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珠山的刺刀,锈了。
上野大队的那肮脏的魂,散了。
日军的撤退,彻底演变成一场灾难性的溃败。
在捞刀河与汨罗江之间,这片泥泞冰冷的土地,成了他们的 “滑铁卢”。
他们在弹药不足、补给断绝的情况下,顶着中国军队从四面八方射来的炮火,用最后的绝望白刃战企图杀出一条血路。日军第三师团、第四十师团这两支部队曾参与长沙攻城,此刻被第三十七军、第五十八军分割包围,尤其是第四十师团伤亡惨重;而负责外围牵制的第六师团,虽未陷入合围,却也因湘江补给线被袭,只能仓皇北撤。
一月十五日,战区天气终于转好。阿南惟几立刻派出最后剩下的十几架飞机,进行低空轰炸,为濒临崩溃的地面部队提供最后空中掩护。同日黄昏,在付出又一批惨重代价后,日军残部终于突破堵击,撤回到新墙河以北的地区。
历时近一个月的第三次长沙会战,至此全部结束。
我们最后再来算一笔,足以让中国在全世界面前挺起胸膛的胜利账单!
日军方面:第九战区的战后报告称,此役共毙伤日军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人(含饥寒、疾病导致的非战斗减员),俘虏日军一百三十九人,缴获步骑枪一千一百三十八枝、机枪一百一十五挺、火炮十一门…… 这一数据战后引发争议,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在日记中质疑 “薛岳有夸大战绩之嫌”。但即便按日方缩水后的战报(战死 1591 人、战伤 4412 人),结合第三方研究,日军实际战斗减员仍约 2-3 万人,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单次会战歼敌的最高纪录之一。
我方方面:中国军队也伤亡了近三万人。
我们以约 1.5:1 的交换比,取得了一场毋庸置疑的酣畅大捷!
更具说服力的是日军自身的记载: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在战后出版的部队史中,承认其下辖的独立步兵第三十八大队,有一个中队近两百名官兵,战后仅剩下三十八名幸存者;第四十师团所属的步兵第二三六联队,突围成功后清点 “战斗兵员”(能持枪作战者),仅剩下五十三人 —— 整个联队伤亡超七成,非战斗人员与伤员虽有七百余人,却已丧失作战能力。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中国军队的完胜!
而这场胜利最重要、最耀眼的意义,在于它发生的时间点: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这是整个同盟国阵营在二战初期最黑暗、最耻辱的一个月。
在太平洋,珍珠港的硝烟尚未散尽;
在菲律宾,麦克阿瑟的军队被日军围困在巴丹半岛,补给断绝,已陷入绝境(三个月后,这里将上演 “巴丹死亡行军” 的悲剧);
在马来亚,英国远东舰队的骄傲 ——“威尔士亲王” 号战列舰和 “反击” 号战列巡洋舰,于 12 月 10 日被日军飞机送入海底;
新加坡,这座号称 “远东第一要塞” 的城市,也即将在 2 月向日本人屈辱竖起白旗。
整个盟军阵营,都笼罩在被日军打得晕头转向的失败阴霾之中。
而就在这时,从遥远、贫穷、已独自苦战十年多的中国内陆,突然传来一声石破天惊的胜利惊雷!
长沙大捷!
这是自珍珠港事件爆发以来,同盟国在整个亚洲战场上取得的第一场、也是唯一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重大胜利!它像一道刺破黑暗的耀眼光辉,瞬间震动了世界!
英国《泰晤士报》用头版头条报道这场胜利,标题写道:“在此远东阴云密布之际,唯有长沙上空之云彩,确切光辉夺目!”
美国总罗斯福亲自给蒋介石发来贺电,称赞中国军队 “取得了同盟国在亚洲战场的重要胜利”,并指出 “此役彰显了中国军民抵抗法西斯的决心,为盟军提振了士气”。
苏联《真理报》也报道了长沙大捷,称 “中国军队的胜利为反法西斯阵营注入了新的力量”。
因为这场胜利,中国真正在同盟国中站稳了脚跟。
它不再是那个只需要被同情、被援助的弱国,而是被证明有能力、有决心与法西斯血战到底的重要力量!
蒋介石的声望也因此达到顶峰:1942 年 2 月,他出访印度协调英印防务;同年 6 月,他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成为世界级领袖人物。
而这一切,都源于长沙城下数万名中国将士的浴血奋战:
源于那个没留下姓名、却死守阵地的 “草鞋排长”;
源于在岳麓山脚下死战不退的葛先才;
源于在影珠山上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无名排长;
他们大多是湖南本地青年,有的刚放下锄头就拿起枪,却用生命守住了家乡,在世界的注视下,挺起了这个民族在最关键时刻的脊梁。
长沙!长沙!
这一声呐喊,不再是悲壮,不再是凄凉。
它是胜利的欢呼,是民族的回响!
它更是在整个远东的黑暗中,绽放出的唯一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