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与诸葛亮送完张苞大军出征后，在邺城又逗留几日后，开始启程返回国都长安，
未央宫的飞檐在秋日高远的天空下，勾勒出帝国心脏沉稳而恢弘的轮廓。皇帝刘禅与丞相诸葛亮的銮驾，在经历了数月的中原巡幸后，终于返回了这座已成为大汉真正政治中心的古都。与出征时的肃杀凛冽不同，归来的队伍带着一种涤荡乾坤后的疲惫与满足，更承载着如何消化这空前庞大疆域的沉重责任。
北伐大获全胜，曹魏覆灭，除了辽东那片尚在张苞兵锋下的苦寒之地，以及更北的游牧区域，自凉州至东海，从河套到江淮，广袤的中原大地尽数归汉。这不再是昔日偏安一隅的季汉，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继承了两汉法统、疆域更为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如何将这饱经战火、百废待兴的万里江山治理好，使其真正成为大汉复兴的坚实根基，是摆在刘禅、诸葛亮及整个统治集团面前最紧迫、最艰巨的课题。
回到长安的诸葛亮，并未有丝毫停歇。他深知，打天下难，治天下更难。此前在益州、荆州推行的诸多新政，如今需要在更大的舞台上，结合中原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化、调整和全面推广。
丞相府内，灯火常常彻夜不熄。诸葛亮召集了留守长安的核心重臣——蒋琬、费祎、董允，以及刚从邺城调回、负责北境防线初步规划后返回的陆逊，开始了密集的国事商讨。
“陛下，诸公，”诸葛亮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却依旧清晰有力，“中原初定，百废待兴。当务之急，在于安抚流民，恢复生产，整顿吏治，确立法度。我大汉昔日于益州、荆州推行之新政，其核心在于‘务实’与‘富民’，此乃历经检验之良策，当推而广之。然，中原情势复杂，士族林立，田亩关系盘根错节，需因地制宜，不可一概而论。”
他提出了几项核心原则：
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传旨天下，凡新附之州郡，免除本年度及下一年度一切田赋、口赋及杂税！使民得喘息之机，全力恢复生产。官府所需，由朝廷统筹调拨，不得额外加征。”
清查田亩，抑制兼并： “着户部、度支部，会同各州郡，重新丈量田亩，登记造册。承认百姓现有田产，然严令禁止豪强巧取豪夺、兼并土地。对于无主荒地，鼓励流民、退伍士卒及预备役士卒开垦，前五年免征赋税，并可由官府贷与粮种、耕牛。”
整顿吏治，唯才是举： “命吏部严加考核新附州郡官吏，汰劣存优。同时，开‘特科’，不限门第，广纳贤才。尤其要选拔熟悉农事、水利、刑名之干吏，充实地方。”
兴修水利，推广农技： “将益州、荆州行之有效的‘诸葛犁’、龙骨水车等新式农具，绘图造册，分发各州郡，命工坊仿制推广。同时，拨款修复黄河、淮河水系之重要水利设施，由将作大匠府派出工匠指导。”
这些方针，延续了诸葛亮一贯的务实风格，核心在于迅速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活力，并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土地矛盾。
蒋琬主管政务，对此深表赞同：“丞相所虑周详。安抚流民，恢复生产，乃稳定之基。然，中原士族势力盘根错节，如何使其配合朝廷政令，而非阳奉阴违，乃一大难题。”
费祎补充道：“还有一事，此前北伐，军中擢拔任用之寒门子弟、乃至降将之中，不乏才干突出者。如今战事稍息，如何妥善安置，既酬其功，又不至使其无所事事，亦需考量。”
陆逊则从军事和地域角度提出建议：“丞相，中原新附，人心未必全然归附。北境防线虽在构筑，然内部安定更为重要。亮建议，可效仿昔日东吴旧制，于关键州郡设立‘都督’，统揽军政，以应对可能的地方骚乱或边衅，待局势稳定后再行收回。此外，中原士族，尤其是颍川、汝南、清河等地大族，影响深远，需加以笼络安抚。”
诸葛亮认真听取各方意见，频频颔首。他尤其注意到陆逊关于笼络中原士族的建议。的确，要想在中原站稳脚跟，离不开这些地头蛇的支持，至少是不能让他们激烈反对。
皇帝刘禅，在这场关乎帝国未来的大讨论中，并非仅仅是旁听者。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尤其是在经历了御驾亲征的洗礼后，他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和参与度。
他并非事事插手，而是在诸葛亮定下大方向后，在具体推行和象征意义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一次廷议中，刘禅主动提出：“相父，诸位爱卿。朕观此次北伐，荀勖等人，尽心竭力，功不可没。荀氏乃颍川名门，世受汉恩，虽一度仕魏，然其心可悯，其才可用。朕意，擢升荀勖为光禄勋，参议朝政，并令其举荐中原贤才。如此，既可彰显朝廷不计前嫌、唯才是举之胸怀，亦可安抚颍川乃至中原士族之心。”
诸葛亮闻言，眼中露出赞许之色。刘禅此举，不仅是对功臣的酬赏，更是一次高明的政治表态，有助于化解中原士族对季汉政权的隔阂与疑虑。他当即表示支持：“陛下圣明！荀公曾才学广博，忠于职守，正堪此任。如此，可收中原士人之心。”
在政策制定期间，刘禅并未一直待在深宫。他时常在少量侍卫陪同下，微服出巡，视察长安周边的官田、民舍、市集，亲自了解新政在基层的推行情况，听取百姓的诉求。他甚至亲自下到田间，观看老农使用新式“诸葛犁”耕地，询问其优劣。这些举动，虽然更多是象征性的，却极大地塑造了他“仁德爱民”的君主形象，也使得朝廷的政令更接地气。
刘禅还下旨，在长安太学之外，于洛阳、邺城、许昌等中原重镇，恢复或设立官学，选拔各地俊才入学，由朝廷派遣博士教授儒家经典，并特意强调《春秋》大一统之义，从文化上强化新政权的合法性。他亲自为洛阳官学题写匾额，并下令搜集整理在战乱中散佚的典籍，由兰台令史负责。
大政方针已定，接下来的推行则是一场更为复杂和艰巨的战役。
对于流民的安置问题，朝廷派出大量干员，分赴各州郡，设立“安抚使”，负责登记流民，分发口粮，引导其归乡或前往指定区域垦荒。这项工作异常繁琐，常与地方豪强发生冲突，但在朝廷的强力推行和地方军队的威慑下，逐步展开。
朝廷还在长安、洛阳、邺城设立了大型官营工坊，专门生产“诸葛犁”、水车等，以成本价或赊销方式提供给农民。同时，鼓励民间工匠仿制，一时间，各地铁匠铺生意兴隆。同时还废除了曹魏时期许多苛捐杂税和关隘滥征的弊政，统一了度量衡，并由官府出资，疏浚主要漕运河道，鼓励商旅往来。长安、洛阳、襄阳、江陵等城市迅速恢复了往日的繁华，甚至更胜往昔。
官员的考核与监察方面，董允铁面无私，派出多路巡按御史，手持天子节钺，巡查地方，重点打击贪腐、渎职以及阻挠新政的官吏。一批原魏国时期的蠹虫被揪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提拔了一批像荀勖这样有才能、愿意合作的原魏国官员和本地士人。
诸葛亮还在刘禅的大力支持下开启了汉朝的首次人才选拔考试。首次“特科”考试在长安举行，不分寒门士族，只考实务策论，题目涉及农事、水利、刑狱、算术等。虽然引起了部分守旧士族“不重经学”的非议，但确实选拔出了一批急需的实务型人才，充实到了各州郡县。
在政务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军事方面的调整也在同步进行。诸葛亮多次召见姜维、邓艾，以及另一位展现出卓越战略眼光的年轻将领杜预。
随着大规模战事告一段落，诸葛亮开始有计划地裁减常备军数量，将更多士兵转为预备役，返回原籍参与生产。保留的常备军则进行混编和强化训练，使其更加精锐化、职业化。
北境防线事宜，姜维、邓艾、杜预与陆逊等人反复商讨，最终确定了以阴山-燕山-太行山-黄河为天然屏障，构筑多层次、有纵深的防御体系。重点加固雁门关、居庸关、井陉、壶关等要隘，并在关键节点驻扎机动兵团。同时，采纳杜预建议，在边境地区实行“军屯”与“民屯”相结合，且战且耕，以减轻后勤压力，并逐步向更北的区域渗透影响力。
庞统去世后，“霹雳营”的研究并未停止，由他的弟子们继续推进，重点转向小型化、便携化和精准化，以适应野战和城防的不同需求。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新政的推行取得了显着成效。
中原大地逐渐从战乱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田野里重新长出了庄稼，城市中恢复了往日的喧嚣，流民数量大为减少，社会秩序基本稳定。朝廷的威信随着一项项惠民政策的落实而逐步建立。刘禅“仁德”的名声也在民间传播开来。
然而，挑战依然存在。土地清查触及了豪强地主的利益，暗中抵制时有发生；部分原魏国士族仍在观望，对新政权缺乏真正的认同；庞大的官僚体系运转中，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的苗头也开始显现。
但无论如何，大汉这艘巨轮，在诸葛亮这位老练的舵手和刘禅这位日益成熟的船长共同引领下，已经驶过了最惊险的激流险滩，正调整风帆，朝着“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之后更加宏伟的目标——建设一个强大、统一、繁荣的新的大汉帝国——稳步前行。未央宫中的灯火，映照着的是一幅蒸蒸日上、却又任重道远的盛世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