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庚申年（公元前61年）到壬戌年，这三年发生了不少事儿。
公元前61年春天，皇上先是跑到甘泉，在泰畤祭祀天神；三月又跑到河东，祭祀后土神。皇上那是照着汉武帝当年的排场和规矩，认认真真搞祭祀。听方士说，益州有金马、碧鸡神，祭祀就能把神招来，于是派谏大夫、蜀郡人王褒拿着符节去求神。
之前，皇上听说王褒有才，就召见他，让他写《圣主得贤臣颂》。王褒这文章写得那叫一个溜：“贤才就像国家的‘高级装备’，用对了人，做事不费劲还效果拉满；就好比工人用钝刀干活累得半死，用上干将那样的好刀，再配上神级工匠，盖高楼都不费劲。普通人驾劣马，累得够呛也跑不动，换成顶级驭手驾好马，那速度直接起飞。穿凉快夏装不怕热，裹貂皮大衣不惧冷，这都是因为有合适的装备。贤才对于圣明君主，就是能轻松治理天下的‘神器’。以前周公为了揽人才忙得吃不上饭，齐国国君设高规格礼节求贤，都成就了大业。所以说，当领导的多花心思找人才，得到人才后就能躺平。臣子也是一样，没遇到好领导时，提建议没人听，忠心被怀疑；但要是遇到明主，那就是想法一拍即合，建议被采纳，还能加官进爵光宗耀祖。所以得先有圣明君主，才会有贤能大臣。就像老虎一叫狂风起，神龙一现乌云来，蟋蟀秋天才开唱，蜉蝣阴天就出没。《易经》《诗经》里都写了，太平盛世，人才自然就来了。朝堂上都是精英，齐心协力，那效果比顶级乐师弹琴、神箭手射箭还厉害。圣主得靠贤臣成就大业，贤才也得等明主才能大展身手。君臣双向奔赴，那配合简直绝了，干啥事儿都顺风顺水。要是这样，还有啥命令执行不下去？圣王不用累死累活，天下就能太平，还能延年益寿，何必像彭祖那样养生，像仙人那样修炼！”因为皇上当时迷信神仙，所以王褒文章里提了这些。
京兆尹张敞也来劝皇上：“老大，别老惦记那些神仙事儿了，远离方士的鬼话，多研究治国之道，咱就能走向巅峰！”皇上听了，就把尚方的待诏方士都打发走了。之前赵广汉当京兆尹很牛，他死后的继任者都拉胯，就张敞能接上他的班，虽然张敞在手段和情报收集上不如赵广汉，但人家能用儒家学问提升格局。
这时候皇上开始讲究排面了，宫殿、车马、服饰比昭帝那会儿豪华多了，许家、史家、王家这些外戚也跟着飞黄腾达。谏大夫王吉看不下去了，上书说：“陛下天生圣明，管理天下，发的诏书让老百姓超感动，但这还没抓住重点。能把国家治理好的明君不常有，现在公卿大臣赶上好时候了，可大家都只忙着处理日常事务，没搞出能流传万世的大计划，带您走向超神之路。老百姓看着好欺负，其实不好惹，您得慎重挑选身边人。孔子说‘礼’很重要，这话没毛病。咱们可以把古代合适的礼仪拿过来用。我希望陛下带着大家搞大事，制定新礼制，把老百姓都带向幸福生活，这样咱们就能比肩周朝成康盛世！我发现现在很多风气不对，比如结婚彩礼没个标准，穷人结不起婚就不生娃；贵族婚姻里男的地位比女的低，阴阳颠倒；大家穿衣、用车都不讲规矩，攀比炫富。周朝为啥能做到刑法都用不上？就是因为提前把坏苗头掐灭了。舜和汤不看出身选拔人才，咱们也应该废除官员子弟世袭的制度，选真正有本事的人；外戚和老朋友，可以多给点钱，但别让他们掌权；取消角抵这种娱乐，削减乐府规模，精简尚方机构，给天下做个节俭的榜样。古代工匠不做花里胡哨的东西，商人不卖奢侈玩意儿，这都是良好风气熏陶的结果。”但皇上觉得王吉说的太不切实际，没当回事儿，王吉心灰意冷，直接称病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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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年里，汉宣帝在祭祀、用人、宫廷作风等方面动作不少。他痴迷神仙，想通过祭祀招来神物，反映出当时帝王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王褒、张敞、王吉的进谏，展现了不同大臣的风格和想法。王褒迎合皇上喜好，用华丽比喻强调君臣配合；张敞直击痛点，劝皇上务实；王吉则眼光长远，指出社会深层问题，可惜没被重视。汉宣帝在听取建议上有选择性，对自己有利或符合心意的就接受，觉得不切实际的就置之不理。这种处事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统治，但也错失了解决社会潜在矛盾、实现更大发展的机会 ，为后续的一些社会问题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