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5章
而根据王宽所知。
对于那些通过的官员，大宋朝廷自然会给予除了官身以外足够优越的待遇。
毕竟当官的那么多，可以获得皇帝亲自点定就非常的不容易了。对这些被选中人才，不论来源都给予了进士身份。
同时在经济基础上面，对于官员进行辅助性的帮助。也是这样的待遇，让这些人才可以跟风一样的参加。以此来达到，聚集天下英才的目的。
于是在南宋时期，虽然国朝境遇每况日下，但是对于人才的选拔却不仅并没有停止，相反还更加变得旺盛。
如春秋两季选拔官员传统，一般都是每次十个人选七人，之后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从三人选取一人、二人选取一人等，也也是这样筛选，才能够获得真正人才。
同时在宋孝宗时期，对于宗室内部，进行官员选拔进行限制，例如如果子女没有真才实学，只能够依靠父母的功绩活着。
那么对于这样的人，如果超过四十岁还没有考上，就不再允许其参加考试。因此在对于平民阶层上，是难得的公平考试方式。
从宋朝早期对于铨试制度的放弃，到后来制度重新改革上台。这项制度，一直在不断地进行完善。
其实宋朝时期本身就是，封建王朝各项制度的一个关键节点。在这之前，历朝历代更像是在开创历程，不断地摸索前进。
到了宋朝时期，已经拥有了不少前代的经验，因此已经可以在前人的行进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完善改革。而对铨试制度的改进，就是宋代统治者对于官员选拔制度，进一步的思考结果。
这项制度的完善，对于宋朝能够获得那么多优秀人才，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宋朝也正是依靠这些人才，才能够在那样艰难的外交环境下，坚持这么久的统治。
再有宋朝拥有一种名为留守制度的制度。
在宋代庞大的官僚体系当中，存在着一种特别的官职，这种官职对于整个宋代的政治经济体系运转，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那就是留守。
留守这一官职，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在整个官僚体制当中，起到一定的统筹安排作用。
这是因为留守这一职位是和皇权接触最密切的一种职位，更是宋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宋代的留守，之所以能够对宋代的政治生活产生那么重要的意义，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留守的职能较为广泛。
他不仅能够作为皇权的象征，宋代留守职能广泛，涵盖政治和经济等层面
可以旧制天子巡守、亲征，则命亲王或大臣总留守事，留司管掌宫钥及京城守卫、修葺、弹压之事，畿内钱谷、兵民之政皆属焉。
同时宋朝留守的职能非常广泛，可以参与官员选拔、管理祭祀事务和司法事务。
因为留守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维护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行，所以管理政治方面的事务，是留守最主要职能之一。
故而宋代留守可以参与官员的选拔，特别是在辟举制度当中能够发挥出主要的作用。
辟举制度，是宋代的一种选官制度，指的是某政务机构长官可以依据官员空缺的需要，来自行推荐和选择官员，而留守则是当时举荐官员的主要推动力。
与此同时，留守还是管理祭祀事务的主要职位。
要知道，古人对于祭祀事务都比较重视，尤其是皇室，所以能够让留守管理一定的祭祀事务，足以证明当时留守这一职位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皇权。
例如宋代东京的留守，就具有一定司法职能。
这是因为东京是当时较为发达的城市，人口众多，社会复杂，所以对于这一方面的管理同样也比较复杂，就需要统筹政治事务的留守来进行维护。
而关于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这同样是宋代留守所需要履行的重要责任，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其实也可以看出留守职能的广泛性。
首先从经济职能来看，留守具有管理税收事物的职能，正常监督商税的收入情况，是留守来管理税收事务的主要手段。
比如在《宋史》当中就有记载宋代留守杜充在这方面的上奏，“京城物斛涌贵，客贩盐米多被沿河口岸邀难，大纳力胜税钱，乞令客人于装发州县官司，具数自陈，出纳公据收执并与免沿河口岸力胜税钱，后到京城将公据付都商税院，缴纳如官司，辄敢阻节，并听于邻近官司陈诉，从之。”
可见遇到具体的税收问题之时，宋代留守也需要及时上报。
其次就是对于社会治安的维护，也需要宋代的留守来进行。
作为宋代官僚体系当中的重要部分，宋朝留守需要保证百姓的安居乐业，从而来保证官僚体系正常运行。
而想要保证百姓安居乐业，除了经济方面之外，必然还需要维护社会治安。
所以留守是当时维护社会治安的主要官职，比如说当时的西京留守范仲淹，就曾经平定了贼乱，起到了一定维安作用。
再有维护国家秩序，推动官僚体系的运转，在这一点上宋代留守制度也是意义重大。
因为留守这一职位，在整个官僚体系当中都十分重要，主要作用就是掌管宫钥和京城守卫。这直接意味着，在统治者不在京城的时候，留守具有调遣京城守卫的权力，也是京城治安的最主要维护者。一旦统治者外出处理事务，诸如祭祖、巡幸和亲征等等事务，留守就必须留守在京城，用以守卫京城的安全，起到维护皇权作用。
特别是在某些特殊时期，留守对于国家秩序的维护，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能够正常进行运转的主要动力。在关键时期代替统治者执政，既是对皇权的一种维护，更是对于国家秩序的一种维护。
比如宋代各项制度，都需要在留守的监督或者执行下来进行。比如说吏治制度，宋代的“三冗现象”十分严重，而冗官，正是这其中最严重的一个现象。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留守的存在，宋代的冗官现象才不会得到极速的扩大。
尽职尽责的宋代留守官员，积极监测官员的政绩，同时还维护了各项制度的运转，从而保证官僚体系的正常运行，能够起到一定的稳固政权的作用。
所以宋代留守制度，既是对宋代官僚体制的一种完善，也是对其一种维护。
这种完善和维护作用，通过留守官员的职能履行来体现出来，留守官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职能，为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国家秩序的正常进行和官僚体制的正常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
作为皇权最直接代表，留守官员不仅没有滥用权力，还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能，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在维护政治清明的同时，也保障了百姓的日常生活。
另外后世常用“文武百官”一言来形容古代官员庞大数目，所以当时皇帝作为一国王者，既要记住全国大小地方的各个事务，同时又要对每个官员以及他们管辖的职责范围都有相应印象，这未免对于他们而言多少有点过于强人所难了。
所以为解决官员人数众多而导致皇帝“脸盲”的情况发生。
在古代凡是朝议、官宴和一些重大国家仪式时每个官员都会穿着对应的服装，并根据官员管辖事务及品级的不同，着装颜色、样式也都有不同地方，由此一来，就能够令皇帝很好地分辨各部官员。
毕竟在深受封建等级礼制儒家思想影响的古代封建王朝里，皇帝可以天然享受一切尊贵待遇和特殊权利，而他麾下的文武百官也能够因此附属享受一部分特殊权利。
具体可细分到穿衣上，越是等级官职高位者，其可以穿的服装原料就更加优质，样式也要更加纷繁复杂精美细致，就连颜色搭配上都十分讲究，不和平常人相同。
当然由于文明和生产力受限，一直到隋唐之前，关于官服规格和颜色的要求还没有那么严格的规定。
直到在隋文帝杨坚建朝之后，才逐渐形成了中国历朝历代皆奉行的关于官服的严格规矩，唐朝诗人杜甫就曾写下“青袍官仕轻，白首更悲泣”的句来表达了等级森严官服制度中体现出官员等级。
如此等到后来行至宋朝，就已经彻底形成完整系统的官服制度了。
宋朝建立于公元960年，当时宋太祖赵匡胤打败后周始建北宋，由于赵匡胤本人就是前朝武官，所以北宋初建国时的各项政治管理规制也都是和隋唐及五代十国期间的制度并无大不同，其中也自然而然地承袭了官服制度。
所以在宋朝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就规定九品以上官员着青色官服；七品以上官员着绿色官服；五品以上官员着绯色官服；三品以上等级的朝廷重臣着彰显其尊贵身份的紫色官服。
一直到后来，后来的宋朝皇帝又将此改为原本青色官服不再沿用，七品或七品以下的官员一律穿绿色官服，六品以上的官员则统一为红色官服。，变三品重臣着紫色的规制，将四品以上的官员归为同等级一律穿紫色官服。
而关于这个体制，早在《宋史·职官九》中就有着详细的纪律。
等到北宋覆灭之后，后重建的南宋也继续了北宋时的官服制度。
而关于为什么放弃青色官服这一选择，原因一是因为青色和绿色及其难分辨，导致官员之间有无视礼法规制，越距穿比等级高的官员的官服礼制。
而且这种现象愈来愈严重，为了制止这种情况的蔓延，唐文宗时便明令宣布停用青色官服。
但是北宋时期是中国历朝历代以来官员数目最多的朝代，只以三色分辨文武百官太过笼统，所以，待到北宋初建之后，赵匡胤又重新采用了最开始的唐朝最初四色官服制度。
北宋翰林学士李昉曾写道：皇帝准令，初定礼制官服，紫色三品、红色五品、绿色七品、青色七品。
此外，宋朝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个典型的重文轻武的朝代，为了减弱武官在朝廷中话语权，宋朝大举推崇文史，不断增加文官职位和机构，比如“枢密院”、“中书门下”等等。
于是也就是在宋朝历代皇帝统治者这样的统治思想造就下，导致宋朝频频受外来入侵，加之武官减少、文臣多谏，导致国家形成内忧外患的情况。
而且，宋朝朝廷划分部门数目增加之后，原先派发给一个人的任务往往就需要三四个人共同参与，繁化了部门之间流程，且每个部门之间的职权范围划分不明朗，导致派发和问责难找源头，大大减弱了行政效率，这也是宋朝的一个非常严重政治弊端。
除此之外，文臣中还分为所谓“正官”“散官”，正官就是有实权，并且有明确的职权划分，分属重要部门管辖的文官。
“散官”则是北宋皇帝为了减弱武将在朝代的地位和话语权而虚设的无用官职，但在改制之前，对于这些有实权的官员和无实权的官员官服颜色还没有特别细致的划分。
直到改制之后，才开始对不同的官员官服做了严苛的规定而且除了颜色的规定之外，在细节绣制上，也做了很大改动，所以这里也是非常难以分辨的。
而且在宋朝时期，官位高并不代表其拥有实际权力，有些官员官职低，但他却拥有着很大实权，堪称超阶之官。
所以在官服设置之外，又多增设了一些外带饰品来辨别官员的身份。
如宋朝的天子会给立过大功或给做出很多实绩的官员赐予“鱼袋”，“鱼袋”作为一种配置在腰侧的荷包饰品，又分为两种不同颜色——金、银，其中金银两种颜色的鱼袋也根据地位、身份的不同而配置，不可以混带。
规制确定，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佩戴佩戴银色鱼袋。四品以上的官员，则可以佩戴金色鱼袋，因此，所以说，除了官服颜色规制之外，鱼袋也可以作为当时官员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
而这里各种复杂设定，也正是宋朝官服的严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