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烟斗之江湖：物是人非
父亲的老烟斗挂在堂屋的墙钉上时，总像一枚凝固了时光的琥珀。烟杆是早年他从山里砍的枣木，被几十年的手掌摩挲得泛着温润的红，烟锅边缘积着一层薄薄的炭黑，那是岁月烧出的印记——每一道纹路里，都裹着工地的灰、汗水的咸，还有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和事。每天傍晚，父亲总会踩着暮色从外面回来，先摘下墙上的烟斗，坐在门槛上慢悠悠地装烟丝。烟丝是老家寄来的旱烟，金黄里带着点褐，装烟时他手指要捻得碎碎的，再一点点填进烟锅，动作慢得像在完成一件郑重的仪式，仿佛每一粒烟丝里都藏着要细细回味的故事。
我小时候总爱蹲在他身边看，看他用火柴点燃烟丝——划火柴时他总习惯性地挡一下风，火苗窜起的瞬间，能照见他眼角的细纹。第一口烟吸进去时，父亲眉头会轻轻皱一下，再缓缓吐出一圈白雾，白雾裹着淡淡的烟香，飘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和着远处田埂上的蛙鸣、邻居家的狗吠，成了我童年最熟悉的傍晚图景。那时父亲还在城郊的建筑队干活，每天天不亮就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出门，车把上挂着母亲准备的饭盒，里面是两个白面馒头和一碟咸菜。晚上回来时，他裤脚常沾着泥点，袖口蹭着水泥灰，连头发丝里都藏着细小的沙砾，可只要一摸起这烟斗，脸上的疲惫就会少几分，偶尔还会跟我讲起工地上的事。
“今天跟卫国搭班子，那小子力气大，扛着钢筋跑三楼不喘气，”他吸了口烟，烟锅的火星亮了一下，在暮色里像颗小小的星，“中午吃饭时，他偷偷塞给我一个肉包子，说是他媳妇早上蒸的，还热乎着呢——你婶子要是知道了，准得说他偏心。”卫国是父亲的老乡，俩人都是从鲁南的小山村出来的，一起在这个建筑队待了快十年。父亲总说，在工地上，“老乡”两个字比啥都金贵，不是亲兄弟，却比亲兄弟还亲。谁要是感冒发烧起不来床，另一个准会帮着顶班，还会把热好的饭菜端到床头；谁要是家里寄了钱没到，对方就算自己紧巴点，也会凑出几块钱让他先买包烟、添双袜子。那时的工地就是个小江湖，没有复杂的规矩，没有弯弯绕绕的算计，只有最实在的互相帮衬——你帮我递块砖，我帮你扶下梯子，汗流在一块儿，心就贴在一块儿。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零下十几度，工地上要赶工期，父亲和卫国负责给墙体浇筑水泥。水泥浆刚搅拌好时还冒着热气，可一碰到寒风就凉得快，没一会儿就结了层薄冰。父亲的手冻得红肿，指关节粗得像小萝卜，拿铁锹的姿势都有些僵硬，握在铁锹把上的手时不时要搓一搓。卫国见了，二话不说把自己的厚手套摘下来塞给父亲：“你手比我糙，我年轻，扛冻！”那手套是卫国媳妇特意给他织的，藏青色的线，还带着点绒，暖得很。父亲不肯要，俩人推来推去，最后干脆一起戴一副手套——父亲扶着铁锹把，卫国使劲往下压，俩人胳膊贴在一块儿，互相借着劲，水泥浆顺着铁锹流进模板里，在寒风中慢慢凝结成坚硬的墙。
那天晚上收工，俩人坐在工棚里，就着一个搪瓷缸子喝白酒。白酒是散装的，辣得烧心，却能暖身子。父亲拿出烟斗，给卫国也装了一烟锅，烟丝燃着的味道混着白酒的醇香，在狭小的工棚里弥漫开来。工棚外的风呜呜地刮着，卷起地上的积雪，可棚里却暖烘烘的。卫国咂着烟，眯着眼睛说：“哥，等这工程干完，咱们一起回趟老家，看看家里人去。我媳妇说，咱妈最近总念叨你，说你去年带的那包茶叶好喝。”父亲点点头，烟圈从他嘴里吐出来，慢慢飘向工棚的窗户，窗外是漫天的雪花，一片一片落在玻璃上，很快就化了。“行，”他说，“到时候咱给妈多带两包，再给你家娃买个新书包。”
后来建筑队换了老板，新老板姓王，四十多岁，中等身材，总穿着件黑色的皮夹克，梳着油亮的背头，说话时嘴角总带着点似笑非笑的弧度。大伙儿都叫他“王总”，可私下里却更愿意叫他“老王”——总觉得“总”字太生分，也太假。老王为人精明，眼睛里好像总在算着什么，刚接手工地没几天，就把原本一天三十块的工钱降到了二十八，还说“现在活儿不好找，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有的是人来”。工友们虽有不满，可想着家里的老人孩子，想着要交的房租、要凑的学费，也都忍了——在城里讨生活，能有份活干就不错了，哪还敢挑三拣四。
杨爱国是工地上的木工，比父亲小五岁，手巧得很，打出来的木架又结实又规整。他岳父张老汉跟父亲、卫国在同一个班组，负责搬砖和搅拌砂浆。张老汉快六十了，背有点驼，是年轻时在老家种地累的，手上的老茧比砖还厚，裂开的口子常年合不上，贴满了胶布。他每天天不亮就跟着大伙儿上工，中午啃两个馒头，就着自带的腌萝卜，下午接着干，从不喊累。休息时他总坐在角落里，拿出孙子的照片看，照片都快被摸得起了毛。他总跟父亲说：“趁还能动，多赚点钱，给孙子攒点学费。娃聪明，老师说将来能考上大学，可不能因为没钱耽误了。”父亲和卫国都可怜他，重活累活总想着多帮衬一把——搬砖时父亲会多替他搬两摞，搅拌砂浆时卫国会多揽着点力气活。有时候卫国还会把自己的烟丝分给他一些，张老汉每次都攥在手里，舍不得抽，说要带回家给儿子抽：“我儿子在工地上开塔吊，比我累，抽点烟解乏。”
出事那天是个闷热的下午，太阳毒得像要把人烤化，空气里飘着尘土的味道，连风都是热的。工地上的吊机正在往三楼运钢筋，粗粗的钢筋捆了好几捆，用钢丝绳勒着，吊在半空中晃晃悠悠。张老汉负责在楼下扶着钢筋，防止晃动碰到旁边的脚手架。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领口都磨破了，额头上的汗顺着皱纹往下流，滴在地上，很快就干了。父亲当时正在不远处砌墙，手里的砖刀敲在砖上，发出“砰砰”的响。突然，吊机的钢绳“咔嗒”响了一声，那声音很脆，在闷热的空气里格外刺耳。谁都没反应过来，捆着钢筋的绳子就松了——后来才知道，是钢丝绳早就磨出了裂痕，老王为了省成本，没舍得换。
几根粗重的钢筋从三楼掉了下来，带着呼啸的风声，正好砸在张老汉身上。“轰隆”一声闷响，父亲回头就看见张老汉倒在血泊里，手里还攥着半截没吃完的馒头——那是他中午没吃完剩下的，准备下午饿了再吃。父亲和卫国疯了似的冲过去，想把钢筋挪开，可钢筋太重了，俩人使出全身力气，脸憋得通红，也只挪开一点缝隙。张老汉的眼睛还睁着，嘴唇动了动，嘴里断断续续地说着：“孙子……学费……”声音细得像蚊子叫，没等救护车来，头就歪了过去，眼睛里的光一点点暗了下去。
张崇明接到消息赶来时，骑着辆破摩托车，车后座还挂着给父亲买的降压药——张老汉前几天跟他说，父亲总头晕，让他顺路带点药。他冲进工地，看到围了一圈人，心里咯噔一下，拨开人群就往里面挤，嘴里喊着“我爹呢？我爹呢？”父亲说不出话，只是指着地上盖着的帆布——那是工地上用来盖水泥-张崇明像是全身力气都被抽走一般，双腿一软便直接瘫倒在地。他紧紧抱住父亲的胳膊，泪水如决堤般汹涌而出，仿佛一颗颗断线的珍珠，不停地砸落在父亲的裤腿上。
哥啊！我的爹爹怎么就这样突然离我而去了呀！今早他出门的时候明明还跟我说过，等到这个月月底发了工钱之后，就要赶回老家去看看咱们家那可爱的小孙子...... 然而，尚未把话说完，张崇明已经哭得昏死过去了。
一旁的众人见状，急忙手忙脚乱地掐着他的人中，过了好一会儿，张崇明才缓缓苏醒过来，并带着满脸泪痕对着爱国说道：爱国哥哥，请您务必多多费心处理一下咱家老爹的身后事吧。
卫国默默地看着爱国，然后又转过头来安慰崇明道：放心吧弟弟，我们一定会妥善安排好张叔叔的葬礼事宜，让老人家能够安息。毕竟这辈子，他实在是吃尽了苦头啊......
就在那个夜晚，父亲并没有回到家中，而是独自一人留在了简陋的工棚里面，整整守护了一宿。只见他从怀中掏出那支破旧不堪的烟斗，装上满满一锅烟丝后，却并未点火吸烟，仅仅只是死死地攥住它，以至于连烟杆都被他握得微微发烫起来。坐在他旁边，也没说话，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地上的烟蒂堆了一堆。工棚里很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狗吠声，还有远处工地塔吊的轰鸣声——老王没让停工，说“工期不能耽误”，晚上还有夜班的工友在干活。父亲看着远处的灯光，心里像堵了块石头，闷得慌。他想起张老汉早上跟他说的话：“老陈，你看我这烟丝，是我儿子给我买的，比你的好，明天分你点。”可现在，那烟丝还在张老汉的口袋里，人却没了。
第二天一早，老王就来了工地，身后跟着两个穿西装的人，手里提着黑色的公文包，看着像机关单位的人。他没去看杨爱国，也没提张老汉的后事，只是让工头把杨爱国叫到工棚里。父亲不放心，拉着卫国跟在后面，站在工棚门口听着。工棚里，老王从包里掏出三叠钱，放在桌子上，红色的钞票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扎眼。“这是三万块，”老王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一点情绪，“丧葬费、抚恤金都在这儿了，你签个字，这事就算了了。”
杨爱国红着眼睛，双手撑在桌子上，指节都泛了白。他看着桌子上的钱，又想起父亲倒在地上的样子，眼泪掉在钱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三万块？”他声音沙哑，“我爹在这儿干了三年，每天起早贪黑，就值三万块？”老王皱了皱眉，语气里多了点不耐烦：“小伙子，话不能这么说。工地上出事难免，我能给你三万块，已经仁至义尽了。你要是不签，这钱你一分都拿不到，到时候你爹连口棺材都买不起。”
卫国在门口听不下去了，冲进去说：“王老板，张叔在这儿干了这么久，没少给你出力，你就给三万块？你良心过得去吗？”老王脸色一沉，盯着卫国：“你算老几？这是我跟他家属的事，跟你没关系。想干活就出去干活，不想干就滚蛋。”杨爱国看着老王冷漠的脸，又想起父亲临死前的样子，心一点点冷了下去。他知道，老王说得对，他没钱没势，跟老王耗不起——父亲还在外面躺着，等着入土为安。最后，他拿起笔，手抖得厉害，名字写得歪歪扭扭，却还是签在了纸上。
张老汉的后事办得很简单，杨爱国用那三万块钱买了口薄棺——是最便宜的那种松木棺，刷了层黑漆，看着很单薄。他把父亲埋在了村后的荒山上，那里没有墓碑，只有一堆土，旁边长着几棵野草。父亲和卫国去送葬时，天上飘着小雨，细细的，像牛毛。杨爱国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响头，额头都磕出了血：“爹，儿子没本事，没能让你享一天福，连口好棺材都给你买不起……”卫国拍着他的肩膀，想说点安慰的话，却发现自己喉咙哽咽，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父亲站在旁边，手里攥着烟斗，烟锅空着，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顺着脸颊往下流，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过了大概半个月，父亲去工地的会计室领工资，路过老王的办公室时，听见里面有人说话。门没关严，留了条缝，父亲无意间瞥了一眼，看见老王正跟一个穿西装的人说话，手里拿着一叠文件。那人父亲见过，是那天跟老王一起来的两个人之一。“王总，这是意外险的理赔款，一共八万，您点点。”穿西装的人说着，把一个信封递给老王。老王接过信封，掂量了一下，嘴角露出笑：“辛苦你了，李经理。这事办得不错，以后咱们公司的保险，还找你们家。”
“应该的应该的，”李经理陪着笑，“不过王总，有个事我得跟您说一下，按规定，这意外险的理赔款，得有受害家属签字才能领。您看……”老王摆摆手，满不在乎地说：“这你就不用管了。保险是我们公司花钱买的，投保人是公司，法人也是我，这钱自然该公司领。家属那边我已经处理好了，三万块就把他们打发了，他们不会来找事的。”李经理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过来，笑着说：“王总您真是精明，这账算得透。”老王得意地笑了：“做生意嘛，就是要会算计。不赚钱的事，我能干吗？”
父亲站在门外，手里的工资袋掉在地上，里面的钱撒了一地。他浑身发冷，明明是夏天，却觉得像掉进了冰窖里。原来老王早就给工地上的每个人都买了意外险，保费却从工友们的工资里扣了——父亲想起每个月工资条上都有一项“杂费扣除”，问会计时，会计只说是“公司规定”，原来那就是保费。张老汉出事后，老王用三万块打发了杨爱国，却瞒着所有人，拿着公司的名义领了八万的理赔款——也就是说，张老汉的一条命，不仅没让老王花钱，还让他赚了五万块。
父亲捡起地上的钱，手抖得厉害，连钱都数不清。他冲出工地，找到正在干活的卫国，把这事告诉了他。卫国听了，气得把手里的铁锹往地上一摔，铁锹头砸在水泥地上，发出“哐当”一声响。“这黑心的东西！”卫国红着眼睛，就要去找老王算账，“张叔一辈子老实巴交，累死累活，最后却成了他赚钱的工具！我跟他没完！”父亲拉住他，声音沙哑：“你去了又能怎么样？他早把字签了，咱们没证据。你要是闹起来，他把你开除了，你一家老小怎么办？”
卫国蹲在地上，双手抓着头发，眼泪掉了下来：“那咱们就眼睁睁看着他这么欺负人？张叔泉下有知，能瞑目吗？”父亲没说话，只是掏出烟斗，装了烟丝却没点燃，任由烟丝散落在地上。阳光刺眼，照在工地上的钢筋上，反射出冷光。父亲看着远处忙碌的工友，看着那些跟张老汉一样，为了生活奔波的人，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他知道，老王说得对，他们没钱没势，跟老王耗不起——这就是底层人的无奈，连愤怒都要忍着，连悲伤都要藏着。
而此时的老王，正坐在家里的餐桌前，对着一桌子菜，眉飞色舞地跟儿子讲着自己的“精明”。他家客厅摆着新买的彩电，墙上挂着山水画，跟工棚里的简陋截然不同。儿子刚上初中，正扒拉着碗里的红烧肉，听老王说话时眼睛里满是崇拜。“儿子你知道不？上次咱们工地出的那事，那个老头摔没了，你猜爸怎么着？”老王夹了块排骨，得意地晃了晃，“爸在保险公司那操作了一下，不仅没赔钱，还净赚了五万块！这就叫会算账，懂不？以后你长大了，也得学爸这样，不然怎么赚钱？”
坐在旁边的王媳妇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脸上露出担忧的神色。她是个老实本分的女人，平时很少管老王的事，可这次却忍不住开口：“老陈，你别跟孩子说这些。有些钱能赚，有些昧良心的钱咱不能赚——那可是一条人命啊！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恐怕这事对咱们不好，别到时候遭报应了。”
老王脸色一沉，把筷子往桌上一放：“你懂什么？我赚钱养家容易吗？不这么干，怎么给你买金镯子，怎么给儿子报补习班？报应？那都是骗傻子的！只要能赚到钱，管他什么良心不良心！”王媳妇还想说点什么，可看着老王不耐烦的脸，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只是默默地给儿子夹了块青菜，眼神里的担忧更重了。窗外的天黑了下来，路灯亮了，可这屋里的光，却照不进老王心里那片被算计填满的角落。
从那以后，父亲抽烟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候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圈在他眼前飘着，像是张老汉没说完的话，像是那些被算计的血汗钱。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爱说爱笑，每天只是闷头干活，见了老王就绕着走，眼神里满是冰冷。卫国也变了，干活时更沉默了，只是偶尔休息时，会拿出烟丝，给父亲递上一点，俩人坐在角落里，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抽烟。工地上的气氛也变了，工友们渐渐知道了这事，虽然没人敢明着说，但看老王的眼神里都带着愤怒和厌恶。可没人敢反抗，只能默默地忍受着——为了生活，他们别无选择。
杨爱国再也没回过工地，听说他带着老婆孩子去了南方，再也没回来过。父亲偶尔会想起他，想起他跪在坟前的样子，想起他给父亲买的降压药。不知道他在南方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有没有告诉儿子，爷爷是怎么没的。有时候父亲会对着张老汉的照片发呆，照片上的张老汉笑得很慈祥，手里抱着孙子，眼里满是疼爱。父亲总会想，如果张老汉知道自己的命被老王算计成了钱，会不会难过？会不会不甘？
后来，父亲年纪大了，干不动工地的重活，就回了家附近的小厂当门卫。他把那把老烟斗带了回来，挂在堂屋的墙上，每天都会拿下来摩挲一会儿。烟杆上的枣木纹路，被他摸得更亮了，可那些藏在纹路里的故事，却越来越清晰。有次我问他：“爸，你还想张爷爷吗？”他点点头，叹了口气，声音里满是沧桑：“想啊，怎么能不想呢？他那么好的人，一辈子没享过福，怎么就落了这么个下场。”
去年冬天，卫国来家里做客，还带了一包好烟丝——是张老汉生前最喜欢的那种。他和父亲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院子里的梧桐树叶子早就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父亲拿出烟斗，装了烟丝，用火柴点燃，递给卫国。卫国抽了一口，烟圈慢慢飘向天空，他看着远处的山，轻声说：“哥，还记得张叔吗？我前阵子回老家，路过他的坟，坟上都长草了，我给拔了拔，还给他烧了点纸。我跟他说，咱们都挺好的，让他放心。”
父亲接过烟斗，抽了一口，烟味呛得他咳嗽起来。他看着卫国，眼睛里有些红：“好，好，还记得就好。等明年春天，咱们一起去看看他，给他带点他喜欢的烟丝。”卫国点点头，没再多说，只是和父亲一起坐在石凳上，看着天空。夕阳西下，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云彩像一样，慢慢飘着。烟圈在俩人之间飘着，像是在诉说着那些逝去的岁月，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
我站在门口，看着父亲和卫国的背影，看着那把老烟斗在夕阳下泛着光。我知道，那烟斗里装着的，不仅是烟丝，还有张老汉没来得及花的钱，没来得及看的孙子，还有老王那些算计的嘴脸，和他媳妇担忧的话语——而那些藏在话语里的“报应”，或许正在不远处，等着给这个精明的老板，上一堂迟来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