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三年的暮春，上海的雨总带着一股子黏腻的潮气，像苏曼卿旗袍下摆沾着的栀子花香，缠缠绵绵，挥之不去。她撑着一把竹骨油纸伞，站在四马路的书铺檐下，看着雨丝斜斜地织进对面的石库门弄堂，青砖墙上的爬山虎被洗得发亮，叶片上的水珠滚落在“沈府”的铜环门扣上，叮咚一声，惊飞了檐下的燕子。
“苏小姐？”
身后传来温润的男声，苏曼卿转过身，撞进一双清隽的眼眸里。沈亦臻穿着月白色的长衫，袖口一丝不苟地卷到小臂，露出腕上一块旧银表，表链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晃动。他手里也拿着一把伞，却是西洋式的黑布伞，与这江南的雨景透着点格格不入的斯文。
“沈先生。”苏曼卿微微颔首，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伞柄上的雕纹。这是她第三次遇见沈亦臻，前两次都在这家“文渊阁”书铺——第一次他在看严复的《天演论》，第二次在翻鲁迅的《呐喊》，而今天，他手里捧着的是一本崭新的《志摩的诗》。
“雨下得紧，苏小姐要往哪里去？”沈亦臻的目光落在她怀里抱着的书册上，是几本线装的《漱玉词》，“看苏小姐常来买旧书，想必是偏爱古典文学？”
“不过是闲来无事，消磨时光罢了。”苏曼卿浅浅一笑，露出一对梨涡，“倒是沈先生，既读得西学，又爱得新诗，想必是新旧兼修。”
沈亦臻朗声笑起来，眼角的细纹里盛着暖意：“不过是杂学旁收。家父总说我不务正业，放着家里的生意不学，偏要整日与笔墨纸砚打交道。”他顿了顿，忽然指着对面的石库门，“我家就在那里，若苏小姐不嫌弃，不如暂避雨势？”
苏曼卿的心跳漏了一拍。她知道沈府——那是四马路上有名的绸缎庄“沈泰和”的老宅，沈老板就这么一个独子，听说留过洋，却偏对经商毫无兴趣，倒成了沪上小有名气的青年才俊，常在《申报》副刊上发表些散文小品。
雨还没有停的意思，她抱着书的手臂有些发酸，便点了点头：“叨扰了。”
沈亦臻替她撑开伞，两人并肩走进雨幕。伞下的空间很小，她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松烟墨香，混着雨气，竟让人觉得安心。石库门的门环被叩响时，门内传来老妈子的应答声，朱漆大门“吱呀”一声开了，露出天井里那棵百年的白玉兰，花瓣被雨水打落了一地，像铺了层碎雪。
“曼卿，这位是？”
正厅里传来妇人的声音，苏曼卿抬头，看见一位穿着湖蓝色旗袍的中年女子，眉眼间与沈亦臻有几分相似，只是更添了几分温婉。沈亦臻忙介绍：“母亲，这是苏曼卿小姐，在书铺偶遇，雨大，便请她来避一避。”又转向苏曼卿，“这是家母。”
“沈太太好。”苏曼卿连忙行礼，脸颊有些发烫。她从未想过会这样贸然走进一个陌生男子的家，还是这样的旧式家庭。
沈太太打量着她，目光温和却带着审视：“苏小姐看着面生，是住在附近？”
“回沈太太，我在霞飞路的女子中学教书，租住在贝勒路。”苏曼卿垂着眼帘，手指绞着旗袍的盘扣。她的父亲原是前清的秀才，家道中落后带着她来上海，三年前父亲病逝，只留她一人靠着教书度日。
“原来是苏先生。”沈太太的语气柔和了些，“亦臻常说现在的新女性不容易，苏小姐能在中学教书，定是有学问的。”她吩咐老妈子，“快去沏壶雨前龙井，再端些杏仁酥来。”
沈亦臻引着苏曼卿在花梨木的八仙桌旁坐下，厅里的自鸣钟滴答作响，墙上挂着沈老板的画像，穿着长袍马褂，目光威严。苏曼卿看着画像，忽然想起父亲书房里挂着的“耕读传家”匾额，心里泛起一阵酸楚。
“苏小姐教什么科目？”沈亦臻替她倒了杯茶，茶汤清亮，带着淡淡的兰花香。
“国文和历史。”苏曼卿抿了口茶，“学生们都爱听些诗词典故，只是现在时局动荡，总觉得教他们这些，不如教些实业救国的道理实在。”
“不然。”沈亦臻摇头，“文化才是根。就像这雨，看着绵柔，却能润透大地。诗词里的家国情怀，未必不比实业来得恳切。”他拿起桌上的《志摩的诗》，“你看徐志摩的诗，看似风花雪月，可‘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何尝不是乱世里人人心中的迷茫？”
苏曼卿怔了怔，她从未这样想过。在学校里，同事们都在谈论新思潮、新文化，骂旧文学是“封建糟粕”，可沈亦臻的话，却像这杯雨前龙井，初尝清淡，回味却悠长。
雨渐渐小了，檐角的水滴成了线。沈亦臻送她到门口，从书房里取了一本线装的《纳兰词》递给她：“这个送你，里面有我做的些批注，若苏小姐不嫌弃，可拿去看看。”
书的封面上题着“亦臻藏书”四个字，字迹清瘦有力，像他的人一样。苏曼卿接过书，指尖触到他的指腹，温热的触感让她心头一颤：“多谢沈先生，改日我定当奉还。”
“不必急着还。”沈亦臻看着她，眼眸在雨雾里显得格外深邃，“若苏小姐不介意，下次得空，可否与我一同去听听梅兰芳先生的《霸王别姬》？听说他新排了戏，月底在天蟾舞台上演。”
苏曼卿的心跳得像揣了只兔子，她低下头，看着青石板上的水洼里自己的倒影，轻声道：“好。”
那天的雨停后，上海的天渐渐热了起来。苏曼卿把沈亦臻送的《纳兰词》放在案头，每天睡前都要读几页。他的批注密密麻麻，有时是对词句的考据，有时是随性的感想——看到“人生若只如初见”，他写“初见易，久处难，乱世相逢，更是侥幸”；读到“当时只道是寻常”，他又批注“寻常日子，竟是如今最奢侈的念想”。
苏曼卿看着那些字迹，仿佛能看见沈亦臻在灯下批注时的模样，长衫，清茶，眉宇间带着淡淡的忧思。她开始期待月底的《霸王别姬》，像期待一场久旱后的甘霖。
可没等到底，沈亦臻却先来了女子中学。那天苏曼卿刚上完课，抱着教案走出教室，就看见沈亦臻站在走廊尽头的梧桐树下，穿着浅色西装，手里拿着一个纸包，引得几个女学生偷偷议论。
“沈先生？”苏曼卿有些惊讶，“你怎么来了？”
“路过，顺便给你带些东西。”沈亦臻把纸包递给她，“家母做的绿豆糕，说你上次来家里，许是爱吃。”
纸包里的绿豆糕还带着余温，苏曼卿捏着油纸的边角，心里暖烘烘的：“替我谢过沈太太。”
“我母亲说，苏小姐若是得空，这周末可来家里吃便饭。”沈亦臻看着她，阳光透过梧桐叶的缝隙落在他脸上，“我父亲也想见见你。”
苏曼卿的心猛地一跳。见父亲？这在旧式家庭里，可不是寻常的礼节。她犹豫着，沈亦臻却笑了：“只是便饭，苏小姐不必拘谨。我父亲虽是商人，却也爱听些诗词典故，你们定能谈得来。”
那个周末，苏曼卿提着一篮刚上市的杨梅，走进了沈府的大门。沈老板果然不像她想象中那般威严，穿着长衫，戴着老花镜，正坐在天井里看《申报》。见她来了，便放下报纸，笑着招呼：“苏小姐来了，快坐。亦臻常提起你，说你学问好。”
午饭很丰盛，沈太太做了糖醋小排、清蒸鲥鱼，都是苏曼卿爱吃的。席间，沈老板问起她的家世，苏曼卿如实说了，沈老板听完，叹了口气：“乱世里，能守住一份安稳已是不易，苏小姐能自食其力，更是难得。”他看向沈亦臻，“你该多向苏小姐学学，别总想着那些风花雪月的事。”
沈亦臻笑着应了，给苏曼卿夹了块鲥鱼：“我这不是在向苏小姐请教吗？”
苏曼卿的脸又红了，低下头，假装专心吃饭。沈太太看着他们，眼里的笑意藏不住。
饭后，沈亦臻带苏曼卿去了他的书房。那是一间朝南的屋子，书架上摆满了书，从线装古籍到西洋译本，琳琅满目。窗台上摆着一盆文竹，青郁挺拔。沈亦臻从书架上取下一个相框，里面是个穿着西装的年轻男子，站在埃菲尔铁塔下，笑容灿烂。
“这是我在法国留学时拍的。”沈亦臻的语气带着怀念，“那时候总觉得，中国也该像欧洲一样，有电灯，有火车，有民主自由。可回来才发现，路比想象中难走得多。”
“难走，也总要有人走。”苏曼卿看着照片里的他，眼里有光，“就像先生说的，文化是根，可若根都烂了，再美的花也开不长久。我教学生们诗词，也教他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总盼着他们能成为有用的人。”
沈亦臻看着她，眼神里多了些什么，像被点燃的星火：“曼卿，你知道吗？我一直在办一份小报，叫《沪上潮声》，刊登些新思想、新文学，也揭露些社会弊病。只是经费紧张，发行也困难。”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报纸，递给她，“你看，这是最近一期。”
苏曼卿接过报纸，头版就是一篇抨击时局的文章，笔锋犀利，字字见血。她翻到副刊，看到了沈亦臻的散文，写的是上海的里弄风情，字里行间都是对这片土地的爱。
“写得真好。”苏曼卿由衷赞叹，“沈先生，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比如写些稿子？”
沈亦臻眼睛一亮：“你愿意？”
“当然。”苏曼卿点头，“能为这样的事业尽一份力，是我的荣幸。”
那天下午，他们在书房里聊了很久，从诗词歌赋到国家大事，从《红楼梦》到《新青年》，仿佛有说不完的话。夕阳透过窗棂，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交叠在一起，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
自那以后，苏曼卿成了《沪上潮声》的常客。她写的文章，既有女性的细腻，又有知识分子的忧思，很快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沈亦臻常去女子中学找她，有时是送样刊，有时是讨论文稿，有时只是在操场边等她下课，看她和学生们说笑。
学校里渐渐有了些风言风语，说苏先生和沈老板的公子走得近。苏曼卿不在意，沈亦臻也不在乎。他带她去霞飞路的咖啡馆，听留声机里播放的西洋乐曲；带她去外滩看轮船，说等将来国家强盛了，要带她去看真正的大海；带她去城隍庙吃南翔小笼，看她吃得满嘴是油，笑得像个孩子。
七月初七那天，沈亦臻约苏曼卿在静安寺的湖心亭见面。他穿着白色的西装，手里捧着一束红玫瑰，那是上海最时兴的花束。湖面的荷叶上滚动着露珠，远处传来隐约的钟声。
“曼卿。”沈亦臻把玫瑰递给她，声音有些紧张，“我知道，我们家世不同，背景各异，或许未来会有很多阻碍。但我……”他深吸一口气，“我心悦你，很久了。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苏曼卿看着他，眼里的水汽氤氲开来。她想起第一次在书铺遇见他的样子，想起他书房里的文竹，想起他批注的《纳兰词》，想起他说“乱世相逢，更是侥幸”。她接过玫瑰，花瓣上的刺扎了她的手指，有点疼，却很真实。
“我愿意。”她说，声音轻得像羽毛，却带着无比的坚定。
沈亦臻把她拥进怀里，她能听到他有力的心跳，像擂鼓一样，敲在她的心上。湖面上的荷花，在晚风中轻轻摇曳，散发着甜腻的香气。
他们的婚事，果然遇到了阻碍。沈老板虽然欣赏苏曼卿的才学，却嫌弃她家境贫寒，又是孤女，配不上沈家的门第。他早已为沈亦臻定下了一门亲事，是苏州富商张家的小姐，门当户对，能助沈家的生意更上一层楼。
“亦臻，你要想清楚。”沈老板把沈亦臻叫到书房，语气严厉，“沈家就你一个儿子，你肩上担着的是整个家族的兴衰。苏小姐是个好姑娘，但她不适合做沈家的少奶奶。”
“父亲，我爱的是曼卿，不是张家小姐。”沈亦臻据理力争，“婚姻大事，本就该由我自己做主。再说，如今都民国了，难道还要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
“民国又如何？”沈老板拍着桌子，“在上海这片地界，没有家底，没有靠山，寸步难行！你以为你办那个小报能当饭吃？若不是沈家的生意撑着，你早就饿死了！”
父子俩大吵了一架，不欢而散。沈太太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只能偷偷劝苏曼卿：“苏小姐，你是个明事理的人，就当可怜可怜亦臻，别让他为难了。”
苏曼卿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她知道沈亦臻的难处，也知道沈老板说的是实情。在这个动荡的年代，爱情若没有物质的支撑，就像风中的烛火，随时可能熄灭。她开始动摇，是不是该放手，让沈亦臻去过他本该过的生活？
那天晚上，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着沈亦臻送的《纳兰词》，眼泪一滴滴落在“当时只道是寻常”那句话上。窗外的雨又下了起来，敲打着窗棂，像在为她哭泣。
就在她犹豫不决的时候，上海发生了一件大事——《沪上潮声》因为刊登了一篇揭露日军走私军火的文章，被巡捕房查封了，沈亦臻也被抓了进去。
苏曼卿听到消息时，正在课堂上教学生们读“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她手里的粉笔“啪”地掉在地上，脸色瞬间惨白。
她疯了一样跑到沈府，沈老板正急得团团转，见她来了，脸色更加难看：“都是你！若不是你撺掇亦臻办什么小报，他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沈先生，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苏曼卿强忍着泪水，“我们得想办法救亦臻出来。”
沈太太拉着她的手，哭着说：“苏小姐，你快想想办法，亦臻不能有事啊！”
苏曼卿知道，沈亦臻被抓，表面上是因为报纸的文章，实则是因为得罪了和日军勾结的汉奸。那些人早就想找借口除掉《沪上潮声》这个眼中钉。她想起学校里有位历史老师，是国民政府的秘密联络员，或许他能帮忙。
她冒雨跑到那位老师家，跪在地上求他：“老师，求您救救沈亦臻，他是个好人，他办报纸只是想唤醒国人，没有别的意思。”
那位老师被她的诚意打动，答应帮忙斡旋，但也说了，对方势力太大，只能试试看，而且需要一大笔打点的钱。
苏曼卿回到住处，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又跑遍了所有能借钱的朋友，可离需要的数目还差得远。她看着镜子里憔悴的自己，忽然想起了母亲留给她的那支金簪，那是家里唯一的念想。
她攥着金簪，走到当铺门口，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走了进去。当她把沉甸甸的钱袋交到沈老板手上时，沈老板看着她，眼神复杂，最终叹了口气：“苏小姐，是我错怪你了。”
在那位老师的斡旋和沈家的打点下，沈亦臻终于被放了出来。他走出巡捕房的那一刻，浑身是伤，衣衫褴褛，却一眼就看到了等在门口的苏曼卿。
“曼卿。”他声音沙哑，一步步朝她走去。
苏曼卿跑过去，抱住他，眼泪决堤而出：“亦臻，你回来了，太好了。”
“让你受苦了。”沈亦臻抚摸着她的头发，眼里满是愧疚，“我不该让你担这么大的风险。”
“我们是一家人，不是吗？”苏曼卿看着他，眼里闪着泪光，却带着笑意。
沈亦臻紧紧地抱着她，仿佛要把她揉进骨血里。他在心里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好好待她，绝不让她再受一点委屈。
沈老板最终松了口。他看着沈亦臻身上的伤，看着苏曼卿为了救亦臻不惜当掉金簪，终于明白，这个女孩身上有一种沈家需要的坚韧和勇气。他对沈亦臻说：“罢了，你们的事，你们自己做主吧。只是将来的路，要你们自己走了。”
民国二十四年的元旦，沈亦臻和苏曼卿在上海的教堂里举行了婚礼。没有盛大的排场，没有显赫的宾客，只有几个《沪上潮声》的旧友和女子中学的同事。苏曼卿穿着一身洁白的婚纱，是沈亦臻托人从法国买来的，简单却圣洁。沈亦臻穿着笔挺的西装，看着她的眼神，温柔得能滴出水来。
神父问他们是否愿意无论贫穷富贵、健康疾病，都彼此相爱，不离不弃。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愿意。”
婚礼结束后，他们回到沈府，沈太太把一支金簪交到苏曼卿手上，正是她当掉的那支：“这是我让亦臻赎回来的。我们沈家的媳妇，不能没有传家宝。”
苏曼卿握着金簪，看着沈太太慈爱的眼神，心里暖烘烘的。
婚后的生活，平静而温馨。沈亦臻不再办报，而是开始帮父亲打理生意，但他从未放弃对文学的热爱，常常在夜里写些文章，发表在其他报刊上。苏曼卿继续在女子中学教书，只是她的课堂上，多了许多关于家国情怀的内容。
他们的家，就在沈府后院的一个小跨院，有一个小小的天井，种着苏曼卿喜欢的栀子花。每到花开时节，满院飘香。沈亦臻会在傍晚帮她浇花，苏曼卿则会在灯下帮他誊写文稿，偶尔抬头，相视一笑，便是岁月静好。
然而，好景不长。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上海很快也陷入了战火，四马路的书铺被炸成了废墟，霞飞路的咖啡馆变成了伤兵医院，外滩的轮船再也看不到往日的繁华。
沈亦臻的绸缎庄也受到了冲击，日军强征物资，沈家的生意一落千丈。沈老板受不了打击，一病不起。沈亦臻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既要照顾父亲，又要想办法维持生计，还要躲避日军的盘查。
苏曼卿所在的女子中学也被迫停课，学生们有的逃难去了，有的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苏曼卿和几个同事一起，办起了临时的难童学校，教那些失去家园的孩子读书写字。
日子变得艰难起来，常常吃不饱饭，还要担惊受怕。但沈亦臻和苏曼卿从未抱怨过。沈亦臻会把仅有的口粮留给苏曼卿和难童们，自己则饿着肚子去跑生意；苏曼卿会在夜里缝补衣服，给沈亦臻和难童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一天晚上，日军突然进行大搜查，说是要抓捕抗日分子。沈亦臻拉着苏曼卿，躲进了地窖里。地窖里又黑又冷，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和外面的枪声、叫喊声。
“曼卿，怕吗？”沈亦臻紧紧握着她的手。
“不怕。”苏曼卿靠在他的肩上，“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等抗战胜利了，”沈亦臻的声音带着憧憬，“我带你去北平，看长城，看故宫，去读辅仁大学的中文系。我们还要去西湖，去看断桥残雪，去吃楼外楼的醋鱼。”
“好。”苏曼卿笑着点头，“还要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去。”
他们在黑暗中相拥，仿佛看到了胜利后的曙光。
然而，曙光到来之前，总有牺牲。沈亦臻为了给难童学校筹集粮食，冒险去和一个商人交易，却被汉奸出卖，遭到了日军的伏击。当苏曼卿赶到时，他已经倒在了血泊中，手里还紧紧攥着一袋米。
“亦臻！亦臻！”苏曼卿抱着他，哭得撕心裂肺。
沈亦臻艰难地睁开眼睛，看着她，露出一个微弱的笑容：“曼卿，别难过……我……我很庆幸……能在这乱世里……遇见你……”他的手无力地垂落，再也没有抬起来。
沈亦臻的葬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苏曼卿穿着一身黑衣，把他送的《纳兰词》放在他的墓前，那上面，还有他密密麻麻的批注。风吹过，卷起地上的纸钱，像一只只黑色的蝴蝶，飞向远方。
沈老板在沈亦臻去世后不久，也撒手人寰。沈太太带着苏曼卿，辗转去了重庆。苏曼卿继续教书，教那些流离失所的孩子，教他们诗词，教他们历史，教他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她常常在夜里，拿出那支金簪，想起沈亦臻的样子，想起他们在书铺的初遇，想起湖心亭的求婚，想起教堂里的誓言。眼泪会不知不觉地流下来，但她知道，她不能倒下，她要带着沈亦臻的希望，好好地活下去，等着胜利的那一天。
民国三十四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天，重庆的街头万人空巷，人们欢呼着，跳跃着，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苏曼卿站在人群中，看着漫天飞舞的纸花，泪流满面。
“亦臻，你看，胜利了。”她在心里说，“我们赢了。”
抗战胜利后，苏曼卿回到了上海。沈府的石库门还在，只是变得破败不堪，天井里的白玉兰树也枯萎了。她在废墟中找到了沈亦臻的书房，书架上的书大多已经不见了，只有窗台上的那盆文竹，竟然还活着，在角落里透着一丝绿意。
她留了下来，重新整修了沈府，把它改成了一所学校，取名“亦臻中学”，专门招收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孩子。她在课堂上，常常会说起一个温润如玉的青年，说起他喜欢的诗词，说起他对这片土地的爱。
许多年后，苏曼卿已经白发苍苍，她坐在轮椅上，看着操场上嬉笑打闹的孩子们，手里捧着那本泛黄的《纳兰词》。阳光透过窗棂，照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温暖而安详。
一个小女孩跑过来，好奇地问：“苏校长，这本书里写了什么呀？”
苏曼卿笑了，翻开书，指着“人生若只如初见”那句话，轻声说：“这里写着，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下雨天的书铺里遇见了。他们相爱了，在乱世里，像花一样，努力地绽放过。”
窗外的阳光正好，栀子花又开了，香气弥漫了整个庭院，像那个暮春的雨天，像沪上的烟雨，缠缠绵绵，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