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皇后出身于显贵世家，但为人谦逊恭谨，还特别喜欢读书，她谈论事情大多能和隋文帝杨坚想到一块儿去，杨坚对她既宠爱又有些忌惮，在宫中他俩被称作“二圣”。杨坚每次上朝，独孤皇后就和他同乘一辆车一起去，到了殿阁前才停下。她会派宦官观察杨坚，如果杨坚处理政事有失误，就立刻去劝诫。等杨坚退朝，她又和杨坚一起回到寝宫。有关部门上奏说：“《周礼》规定：百官的妻子，由王后任命，请陛下依照古代的制度来办。”独孤皇后说：“妇人参与政事，可能就会渐渐形成风气，不能开这个头。”大都督崔长仁，是独孤皇后的中表兄弟，犯了法应当被斩首，杨坚因为独孤皇后的缘故，想赦免他的罪行。独孤皇后说：“国家大事，怎么能顾念私情！”崔长仁最终还是被依法处死。独孤皇后生性节俭，杨坚曾经要配止利药，需要一两胡粉。宫里平时不用这个，找了半天竟然没找到。杨坚又想赏赐柱国刘嵩的妻子一件织成衣领，宫里同样也没有。
杨坚吸取北周的教训，不把大权交给外戚，独孤皇后的兄弟担任的官职不过是将军、刺史。杨坚母亲的家族吕氏，是济南人，向来地位卑微。北齐灭亡以后，杨坚派人寻找他们，却一直不知道在哪里。等到杨坚即位，才找到舅舅的儿子吕永吉，追赠外祖父吕双周为太尉，封齐郡公，让吕永吉继承爵位。吕永吉的叔父吕道贵，性格特别愚钝，说话粗俗浅陋，杨坚给他丰厚的供给，但不许他和朝廷官员交往。封他为上仪同三司，派他出任济南太守；后来济南郡被废除，他就在家中去世。
壬辰日，隋文帝前往岐州。
岐州刺史安定人梁彦光，施行惠民的政策，杨坚下诏对他进行表扬，赏赐他丝绸和御伞，以此来激励天下的官吏；过了一段时间，调他去当相州刺史。岐州风俗质朴淳厚，梁彦光用安静无为的方式治理，每年考核政绩，连续多次都是全国第一。等他到了相州，还按照在岐州的办法治理。邺城自从北齐灭亡后，有身份地位的读书人大都迁入关中，只有从事工商业的人和乐户被迁移来充实邺城。这里风俗险恶不正，喜欢造谣生事、打官司，他们把梁彦光看作是“戴帽子的软糖”（形容他软弱可欺）。杨坚听说后，就罢免了梁彦光的官职。一年多以后，又任命他为赵州刺史。梁彦光主动请求再去相州任职，杨坚答应了。那些强横狡猾的人听说梁彦光又要来，都嘲笑他。梁彦光到任后，揭发隐藏的坏人坏事，就像神明一样厉害，那些强横狡猾的人都偷偷逃走了，整个相州治理得非常好。于是他请来有名的儒士，在每个乡都设立学校，还亲自去考试，奖励勤奋的人，批评懒惰的人。等到举荐秀才的时候，他在郊外为秀才饯行，还资助他们财物。从此相州的风气大为改变，官吏和百姓都很感激和喜悦，再也没有打官司的人了。
当时还有相州刺史陈留人樊叔略，也有突出的政绩，杨坚下玺书表扬他，还把他的事迹通告天下，征召他入朝担任司农。
新丰令房恭懿，政绩在三辅地区数第一，杨坚赏赐他粮食和丝绸。雍州的各位县令上朝谒见时，杨坚只要见到房恭懿，一定会把他叫到坐榻前，询问他治理百姓的方法。房恭懿多次升迁，当上了德州司马。杨坚对各州的朝集使说：“房恭懿一心想着为国家着想，爱护百姓，这是上天和祖宗保佑的结果。我要是对他置之不理不加以赏赐，上天和祖宗一定会责怪我。你们应该以他为榜样。”于是提拔房恭懿为海州刺史。从此州县的官吏大多都很称职，百姓也越来越富足。
十一月丁卯日，隋朝派兼散骑侍郎郑捴到陈朝访问。
十二月庚子日，隋文帝回到长安，恢复了郑译的官职和爵位。
广州刺史马靖，很得岭南一带百姓的人心，军队训练有素，多次立下战功。朝廷对他起了疑心，派吏部侍郎萧引去观察马靖的举动，暗示他送儿子入朝做人质，表面上则说是去征收地方贡物。萧引到达番禺后，马靖马上就送自己的子弟入朝做人质。
这一年，隋文帝下诏，国内的百姓任凭他们出家为僧尼，还让百姓按人口出钱，用来营造佛经佛像。于是当时的社会风气跟着转变，民间的佛书数量，比《六经》多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突厥的佗钵可汗病重将死，他对儿子庵逻说：“我哥哥没把可汗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交给了我。我死后，你们应该把位置让给大逻便。”佗钵可汗去世后，突厥人准备拥立大逻便。但因为他母亲出身低贱，众人不服；庵逻出身尊贵，突厥人向来敬重他。摄图最后赶到，对众人说：“如果拥立庵逻，我会率领兄弟们侍奉他。要是立大逻便，我一定守住边境，用利刃长矛和他对抗。”摄图年长，又勇猛，突厥人没人敢违抗他，最终拥立庵逻为可汗。大逻便没能当上可汗，心里不服庵逻，经常派人去辱骂他。庵逻没办法，就把可汗之位让给了摄图。突厥人一起商议说：“四位可汗的儿子中，摄图最贤能。”于是共同迎接摄图，拥立他为沙钵略可汗，居住在都斤山。庵逻则迁居到独洛水，号称第二可汗。大逻便对沙钵略说：“我和你都是可汗的儿子，各自继承父亲的位置。现在你尊贵无比，唯独我没有地位，这是为什么？”沙钵略有些担心，就封他为阿波可汗，让他回去统领自己的部落。此外，沙钵略的叔父玷厥，居住在西面，号称达头可汗。各个可汗分别统领自己的部众，分布在四方。沙钵略勇猛且得人心，北方各族都畏惧并归附他。
隋文帝即位后，对待突厥的礼节很简慢，突厥人非常怨恨。千金公主痛心北周的覆灭，日夜在沙钵略面前进言，请求为北周报仇。沙钵略对他的臣子说：“我和北周是亲戚。现在隋公自立为帝，我却不能制止，还有什么脸面见公主呢！”于是和原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联合起来入侵隋朝。隋文帝很担忧，下令边境修筑防御工事，加高加固长城，命令上柱国武威人阴寿镇守幽州，京兆尹虞庆则镇守并州，驻扎几万军队来防备突厥。
当初，奉车都尉长孙晟送千金公主到突厥，突厥可汗欣赏他善于射箭，把他留下了一整年，让自己的子弟和贵族们与他亲近友好，希望学到他的射箭方法。沙钵略的弟弟处罗侯，号称突利设，很得人心，遭到沙钵略的猜忌，他秘密派心腹与长孙晟结盟。长孙晟和他一起打猎，趁机了解突厥的山川形势、部众强弱等情况，没有不清楚的。等到突厥入侵，长孙晟上书说：“现在中原虽然安定，但突厥仍然是个大麻烦。如果兴兵讨伐，还不是时候；要是对他们不管不顾，他们又会来侵扰。所以应该秘密筹划计策，想办法抵御他们。玷厥和摄图相比，兵力强但地位低，表面上他们相互从属，实际上内部已经有了矛盾；如果设法挑拨他们的关系，他们一定会自相残杀。还有，处罗侯是摄图的弟弟，他奸诈但势力弱小，用一些手段赢得了众人的欢心，突厥人都很喜欢他，因此遭到摄图的猜忌，他心里很不安，虽然表面上尽力弥补关系，但实际上充满怀疑和恐惧。另外，阿波在他们之间摇摆不定，他有些害怕摄图，受摄图的牵制，只依附强大的一方，没有固定的立场。现在应该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策略。派使者和玷厥沟通，拉拢阿波，那么摄图就会回兵防守西部。再拉拢处罗侯，让他联合奚、霫等部落，这样摄图就得分兵防守东部。让他们首尾猜忌，内部离心离德，十几年后，我们趁他们有矛盾的时候去讨伐，一定能一举消灭他们的国家。”隋文帝看了奏章后，非常高兴，于是召见长孙晟和他交谈。长孙晟又亲口陈述突厥的形势，用手画出山川地图，把突厥的虚实情况说得清清楚楚，就像在手指上看东西一样明白，隋文帝大为惊叹，采纳了他的建议。派太仆元晖从伊吾道出发，到了达头可汗那里，赐给他狼头纛。达头可汗的使者来隋朝，隋朝把他的位次安排在沙钵略可汗使者之上。任命长孙晟为车骑将军，从黄龙道出发，携带财物赏赐给奚、霫、契丹等部落，让他们做向导，得以到达处罗侯的驻地，和他推心置腹，引诱他归附隋朝。离间计施行后，突厥各可汗果然相互猜忌，离心离德。
始兴王叔陵，是太子的二弟，和太子不是同一个母亲，他的母亲是彭贵人。叔陵担任江州刺史，性格苛刻、狡猾又阴险。新安王伯固，因为擅长说笑话，受到陈宣帝和太子的宠爱；叔陵很嫉妒他，暗中寻找他的过失，想用法律来陷害他。叔陵入朝担任扬州刺史，很多事务都和中央官署有关，办事的人如果能迎合他的心意，他就暗示皇帝提拔任用；稍微有一点违背他的意思，一定会给人安上大罪，严重的甚至处死。伯固很害怕他，就讨好他以迎合他的心意。叔陵喜欢挖掘古墓，伯固喜欢打野鸡，他们经常一起到郊外去，关系非常亲密，于是就暗中谋划叛乱。伯固担任侍中，每次听到什么秘密消息，一定会告诉叔陵。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勾勒出隋朝初年政治、外交、社会治理的多重面相，其中蕴含的治理智慧与历史启示，即便放在今天仍有可解读之处。
独孤皇后与隋朝初年的“权力平衡”：传统伦理与政治现实的交织
独孤皇后的形象极具张力：她出身贵盛却保持谦恭，热衷读书且能与隋文帝政见相合，甚至通过宦官参与朝政纠错，被称为“二圣”，展现出对政治的深度参与；但当有司提议依古制让百官之妻由王后任命时，她又以“妇人预政不可开其源”拒绝，这种“参与却不越界”的姿态，既是对传统性别伦理的妥协，也暗含对权力边界的自我约束。
更值得关注的是她的“公私分明”：外戚崔长仁犯法，她坚持“国家之事不可顾私”，最终使其伏法；隋文帝限制外戚权力（兄弟不过将军、刺史），甚至对出身微贱的外家吕氏仅予供养而不许干预朝政，这显然是吸取北周外戚专权亡国的教训。这种对“制度约束”的重视，以及皇室成员对“私情让位于国法”的践行，为隋朝初年的政治清明奠定了基础——权力再大也需受规则制约，这在任何时代都是政权稳定的核心。
吏治改革：“能吏政治”与治理智慧的实践
材料中几位地方官的故事，堪称隋朝“吏治标杆”的样本：
--梁彦光在岐州以“静镇”得民心，政绩全国最优；迁相州后因风俗复杂，初期治理失效被免，复任后改为“发擿奸伏”（严厉打击豪强）与“兴学教化”并举，最终实现“阖境大治”。这揭示了治理的核心逻辑：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需因地制宜，刚柔并济——法治震慑奸猾，德治培育风气，二者缺一不可。
--樊叔略、房恭懿因“异政”“政为三辅之最”被皇帝公开褒奖、提拔，甚至成为全国官吏的“师范”。这种“以政绩论英雄”的激励机制，直接导向“州县吏多称职，百姓富庶”的结果。这印证了一个朴素的治理真理：官员的积极性与责任感，往往源于清晰的评价标准和公正的奖惩体系。
突厥博弈：外交战略中的“分化思维”与地缘智慧
突厥的继位之争与隋朝的应对，是古代民族关系中“以智取胜”的经典案例。佗钵可汗死后，突厥因“母贱”“贵”的身份争议陷入内部分裂，沙钵略可汗虽得位却面临阿波、达头、处罗侯等势力的挑战。长孙晟敏锐抓住这一矛盾，提出“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策略：拉拢达头、阿波以牵制沙钵略，联络处罗侯及奚、契丹以分散其兵力，最终使突厥“首尾猜嫌，腹心离阻”。
这种策略的本质，是跳出“武力对抗”的惯性思维，利用对手内部的利益分歧实现制衡。它揭示了地缘政治中的核心逻辑：面对强大的对手，硬拼往往代价惨重，而精准识别并放大其内部矛盾，往往能以最小成本实现战略目标。隋朝由此避免了与突厥的全面战争，为内部建设争取了时间，这对后世处理复杂国际关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南陈乱象：内部撕裂与政权衰亡的伏笔
与隋朝的清明形成对比的，是南陈始兴王叔陵与新安王伯固的“密图不轨”。叔陵“性苛刻狡险”，通过构陷异己巩固权力；伯固因畏惧而“谄求其意”，二人从互相猜忌到勾结谋逆，暴露了南陈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与分裂。这种“内斗优先于治国”的状态，注定了政权的脆弱性——当一个王朝的核心成员将精力用于权力倾轧而非民生治理时，其衰落只是时间问题。
结语：历史的“细节密码”与治理启示
这段材料看似零散，实则串联起隋朝初年“崛起”的关键密码：对内，通过制度约束（限外戚、明法纪）、吏治革新（重政绩、奖能吏）夯实统治基础；对外，以战略智慧化解外部威胁；而对手的内部撕裂，则加速了历史天平的倾斜。其中蕴含的道理至今仍具生命力：一个政权的强大，从来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制度清明、吏治高效、外交智慧与内部团结共同作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