轻车简从，深入民间，访贫问苦，与老农坐在田埂上聊天，听取他们的疾苦。遇到有困难的百姓，他总是尽力相助。他的平易近人和真诚关怀，深深打动了普通民众。
这些“仁政”措施，看似琐碎，效果却极其显着。在刘备控制的区域内，社会秩序迅速稳定，生产得到恢复，民心逐渐归附。与吕布统治下郯城等地的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以及曹操过往屠城恶名带来的恐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刘使君是仁德之主啊！”
“跟着刘皇叔，有饭吃，有地种，不用怕被抢！”
“要是整个徐州都归刘使君管就好了！”
这样的议论，在民间广泛流传。
民心的向背，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它使得刘备集团的统治基础更加稳固，征兵、征粮等事务进行得更加顺利。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势”，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和社会舆论的支持，这让刘备在面对曹操等强大对手时，拥有了更足的底气。
当然，刘备也清楚，施仁政并非一味怀柔。对于境内小股的土匪流寇，以及吕布、曹操派来的细作破坏，他命令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坚决打击，毫不手软，确保了境内的安全。这种恩威并施，宽严相济的做法，使得“仁政”得以顺利推行。
这一系列举措，也传到了被围的郯城和城外的曹营。
郯城内，饥寒交迫的军民听闻小沛等地的情况，人心更加浮动，对吕布的统治愈发不满，甚至出现了小规模的逃亡事件。吕布闻之，暴跳如雷，却无可奈何。
曹营中，曹操得知刘备的所作所为，捻须冷笑：“刘备，沽名钓誉之徒耳！乱世用重典，怀柔岂能定天下？待我破了吕布，再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王霸之道’！” 话虽如此，但他内心也不得不承认，刘备这一手收买人心，确实高明，为自己日后统治徐州埋下了隐患。
广施仁政，如同春雨润物，无声无息地改变着徐州的力量对比。刘备集团在民心的滋养下，根基日益深厚。当郯城那边的惊天巨变最终来临时，这深厚的民心基础，将成为刘备应对危机、争夺徐州的宝贵资本。
风暴来临前的宁静里，小沛的灯火，因承载着百姓的希望，而显得格外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