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刘尧诲刚反应过来，他之前的操作都是被魏广德牵着鼻子走，他如果真按照魏广德的命令，把壕镜的管理权拱手让人，让给那些百姓，自己怕是在士林中留不下什么清誉。
有了这个念头，刘尧诲这次和香山县令的交谈，时间就变得长起来。
“给壕镜百姓自治权，只是允许他们平时管理城内百姓，但是所有正式文书，必须报经香山县，并登记，上报广州和总督府。
给他们的权利，只是临机应对，但不算正式官府的命令，只有经过香山县批准，用香山县大印才算正式有效。
这点，你明白吗？”刘尧诲提醒香山县令道。
“大人，这和.....”
香山县令感觉到了，这会儿总督大人的态度，似乎和之前有所不同。
早前，大人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让壕镜自治，根本就没有要把权利收归香山县的意思。
“此事你不用管，三百石粮食和刚才说的，你直接告诉弗兰克。
其他的，本官稍后就会向京城上奏。”
刘尧诲确实打算马上上奏此事，当然，还是先给首辅大人那里写信，提及此事。
这真不是小事儿，关系到他刘尧诲的名誉，闹不好就会自绝于士林。
古代士人，不要脸的有，但绝大部分还是注重清誉的，不会一味的为了仕途就迎合上官。
后世，国外是用选举权限制地方官员行为，国内是靠上级，而此时则是士林清誉。
而此时的魏广德，也开始遭受来自许国的质疑。
“首辅大人，当初对壕镜的决策，我等刚刚入阁，还未理清头绪，所以在当时并未深思，就因首辅大人的态度选择默认。
不过这些天我左思右想，终归觉得不妥。
壕镜都有些什么人，除了佛朗机人，就是平民，没有功名在身，他们靠什么治理壕镜？
于士人共治天下，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壕镜凭什么改变？”
许国出声道。
听到许国的发言，包括申时行、余有丁等人都尽皆不语。
许国这话，有合乎他们心意的地方，那就是“与士人治天下”，但他口中“自古”二字，其他人就不敢苟同。
不过这个时候，他们自然不会出来拆自己的台。
其实，许国的质疑，他们何尝没想到，就算当时没反应过来，可这个时候也早就想到了。
只不过他们选择默不作声，或者说等待时机。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句话出自宋太祖赵匡胤，也的确是宋代政治的典型特征。
在中国古代史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既是政治术语，也是这一个“历史的说法”，有明确的史料支撑，是对宋代政治生态的高度概括。
这种“共治”的形成既非偶然“特例”，也非后世误读，是宋代统治集团主动构建的政治逻辑与制度实践的结果。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明确提出“重文抑武”的治国方针，他曾立“誓碑”于太庙，其中一条就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虽未必是原始文本，但反映了宋代对士大夫的保护传统。
到了宋太宗，更直接宣称“朕欲博求俊乂于科场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
士大夫的确参与了实际政治运作。
有宋一代，士大夫不仅是官僚体系的执行者，更是政策制定的核心参与者，除了日常政务、经济政策、土地政策、国家变法之外，国家边疆政策、对外征讨、都是以文御武，这在宋仁宗之后表现的非常明显。
宋代通过科举、监察、言官制度为士大夫“共治”提供制度支撑。
宋代科举取消诸如唐代的“行卷”风气这类“门第限制”，科举取士彻底平民化，推行“糊名、誊录”防作弊，录取规模扩大。
因此在宋朝，大量寒门士人，如像范仲淹、欧阳修这些人通过考试进入仕途，形成“士大夫多出草野”的局面。
至于前朝，自然是不存在什么“共治”这个说法的。
中国帝制时代的皇帝有三重身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宗教领袖。
宗教领袖需要解释一下，中国的传统是敬天法祖，天和祖就分别是信仰和崇拜的对象，皇帝也就扮演宗教领袖的角色，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君主自称天子，是天的儿子，代表天意，统御万方。
这个传统是从周代开始的，那时君主的称谓是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
后来秦始皇改君主称号为皇帝，也沿用了天子的自称。
汉朝的开创者刘邦，起兵造反，推翻秦帝国并与项羽争霸，夺取了全国政权。
从汉朝开始此后两千年，中国历次的改朝换代都是靠军事力量夺取天下，因此皇帝和皇家也就是中国境内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说白了帝制时期的中国就是一个军政府，皇帝就是最强大的军阀。
所谓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再说说士大夫，士的概念来自东周春秋战国时期，他们是不能继承爵位和财产的庶出贵族且拥有治理的能力和知识。
所以在古代中国，士大夫指的是官员、地主和文化人，也就相当于后世的官僚、资本家和知识精英。
千百年来，统治中国的，就是这股力量。
魏广德现在身份也是“士”，要让他说出反对的意见，说民主议政，当然是不可能的。
只要他敢这么说，明天朝野就会对他发难，集体弹劾他。
文官内斗是现实，不过在面对外敌时却会同仇敌忾，比如打压武将，对抗宦官，他们要保住和皇帝共治天下这个基本盘。
“呵呵.....”
魏广德这时候一阵轻笑出声道：“徐阁老的话虽然看似有理，可有一点徐阁老怕是误会了。
壕镜本是香山县之下一个小渔村，本来就是由当地宗族管理。”
魏广德开口提示道。
虽然皇帝和士人共治天下，但历朝历代还有一个现象，那就是皇权不下乡，最基曾单位，都是宗族势力在掌控。
而魏广德给出的答案就是，壕镜虽然现在是个城，但是按照传统，那里其实应该是宗族势力的地盘，而不是朝廷需要管理的。
虽然，他的行政方向，确实想把皇权下乡，直接参与基层管理，不过暂时阻力很大。
先把识字率提高，让百姓看得懂朝廷政策、告示再说其他。
“而且，壕镜本就因夷人而聚居，不管是夷人还是当地我大明百姓，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规矩，就如宗族一般。
此时朝廷插手其中，换做其他地方，怕是会引发民变。”
魏广德说完，看看其他人，见他们都面容严肃，这才继续说道：“当然，夷人和我大明百姓不同，允许他们自治，但朝廷从未说过不管。
否则，也不会有今日之议，朝廷要收回壕镜军事权利。
只不过为了当地百姓能安居乐业，避免夷人在壕镜做大，才对他们搞出来的那个什么议事厅进行约束。
夷人久居，可以参与地方事务的商议，当地百姓，也可以参与，双方对等，在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前提下，最终决策权收归香山县令。
这其中，不存在打破于士人共治天下的说法。
何况，开朝以来，本官不记得哪位先帝说过‘共治’这话，依稀记得太祖时倒是提过于百姓共治天下。”
朱元璋的统治以集权和严刑峻法着称，例如废除宰相制、设立锦衣卫等，这些措施削弱了士大夫集团的权力，强化了皇权对百姓的直接控制。
他虽提出过类似“与百姓共天下”的说法，但实际通过高压政策维护统治，而非赋予百姓政治参与权。
至于什么与士人共治天下，大明的皇帝貌似没人说过。
虽然，大家好像都这么做了，允许士人参政，甚至保留了不杀言官、对士林优抚的权利。
“在我看来，所谓壕镜的议事厅，其实就是地方宗族的祖屋，宗族内事务商议解决的地方。
而那些所谓的议事厅议员，则是各宗族的族老，各家解决事务，难道不是如此吗？”
魏广德看着许国反问道。
这也是大明乡野解决事务的基本模式，他相信在座所有人都不会反对。
否则消息传回去，怕是族内也会对他们有所看法。
魏广德这话说完后，申时行、王家屏等人都是微微点头。
把议事厅看做宗族解释事务的房间，议员看做各族族老，貌似也说得过去。
主要还是魏广德提到壕镜虽在香山县治下，但因属乡野，衙门怕是也不会去那里办公，这点他们很认可。
虽然这么说，魏广德算是勉强把这一关过了，不过接下来商议葡萄牙人希望入籍大明的时候，大家的意见还是相左。
这次，徐学谟没有站出来反对，而只是听着其他人的意见。
其实反对之人说的对多的还是那话，“非我族内其心必异”。
说起来，明人和蒙古人长相因为环境和饮食习惯不同，都是能区分的，更别说夷人了。
黑头发黑眼睛，那才是汉人的标配，夷人没有，所以很难被大家接受。
即便江治说卜佳劳有特殊本事，是朝廷急需的铸炮大师，其他人也都兴趣缺缺。
说到底，这都是奇技淫巧，包括申时行也是这样的态度。
魏广德听完其他人的意见，看徐学谟一直没有说话，于是趁着间隙就向着他说道：“徐大人对此有何看法，说起来，此事还是礼部的职责。”
“异族入籍并无先例，实难抉择。
不管此次阁议结果如何，我都要回部召集众人商议才能有定夺。”
徐学谟开口就玩起太极，内阁争执是你们的事儿，我礼部的事务，我们自己会讨论。
别觉得此时大明接纳蒙古人登记户贴似乎是运行异族入籍，因为太祖朱元璋老早就说过明继承宋元，所以实际上在他们口中的异族里，并不包括蒙古人。
蒙古人只是区分汉人的说法，但他们老早其实都已经被视为明人，只不过不服王化而已。
至于欧洲来的，还有周围藩国，那才是异族。
“呵呵，此事只是因为涉及夷人，所以才请徐大人过来商议，看看礼部的态度。
说起来，户籍还是户部在管。”
王家屏这时候不冷不热的开口说道。
听到这话，徐学谟的脸色一下子就垮下来，不吱声了。
如果内阁同意让那什么卜劳的入籍，还真就和礼部没关系了。
至于户部的意见，以张学颜现在对魏广德马首是瞻的态度，那肯定也不会有什么反对的声音，直接登记，发放户贴就完了。
不过申时行这时候忽然提醒道：“阁老，勿忘大唐旧事。”
魏广德听到这话，微笑道：“善贷自不敢忘，所以才有想，入我大明户籍，禁止掌兵，除非特旨，三代内不得科举应试，只招收有一技之长之人等。
做一些限制，让有才能者尽入我大明为陛下效力。”
大唐旧事，其实就是大唐兴衰史。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兴盛、最开放的时期之一，大唐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都是兼容并蓄，各国友人纷纷慕名而来，想要在这片繁华的土地上分一杯羹。
像晁衡，原名阿倍仲麻吕，是日本遣唐使，他在唐朝担任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高仙芝，高句丽人，在唐玄宗时期担任河西节度使；安禄山，突厥人，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御史大夫等。
据记载，当时有三千外国人曾在唐朝做官，朝堂上外国官员曾占到了全体官员的十分之一以上。
唐太宗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而朕独爱之如一。”直接给大唐贴上了“无差别拥抱”的标签。
大量的外国人加入大唐，固然给唐朝的国际化程度加分，促进多元文化的交融，但也埋下祸根。
这国际化其实就像是在煮一锅“文化大乱炖”，虽然味道鲜美，可火候掌握不好，也容易糊锅。
唐玄宗时期的宰相李林甫，不喜欢那些靠战功升上来的儒臣，觉得他们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于是他便建议皇帝多用胡人将领来掌管军队。
这样一来，很多地方的军队指挥官就变成了胡人，比如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这些，他们手下的士兵里，也有很多胡人。
原本唐朝用兵是为了防胡人，结果却反过来养胡人为兵，完全违背了初衷，接下来就是由盛转衰了。
“限制好，不过还需再斟酌。”
申时行开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