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之所以将这篇《进士家考》转载到了邸报上，刊行天下，其根本目的是戳破一个谎言，富贵修德的谎言。
在儒家构建的大同世界里，是官序贵贱各得其宜，尊卑长幼之序，就是只要遵循尊长幼的秩序，就可以致大同。
这个理论框架能够成立的根本基石，富而有德，富而好礼，富而能俭，就是富贵之家往往更有修养和道德，所以富、贵之家，就是天生地养的治人者。
类似的表述很多，比如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比如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等等。
这种解读是完全错误的，朱翊钧读书很好，他知道这是一种故意的曲解。
因为儒学里，君子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很有德行的人；一种是治人者也；
但多数的儒家学士解读的时候，都刻意的把这两种含义混为了一谈，解读为：治人者，就天生就有德行。
荀子曾经在讨论性本恶的时候，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如果王孙贵族、士大夫的孩子们不能明白礼和义，那就是庶人；如果庶人的子孙，积累了足够的学识，行得正，走的直，明白礼和义的重要性，就该是王公士大夫。
这个人是否尊贵，他这个人的价值，不看他的家世，而是看德行，他就是家世再好，没有德行，那就是废物一个，如果这个人家世不好，德行极好，那就是君子。
这才是原教旨的儒家理念。
这种思想，强调个人德行，而非世袭地位去决定人的价值，早在先秦时候，就已经出现。
正因为荀子的这些观点，他被开除了儒家的至圣先师的序列，大明士大夫人言必称孔子、孟子，很少谈到荀子。
而这名笔正更进一步的戳破了富而有德，富而好礼，富而能俭的谎言，显然进士之家，九成六的都传不过三代，富贵和德行、礼义、节俭这些美德，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甚至富贵会催发出人心之恶，没这点家产，还不会闹得这么凶。
对于皇帝陛下转载的这篇文章，大明上下，反响并不是很激烈，因为反响越激烈，这些事儿就越容易引起讨论，最终让这件事越广为人知，最好的应对手段，就是当没看见，算是一种无声的抵抗。
也没什么好值得反驳的，谁让这名笔正，是用了五年时间，考证了如此多的进士家族，得出的结论，是实事求是，要推翻他的观念，有些太难了。
大明上下内外，也逐渐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离开了儒家，大明王朝仍然能够存续。
儒家作为历朝历代最重要的统治工具，一直是郡县帝制、皇权体制下，维护皇权稳定最重要的手段。
皇帝把兖州孔府掀了，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如同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恐慌在蔓延，但很快，上到皇帝，下到万民，都发现其实并不会毁天灭地，相反，大明的秩序仍然存在。
先秦时候，至圣先师那么多，不是光一个孔子、孟子，荀子、法家、道家等等诸子百家，都有可取之处。
时间一久，大家发现，其实诸子百家一直存在，只不过大家披上了一层儒家的皮而已，现在把这层皮掀了，反而活的更加通透了。
比如徐贞明，比如柯延昌，陛下御笔册封的大司农、少司农，就大大方方的承认了自己农家的身份，并且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在之前，他们看起来是儒学士，但骨子里是农学士。
皇帝再次刺破了儒家的一些神话，代表着儒家的神圣性进一步被破坏，这对大明上下而言，不是那么难以接受的事儿。
大明所有的风力舆论，都集中在了侯于赵的《深翻》之上，上一篇《翻身》的立意还有些模糊，这本《深翻》的立意就非常的明显了。
翻身和深翻两本书，都强调了一件事，公平、公正、正义，是从来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要指望青天大老爷心善，普降甘霖，那是对明君圣主的幻想，真正的公平、公正、正义，都是斗争中得到的。
不去斗争，就无法获得正义。
从浙江还田和巩固还田的经验和教训去看，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资料的归属，真的不会从天而降，而是复杂的农户、佃户、地主、乡贤缙绅、官吏之间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共识。
而这个立意被剖析和解读后，自然而然的引发了一个推论，这岂不是说要鼓励斗争？
这种鼓励会把大明导向何等方向，会不会让稳定的大明不再稳定，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了。
除了斗争这个议题之外，还有就是浙江的变化，让人们措手不及。
皇帝陛下在浙江推行还田令，是惩罚，是对仁和县遭遇大火的报复，但陛下的报复和盛怒，似乎只给浙江带去了短暂的苦难，而后就迎来了堪称是辉煌的发展。
浙江拥有了整个大明最多的工坊、最庞大的匠人人口、如同江海一样的白银涌入、道路在变得四通发达硬化路面的路，冠绝大明，浙江能够生产大明所有的货物，甚至包括了皮草。
在浙东运河修通后，本来被认为不会有多少船航行的浙东运河，漕船头连着尾，铺满了整个浙江。
这就有了另外一个自然而然的思考：是否要牺牲小部分，即被还田的势要豪右、乡贤缙绅的利益，来换取整体的发展。
这里面有个难解的问题，今天可以牺牲这一小部分人，明天就可以牺牲另外一部分人，后天就轮到自己了。
大明的风力舆论，为此吵得不可开交，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都说服不了谁。
“天下困于兼并，还田，从来都不是什么牺牲乡贤缙绅，而是还债！这些乡贤缙绅、势要豪右手中累累血债，朝廷没有代万民追索他们的罪责，本身就是为了天下安定！”
“要我说，就不要执行什么还田，讨论什么时候还田了，而是均田！直接白没侵占的田亩，将田土还给农户！”大明着名自由派魁首李贽，站在太白楼，面色涨红，举着手奋力的说道。
李贽觉得还田这种手段，还是太温和了。
可考虑到陛下是继承大统，均田这种手段，也确实不太合适。
李贽和另外一名江南大儒高攀龙在辩论，二人在风力舆论场上，可谓是针尖对麦芒。
尤其是高攀龙治学矛盾说和阶级论后，和在江南完全两样，言必称矛盾，而且和多数意见篓子不同，高攀龙非常喜欢阶级论，并且对阶级论十分的推崇。
高攀龙认为阶级论三卷，阶级、分配、斗争，是解决任何矛盾的不二法门，是治国之纲常，他觉得任何士大夫都应该精通矛盾说，而任何一个官员，都应该精通阶级论三卷。
因为深翻和翻身引发了一轮风力舆论上的冲突，李贽和高攀龙的观点再次形成了区别。
“天下没有掉下来的馅饼，还田已经是朝中拿出来的最好办法了，不制造更大的社会风波，去改变阶级之间的鸿沟，你说的均田，我不赞同。”
“而且还田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也就是商品经济初步形成，脱离了这个基础去讨论还田还是均田，没有任何益处，尤其是对百姓而言。”高攀龙坐在椅子上，他并不激动，语气平稳。
对于是否以小部分人，即乡贤缙绅为主的地主阶级为代价，换来进一步发展，二人认为有必要的。
高攀龙和李贽最大的争议点一共有两个，第一个是李贽认为应该均田，而非还田，而且他认为应该立刻开始推动天下还田，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一个府一个府的做；
高攀龙则主张事缓则圆，认为应该还田，而且要缓步进行，在不合适的地方推行不合适的政令，是在害民；
“你怎么不去贵州均田呢？”高攀龙看着面色通红的李贽，想了想，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李贽嘴角抽动了下，高攀龙擅辩确实不那么好对付，李贽只好说道：“云贵川黔有很多的土司，并不适合推行还田为主的田策！那边甚至连田制都没有。”
“那甘肃呢？”高攀龙继续问道。
“甘肃连个地主都没有。”李贽沉默了下，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高攀龙这才站起来，对着太白楼里所有的儒生说道：“大明很大，地域广袤无垠，天南海北，各不相同，因为自然禀赋不同，发展不均衡是完全正常的，所以要因地制宜，而不是因为浙江的成功，就急匆匆的推向天下各地。”
“我反对盲目乐观的认为，浙江的成功，会在整个大明成功。”
高攀龙说到这里，停顿了下来，看向了李贽，等待着李贽的回答。
“你说得对，但我还是支持天下还田。”李贽抬着头，他首先认可了高攀龙的观点，才继续说道：“你自然可以站在朝堂、大局的角度去考虑，我真的做过农户，我知道，农户已经到了极限了，他们需要探出头来喘口气。”
“他们埋在心底的怒火，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的地步，甚至这些怒火，已经在大明的土地上开始燃烧，再不及时扑灭，就有燎原之势了，到那个时候，再进行扑灭，为时已晚。”
“他们已经等不及了。”
高攀龙讲的是道理，李贽讲的是民心所向，又吵了几句，谁都说服不了谁。
朱翊钧坐在天字号包厢里，看着争执不休的二人问道：“先生以为，他们两个谁说的对？”
张居正现在空闲时间很多，皇帝要出来玩，就把他拉上，一起来听这些聚谈了。
“李贽的说法。”张居正斟酌了一番说道：“道理其实不复杂，人人都能讲出一个子鼠丑牛来，可是李贽的说法，是基于现状的考量。”
“当然高攀龙说的也没错，一些地方，确实不适合还田，甘肃、绥远、云贵等地，还是欠缺了条件。”
从浙江还田经验而言，任何政令的推行，都会存在阵痛期，经济基础好一点的地方，挺一挺就过去了，不好的地方，是真的挺不过去。
“聚谈而已。”朱翊钧靠在椅背上，他并不准备参考李贽或者高攀龙的意见，制定国朝政策。
确切的说，自万历维新之后，大明国政，不受风力舆论的裹挟，因为多数风力舆论的背后，都是人为刻意制造出来的。
还田如此，丁亥学制如此，五间大瓦房也是如此。
信这些风力舆论，还不如读一读矛盾说和阶级论，至少矛盾不会骗人。
高攀龙眉头紧蹙，他知道今天的这次聚谈，又是不欢而散了。
李贽是圣上面前的红人，五品经学博士，高攀龙什么都不是，他其实有意和李贽搞好关系，但李贽的说法，让高攀龙连连摇头说道：“少折腾百姓，比什么都强。”
高攀龙这话，也是对的。
此刻的大明朝堂，并不昏暗，朝中的大臣们，也不是只知道党争的人间之屑，事实上大明还田政令一直在持续的推行。
从浙江到南衙五府，再从五府到七府，并且河南山东江西湖广等地，则普遍使用集体生产的营庄法。
看起来慢，但脚步异常的坚定，并不打算半途而废，李贽的观点，有点求速胜了。
习武里有句话，三分练，七分吃，剩下九十分靠睡觉。
练当然重要，但没有足够的肉食支撑，习武就是空耗体力，反而把身体折腾个半残废，穷文富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剩下九十分靠睡觉，如果休息不好，一切都是白瞎。
到了治理国家，这句话也适用。
政令当然重要，朝廷的政令倾斜，真的可以改变局部地区的发展，比如徐州府就坐上了还田的便车，这是皇帝赏赐给刘顺之保民生这种选择的政令，包括徐州机械厂，都是恩赐。
政令是朝廷托举，但没有经济基础支持，徐州机械厂和还田令也无法执行到位，那政令就是空耗民力，不仅没有作用，反而危害极大。
徐州府的问题就是之前四任知府有点不太做个人，一心一意迎合上意，不保民生导致的，当刘顺之进行了纠错后，徐州府本身就有成为北方机械重镇的潜力，有煤有铁有运河有官道驿路，现在还有了驰道。
政令、经济基础之外，剩下九十分，靠与民休养生息。
高攀龙这句话，少折腾百姓，比什么都强，说的就是与民休养生息。
李贽甩了甩袖子，也懒得再跟高攀龙吵闹了，二位聚谈的主讲人停下了争论，倒是一个个持有不同意见的士大夫们开始上台表露自己的意见。
这场聚谈，很快就走样了，从讨论还田，向着讨论礼法上去了。
秩序一旦被打破，就回不去了，打碎了旧的儒家伦理，没有建立起新的伦理秩序时候，才是最可怕的时候。
截止到万历二十二年为止，放眼世界，儒家的体系依旧是先进的、完善的、而且具有极高的可行性。
不客气的说：它的完整性、普适性、可执行性，超过了已知的任何宗教、任何思潮、任何文化创造出的治理体系。
泰西那套神学理论对社会的贡献，对社会的治理，在儒学面前，就像是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
儒家的理论体系，给每个人都安排好了角色，而赋予了每一个角色责任和义务，破坏这种责任和义务的人，就是违反礼教，就是人神共弃，连皇帝也不例外，伐无道，就是对皇帝失德的纠错。
现在儒家建立的理论体系，正在随着儒家神圣性的消亡，而逐渐发生改变。
比如，一名士大夫就表示：过去数千年以来，活的就是四个字，家国天下。
家，是软肋是牵挂，是奋斗的原动力；国，是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用手中的武器，赶走任何来犯之敌；而天下，则是诗和远方，远大理想和抱负；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包含了人们的一生。
现在随着自由学说的兴盛，一切都在被打破，首先就是责任问题，一些个势要豪右之家，已经不再组建家庭了。
朱翊钧听到这里的时候，猛的坐直了身子，仔细听了起来。
“铭毅鞋行的少东家刑彦秋，他现在都已经二十四岁了，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但是他没有妻子、妾室，他甚至不给那些生育子嗣的女子一个名分。”这位士大夫侃侃而谈。
“我问他为何不肯成婚，他反问：为什么要成婚？我这一辈子，我自己过得舒服就是，父亲让我传宗接代，我也做了，孩子长大了，谁强我就把家传给他。至于这孩子是否恨我，死后是否扒我的坟，又何必在意呢？”
“我继续追问他，为何不在意呢？他告诉我，死了就是死了，黄土一抔，何必在意。”
刑彦秋朱翊钧当然知道，他现在脚下的鞋子，就是铭毅鞋行做的，价格不菲，朱翊钧并不知道，这小子居然还没成婚！
连有点懒散的张居正都精神抖擞了起来，看向了皇帝陛下，带着浓烈的不安和焦虑。
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一个基本盘，这个基本盘是国朝存续的基石，就连大光明教最近也找到了一批自己坚实的基石。
连费利佩都有自己的梅斯塔协会，由牧羊人组成协会，这些牧羊人，成为了无敌舰队的海军、修建了无敌舰队、成为了大方阵的一员。
同样，这个基本盘，也是最方便、最容易、最简单可以被欺压和朘剥的人群。
他们既不似狡诈之徒无法无天，又不似有权有势的肉食者一样，有人为他们撑腰，每当王朝轮回，都代表着皇帝、朝廷、官衙、势要乡贤等等肉食者，已经把基本盘敲骨吸髓，基本盘极度萎靡时刻了。
从很早的时候，朱翊钧就知道，坚实的基本盘、拥趸，甚至不需要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一，就可以稳定维持政权的存在。
现在，自由学说，似乎在解构大明的基本盘，在否定社会身份应该承担的责任。
之后的聚谈，朱翊钧已经无心继续听下去了，张居正反倒是兴致勃勃，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已经退了，这些事儿，留给陛下去头疼就好。
相反这些士大夫们来自天南海北，他们讲着各方的风土人情，让张居正非常感兴趣。
朱翊钧回到通和宫后，下章到了松江府，询问刑彦秋不成婚，在松江府是否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七天后，松江知府胡峻德，给了皇帝陛下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这种现象并不普遍，整个松江府适龄未婚的势豪富商巨贾之子，一共才三个，而且还有一个是刚刚丧偶，不打算续弦；
坏消息是，养外室的现象，在家产万银以上的家庭，十分普遍，而且和离这件事，不再被人指指点点，甚至视为正常。
这代表着陛下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大明坚实的家庭伦理关系与制度，正在被冲击。
在黄金和白银这些货币展现出无所不能的魔力，金钱异化和自由学说的冲击下，旧的家庭伦理关系遭到了极其严重的冲击。
而松江府地面官员给出的答案是：不做理会。
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自己的付出值不得值得，都会放到秤上去考量，觉得值得就去做，觉得不值得就不必去做，如果过分的干涉，反而会显得朝廷多管闲事。
行政力量从来不是无所不能的，过分的阻止，反而会让路变歪，朝廷能做的顶多是引导，大明的行政力量有限，具体到自由派这件事上，朝廷的主要精力，要用在防范极端自由派上，而非有限自由派上。
“那就再看看吧。”朱翊钧朱批了松江府的奏疏，大明这艘大船在转向，在开海的路上越走越远，松江府作为大明开海、变法维新的桥头堡，自然会受到各种思潮的冲击。
就像是个大熔炉一样，各种思潮学说，都要在这个熔炉里过一遍。
都是维新变法路上，必然要经历的坎坷。
“臣倒是觉得，儒学仍然会最终取胜。”李佑恭常年在外，东奔西走，他甚至去过一次金山国，去的地方多了，见得多了，他觉得儒学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并且会在万历大思辨中，大获全胜。
只不过那时候的儒学，就不是复古儒学士们想要的儒学了。
甚至李佑恭认为，保守派会围绕着儒学，仍然牢牢的占据统治地位，并且儒学仍然是社会的主流思潮。
李佑恭继续说道：“儒学最大的问题，其实和大明之前的问题一样。”
“儒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这套纲常，无敌于天下，没人可以对它形成威胁，和大明在国初无敌于天下，几无敌手的情况是相似的。”
“无敌久了，慢慢就会走进了迂腐的死胡同里，一旦儒学士们，感受到了自己的地位遭受到了威胁，就会求变。”
儒学从来不是一成不变，这套学说也会不断的改变，来适应于当下社会，并且在博采众长，去其糟粕后，获得最终的胜利。
事实上，儒学正在发生改变，连商周同源，都是可以讨论的内容了。
李佑恭说的话，其实就是松江府地面官员想说，却没说出来的话。
松江府地面给的建议是不做理会，其实真正想说的是：这股思想上的碰撞，不会伤害到皇权，想要伤害到皇权的地步，怕是几百年也走不完。
儒学是久经考验的封建礼教，陛下虽然掀了孔府，破了儒学的神圣性，不代表儒学已经失败，相反，儒学在历史上，不止一次的失败，但每次都可以卷土重来。
儒学这股强横的生命力，完全是因为其可执行性很强，现在儒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适应生产力提升和生产关系改变。
朱翊钧琢磨了一下，也点了点头，儒学在改变，士农工商新解、商周同源、积极主动拥抱矛盾说，并且吸纳矛盾说方法论，是儒学士的改变，也是儒学的改变。
当然，和儒学有点针锋相对的阶级论，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
“陛下，王司徒的身体，可能不太行了。”李佑恭见陛下处置了今天的奏疏，告诉陛下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度数旁通、勾稽天下田亩、再建卫所发军饷实物、大明财相王国光已经有些大渐了。
李佑恭低声说道：“陛下，王司徒今年都八十三了，喜丧。”
作为陛下的伴读、陪练，李佑恭非常了解陛下，陛下从来不是薄凉寡恩之人，至情至性，王国光这个年纪，自古都是喜丧，但陛下依旧会感慨悲伤。
朱翊钧久久无言，沉默了许久，才开口说道：“摆驾，去看看吧。”
他见到王国光的时候，王国光正躺在一棵柳树下，呆呆的看着柳树吐新芽，当他听到陛下驾到的时候，挣扎着想站起来，但最终没能成功，他摇头笑着说道：“见过陛下，容臣失礼，实在是不能起身行礼了。”
“何必多礼，坐坐坐，好生修养就是。”朱翊钧疾走了两步，坐在了王国光面前。
“陛下到了，臣也该走了。”王国光看着陛下的模样，才笑着说道：“大明现在真的很好很好，恨不能多看两眼。”
朱翊钧不喜欢离别，但他这个人间帝王，留不住岁月在人身上的刻痕。
反倒是王国光，在生死之事上，看起来比朱翊钧要豁达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