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颎特别懂得避开权势，他上奏章请求辞去职位，把位置让给苏威。杨坚想成全他这美意，就同意他辞去仆射的职务。过了几天，杨坚又说：“苏威在前朝隐居不仕，高颎能举荐他。我听说推荐贤能的人应该受到上等的奖赏，怎么能让高颎离开官位呢！”于是又让高颎恢复原来的职位。高颎和苏威两人齐心协力辅佐杨坚，不管是政务还是刑罚，无论大事小事，杨坚都会和他们一起商量，然后才去施行。所以隋朝建立这几年，天下都称赞政治清平。
太子左庶子卢贲，看到高颎和苏威掌权，心里特别不平衡。当时柱国刘昉也被杨坚疏远猜忌。卢贲就暗示刘昉，以及上柱国元谐、李询，还有华州刺史张宾等人，一起谋划着把高颎和苏威赶下台，然后他们五个人一起辅佐朝政。卢贲又因为晋王杨广很受杨坚宠爱，就私下对太子杨勇说：“我卢贲很想经常拜见殿下，但又怕皇上责怪，希望殿下能明白我的一片苦心。”结果他们的谋划泄露了，杨坚彻底追查这件事，刘昉等人把责任都推到张宾和卢贲身上。公卿们上奏说这两人应该处死，杨坚念在他们是旧相识，不忍心杀他们，就把他们都削职为民。
庚子日，隋朝下诏，前代的品级和爵位，都照旧不降低。
丁未日，后梁主派他的弟弟太宰萧岩到隋朝祝贺。
夏天四月辛巳日，隋朝大赦天下。戊戌日，把太常寺的散乐艺人都放归为民，同时禁止表演杂戏。
陈朝的散骑常侍韦鼎、兼通直散骑常侍王瑳出使北周。辛丑日，他们到了长安，可这时候隋朝已经接受禅让，杨坚把他们送到北周静帝所在的介国。
杨坚征召汾州刺史韦冲为兼散骑常侍。当时征调稽胡族的人去修筑长城，汾州有一千多稽胡人在半路上逃跑叛乱了。杨坚召见韦冲询问对策，韦冲回答说：“夷狄这些人的本性，就是容易反复无常，这都是因为地方官员不称职导致的。我请求用安抚的办法，不用动兵就能平定。”杨坚觉得有道理，就命令韦冲去安抚那些叛乱的人，一个多月后，这些人都来了，并且去参加修筑长城的劳役。韦冲是韦夐的儿子。
五月戊午日，隋朝封邗公杨雄为广平王，永康公杨弘为河间王。杨雄是杨坚家族兄弟的儿子。
杨坚暗中害死了北周静帝，然后又为他举行哀悼仪式，把他葬在恭陵，还让北周静帝的族人宇文洛作为他的后嗣。
六月癸未日，隋朝下诏，在郊外祭祀和宗庙祭祀时所穿的冕服，必须依照《礼经》的规定。朝会时穿的衣服、旗帜，以及祭祀用的牺牲，都崇尚红色；军服则用黄色，平常穿的衣服可以用各种颜色。秋天七月乙卯日，杨坚开始穿黄色衣服，百官都来祝贺。从这时候起，百官平常穿的衣服，和普通老百姓一样，都穿黄袍。杨坚的朝服也是黄色，只是用有十三环的腰带作为区别。
八月壬午日，隋朝废除东京的官署。
吐谷浑侵犯凉州，杨坚派行军元帅乐安公元谐等率领几万步兵和骑兵去攻打。元谐在丰利山打败了吐谷浑，又在青海击败了吐谷浑的太子可博汗，俘虏和斩杀了上万人。吐谷浑上下震惊害怕，他们的王侯三十人各自率领部下前来投降。吐谷浑可汗夸吕带着亲兵远远地逃走了。杨坚封吐谷浑的高宁王移兹裒为河南王，让他统领投降的部众。任命元谐为宁州刺史，留下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镇守凉州。
九月庚午日，陈朝将军周罗睺攻打隋朝的故墅，把它攻克了。萧摩诃则率军攻打长江以北地区。
隋朝的奉车都尉于宣敏奉命出使巴、蜀地区后返回，上奏说：“蜀地土地肥沃富饶，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但在北周衰落的时候，这里却成了叛乱的源头。应该在这里分封藩王，让皇室子孙在这里繁衍发展。”杨坚觉得这个建议很好。辛未日，任命越王杨秀为益州总管，改封他为蜀王。于宣敏是于谨的孙子。
壬申日，隋朝任命上柱国长孙览、元景山一起为行军元帅，发兵侵犯陈朝，还命令尚书左仆射高颎指挥各路军队。
当初，北周和北齐铸造的钱币一共有四种，再加上民间私自铸造的钱币，种类繁多，重量也不一样。杨坚为此很头疼，就重新铸造五铢钱，这种钱的背面、正面、钱孔边缘和钱身都有凸起的轮廓，每一千枚重四斤二两。同时全面禁止使用古钱和私铸的钱。在关卡处放置新钱的样品，凡是和样品不一样的钱，就没收并销毁。从这以后，钱币才统一起来，老百姓觉得方便多了。
隋朝的郑译以上柱国的身份回家，杨坚赏赐他很多财物。郑译觉得自己被杨坚疏远了，就请道士设坛祈祷消灾，结果被婢女告发，说他用巫蛊之术诅咒。郑译又和母亲分开居住，被御史台弹劾，因此被削职为民。杨坚下诏说：“郑译要是留在世上，在人间就是个无道的臣子；在朝廷把他杀了，到地下他又是个不孝的鬼魂。他这样既连累阴间又连累阳间，简直没地方安置他。应该赐给他一本《孝经》，让他好好熟读。”然后让他和母亲住在一起。
当初，北周的法律和北齐的法律相比，繁杂却不得要领。杨坚命令高颎、郑译，以及上柱国杨素、率更令裴政等人重新修订。裴政熟悉典章制度，精通政务，他就参考魏、晋时期的旧律，一直到齐、梁的法律，研究它们的变革和量刑轻重，取其中合理适中的部分。当时一起参与修订的有十多个人，遇到有疑难问题，都由裴政来决定。于是废除了前代枭首、车裂以及鞭刑等刑罚，只要不是谋反及以上的罪行，就没有灭族的刑罚。开始制定死刑两种，即绞刑和斩首；流刑三种，从二千里到三千里；徒刑五种，从一年到三年；杖刑五种，从六十下到一百下；笞刑五种，从十下到五十下。还制定了议、请、减、赎、官当等条款来优待士大夫阶层。废除了前代审讯囚犯的残酷方法，拷打犯人不得超过二百下；枷锁和杖刑的大小，都有固定的标准。百姓要是有冤屈，县里不给处理，允许依次向郡和州申诉；如果还是不处理，就可以到京城去告状。
冬天十月戊子日，新法律开始施行。杨坚下诏说：“绞刑能致人死亡，斩首则让尸体分离，用来惩治恶人的方法，到这已经是极限了。枭首、车裂这些刑罚，从道理上说没什么可取之处，对惩罚和整肃罪犯并没有更多益处，只是表现出施刑者的残忍。鞭刑的使用，残害身体，深入肌肤，和脔割一样残酷。虽说这是远古的刑罚方式，但不符合仁爱之人的刑法理念。枭首、车裂以及鞭刑，都下令废除。重视功臣的誓言，不该只对他们进行惩罚；扩大官员的庇荫范围，让他们的亲属也能受益。原来服六年劳役的，改为五年；服三年徒刑的，改为三年。其他的刑罚也都用轻的代替重的，让死刑犯有机会免死，这样的条款很多，都详细记载在简策上。各种杂乱的条例和严苛的条款，都应该废除。”从这以后，隋朝的法律制度就确定下来了，后世大多沿用。
杨坚曾经对一个郎官发怒，就在宫殿前鞭打他。谏议大夫刘行本上前说：“这个人向来清廉，他的过错又很小，希望陛下能稍微宽容他一下。”杨坚不理会他。刘行本就站在杨坚面前说：“陛下不嫌弃我不贤能，把我安排在身边。如果我的话有道理，陛下怎么能不听呢；如果没道理，就应该把我交到有关部门处理。怎么能轻视我而不理会呢？”说完就把笏板扔在地上，然后退下。杨坚脸色变得严肃起来，向他道歉。于是原谅了那个被鞭打的人。刘行本是刘璠哥哥的儿子。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隋朝初年的历史记载，如同展开一幅新生王朝的治国画卷，既展现了权力整合的智慧，也透露出制度革新的决心，其中诸多细节值得深入解读：
君臣相得与权力平衡：稳固统治的核心
高颎主动让权于苏威，隋文帝却以“进贤受上赏”为由挽留，最终形成“颎、威同心协赞”的执政格局。这一细节绝非简单的君臣谦让，而是隋朝初年“精英共治”思路的体现——通过重用有能力的大臣，避免权力垄断，同时以“推举贤能”的价值观强化官僚体系的凝聚力。二人“政刑大小，帝无不与之谋议”的合作模式，既保证了决策的专业性，也体现了隋文帝对核心官僚的信任，为“革命数年，天下称平”奠定了基础。
而卢贲、刘昉等人因不满高、苏执政而谋乱，文帝虽严惩却“以故旧不忍诛，除名为民”，则显示了刚柔并济的统治术：既坚决打击权力挑战者以震慑潜在叛乱，又对旧部留有余地以稳定统治集团，避免因清洗过度引发动荡。
制度革新：从“破”到“立”的治国逻辑
隋朝的制度创新贯穿于政治、经济、法律等多个维度，且均指向“统一”与“稳定”两大目标：
--礼制与象征体系重构：修订郊庙冕服、规范朝会服饰（尚赤、戎服黄、常服杂色），甚至皇帝以黄袍为常服（百官同庶人着黄袍，唯帝用十三环带），本质是通过礼制统一强化皇权象征。废除前代杂礼，依《礼经》重建秩序，既是对儒家“礼治”传统的回归，也是用文化符号塑造“新朝正统性”。
--经济统一的关键一步：面对周、齐旧钱混乱的局面，隋文帝铸五铢钱、禁私钱、设样于关，实现“钱币始壹”。这一举措远超经济范畴——统一货币不仅便利商业流通，更通过经济规则的统一，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是王朝“大一统”在经济领域的直接体现。
--法律的人道主义转向：修订新律时，废除枭首、轘身、鞭刑等酷法，减省连坐，明确“死刑二、流刑三、徒刑五、杖刑五、笞刑五”的五级刑制，甚至规定“考掠不得过二百”“民有枉屈可逐级上诉”。这些改革打破了前代“以暴制暴”的司法逻辑，首次将“仁政”理念系统融入法律条文，既降低了社会治理的暴力成本，也为后世法律体系提供了范本（“后世多遵用之”）。
民族与边疆治理：恩威并施的策略
对汾州稽胡叛逃，韦冲提出“以理绥静”，最终“月余皆至，赴长城之役”；对吐谷浑，先以武力击溃（丰利山、青海之胜），再封其降王移兹裒为河南王“统降众”。这两种处理方式共同构成了隋朝的边疆策略：对小规模叛乱以怀柔为主，避免激化矛盾；对大规模威胁则武力震慑，再以“羁縻”巩固成果。这种“恩威并施”既减少了边疆治理的成本，也体现了对“夷狄之性”的务实认知——承认其“易为反覆”的特点，更强调“牧宰不称”的治理责任，将边疆稳定与地方官考核挂钩，颇具现代治理思维。
儒家伦理与政治实践的融合
郑译因“巫蛊”“与母别居”被除名，文帝却“赐以《孝经》令其熟读”，而非直接处死。这一处理极具象征意义：隋朝将儒家“孝道”与“忠君”绑定，以伦理约束官僚行为。对郑译的“教化”而非“诛杀”，既维护了法律权威（除名），又彰显了“以孝治天下”的理念，试图以道德教化替代单纯的暴力惩戒，强化官僚集团的价值认同。
刘行本直言劝谏文帝“笞一郎过轻”，文帝最终“敛容谢之，原所笞者”，则体现了儒家“谏议”传统的实践。这种“君纳谏、臣敢言”的互动，既是对官僚体系纠错功能的维护，也塑造了“君主虽尊，不废法度”的政治氛围，为权力运行提供了缓冲。
结语：隋朝初年的“奠基性”意义
这段记载中的诸多举措——从重用贤臣、统一货币，到革新法律、规范礼制——本质上都是在完成一个核心任务：将分裂已久的南北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层面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秩序体。隋文帝及其团队既继承了前代的治理经验（如采魏、晋、齐、梁旧律），又敢于打破陈规（废酷法、统一货币），其施政逻辑中的“务实”（如对旧臣的宽容）与“创新”（如法律改革），不仅让隋朝在短时间内实现“天下称平”，更为此后中国数百年的大一统格局奠定了制度基础。可以说，隋朝初年的这些实践，是中国从“分裂时代”走向“盛唐盛世”的关键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