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的喜悦并未持续太久，和平的曙光刚照亮大地，白家便再次被一片哀痛笼罩。白颖宇，这位顶着汉奸骂名为家族默默付出的三爷，在刚过上几天安生日子后，便因积劳成疾，撒手人寰。
他的离去，像抽走了白家最后的一根顶梁柱。至此，与白景琦母亲同辈分的人，一个也不在了。白家，彻底落到了白景琦和他四个哥哥这一代人的肩上。在白颖宇的葬礼上，白景琦看着满堂的儿孙，第一次感到了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从那天起，他便开始有意识地将百草厅的各项权力，逐步下放给儿子们，他希望这些羽翼渐丰的雏鹰，能尽快学会独自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然而，时代的巨轮从不会为任何人的悲伤而停歇。
1946年，内战的炮火再次燃遍神州大地。各行各业都受到了毁灭性的冲击，百草厅也不例外。尤其是济南的胶庄，作为阿胶生产的命脉，几乎所有的驴、马、骡子都被征用上了前线，阿胶的产量骤减了近六成。白敬承急得满嘴起泡，日夜奔波，却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祖传的基业在战火中艰难维系。
时间来到1948年，又一个沉重的打击降临。六十八岁的黄春，这位陪伴了白景琦一生、给了他无数温暖与支持的妻子，在睡梦中安详离世。
白景琦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个把月，才在儿孙的劝说下缓了过来。黄春的离去，让他彻底看淡了世事。他召集全家，将白家当家人的身份，正式交给了长子白敬业，而自己，则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陪伴家人上，享受着生命中最后的宁静。
1949年，内战接近尾声，国军的败局已定。一片混乱之中，何洛甫深知自己无法留下，便带着白佳妘和儿子何琪，在最后时刻登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那一别，隔着一片浅浅的海峡，却成了遥遥无期的守望。
新中国成立后，万象更新。1953年，国家提出了“公私合营”的政策。面对这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白敬业没有丝毫犹豫，他带领白家，成为了全北平第一个响应号召的民族资本家。他甚至还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的举动，像一颗定心丸，让更多的企业主逐步放下了疑虑，跟上了国家的步伐。
然而，岁月无情。1959年，七十五岁的杨九红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无疑又是一次巨大的冲击，让白景琦再次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与孤独。
1960年，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回来了。
田玉兰以中日民间文化交流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她此行唯一的目的，就是见一见自己的三个儿子。在白府的会客厅里，她见到了已经长大成人、结婚生子的白显翰、白显瑜和白显睿。
她和孩子们聊了很多，聊他们这些年的生活，聊她的近况，聊那些隔着海峡的思念。时光仿佛倒流，让她暂时忘记了身份的隔阂。但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因为签证的限制，一周后，她不得不再次与儿子们告别。
这一次，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只有成年人之间克制而深沉的悲伤。在火车站，田玉兰看着三个儿子各自的家庭，心中既有欣慰，又有无尽的酸楚。她知道，自己终究只是一个过客，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着，永远无法靠岸的异乡人。
1964年，北平早已改称北京。在一个寂静的秋日，白景琦唯一的妹妹，白玉婷，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她躺在病床上，呼吸微弱，但手里却依然死死地攥着那套万筱菊穿过的、早已褪色的戏服。她一生未嫁，孤独地守着一份遥不可及的爱，直到最后，脸上还带着一丝满足的微笑。对她而言，没能与他相守是一生的遗憾，但能这样心无旁骛地爱着他一生，或许也算是一种圆满。她的离去，像一片落叶，悄无声息，却带走了白景琦心中最后一点关于年少时的美好回忆。
时光荏苒，一晃又是十多年。
1978年，那个曾经在白景琦晚年生活中给了他最后一点慰藉的槐花，也走了。她七十五岁，走得很平静。槐花的离去，仿佛抽走了白景琦最后的精神支柱。从那以后，他的身体便每况愈下，曾经那个能一脚踹开房门、声如洪钟的七爷，如今连下床走路都成了一种奢望。他大部分时间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轮椅上，望着窗外的天空，一言不发，眼神空洞得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
1980年，北京迎来了一个格外温暖的冬天。
那一日，阳光透过窗棂，洒在白景琦的床前，给房间里的一切都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色。一百岁高龄的白景琦，在睡梦中，安详地合上了眼睛。他走的时候，脸上没有痛苦，嘴角甚至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仿佛在梦中，他又回到了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
整个白家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而七十三岁的李香秀，在为白景琦操办完那场盛大而肃穆的葬礼后，仿佛瞬间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她每天只是呆呆地坐在白景琦生前最爱坐的那张太师椅上，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喃喃自语。
“景琦，说好了一起走的，你怎么又先跑了……”
“你走了，留我一个人在这儿还有什么意思……”
她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败下去。家人请来最好的医生，也束手无策。所有人都明白，她不是生了病，她是心死了。
在白景琦离世后的第二十天，一个清冷的早晨，李香秀也停止了呼吸。她走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白景琦的一件旧袍子，仿佛这样，就能在另一个世界里，再次找到那个她追逐了一生的男人。
随着白景琦和李香秀的相继离世，一个时代，就此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