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冬夜总是来得早。景耀六年十一月的月光，透过汉昭烈庙的窗棂，洒在刘备的泥塑神像上，让那尊曾被香火熏得黝黑的面庞，竟透出几分苍白。庙外的街道上，零星有魏军巡逻的马蹄声掠过，打破了这座古都自刘璋降蜀后，四十余年未曾有过的死寂。当刘禅的降书送出城门时，那些曾在丞相府前跪拜哭送诸葛亮灵柩的百姓，此刻正蜷缩在自家屋檐下，听着北风卷过巷陌，不知该为苟全性命庆幸，还是该为故国倾覆悲戚。
一、宫城深处的抉择：从“北地王殉国”到“安乐公降诏”
太极殿的铜鹤在烛火中投下扭曲的影子，刘禅坐在龙椅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扶手上的饕餮纹。阶下，北地王刘谌的哭声像一把钝刀，反复切割着满朝文武的耳膜。“陛下！先帝创业于蜀，四十年栉风沐雨，岂能以一纸降书拱手让人？臣愿领宗族子弟死守成都，纵然战死，亦无愧于昭烈皇帝！”这位刘禅的第五子，双目赤红，腰间的佩剑已出鞘寸许，寒光映着他年轻却决绝的脸。
刘禅的喉结动了动，却没说出一个字。他瞥向站在角落里的黄皓，对方正用眼神示意他“莫要冲动”。三天前，当邓艾的大军抵达成都北郊的洛城时，宫中的禁军统领曾奏报“尚有甲士三万，可守三月”，可光禄大夫谯周的话却像冷水浇头：“成都粮库仅够支撑一月，若魏军围城，百姓必生内乱，到那时陛下想降也晚了。”
“皇叔此言差矣！”刘谌转向谯周，声音因愤怒而颤抖，“南中七郡尚有兵力，东州兵旧部多愿死战，姜维大将军在剑阁仍有数万兵马，为何不坚守待援？”
谯周抚着胡须，慢悠悠地答：“南中蛮夷久不服王化，若召之入援，恐引狼入室；姜维远在剑阁，钟会大军牵制其不得脱身；至于东州兵……”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阶下几位出身东州的大臣，“他们的家眷多在中原，人心早已浮动。”
这番话像一盆冰水，浇灭了殿中最后一丝抵抗的火苗。刘禅看着儿子紧握剑柄的手，忽然想起自己十七岁登基时，诸葛亮曾指着太庙的先帝牌位告诫他“为君者，当知进退，更当知护佑万民”。那时他不懂，只觉得丞相的话太过沉重，如今却似乎有些明白了——只是这“护佑”，竟要以舍弃祖宗基业为代价。
当晚，北地王刘谌带着妻子崔氏和三个幼子，来到汉昭烈庙。他跪在刘备的神像前，将降书的内容一一哭诉，然后拔出佩剑，先杀了哭求“苟活”的妻子，再亲手刺死三个懵懂的孩子。最后，他对着神像磕了三个响头，横剑自刎。血溅在神像前的青铜鼎上，与多年前祭祀的酒痕混在一起，像一道永不褪色的伤疤。
刘谌的死，没能改变刘禅的决定。五日后，刘禅率领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面缚舆榇”——反绑双手，车载空棺——出北门投降。邓艾亲自为他松绑，焚烧了空棺，以胜利者的姿态接受了降表。当“汉”字的龙旗从宫城的旗杆上降下时，成都的百姓中有老妇哭倒在地，指着天空喃喃自语：“丞相啊，您说的‘兴复汉室’，终究是成了泡影……”
二、剑阁的最后一搏：姜维的复国梦与士大夫的冷眼
绵竹失守的消息传到剑阁时，姜维正在军中推演战局。这位年近六十的大将军，手指在地图上的“成都”二字上停留良久，忽然将竹简狠狠摔在案上，吼道：“诸葛瞻匹夫！枉你是丞相之子，竟连三日都守不住！”帐外的士兵听到吼声，都不敢作声——他们跟着姜将军征战多年，从未见他如此失态。
副将廖化走进来，递上一封密信：“将军，这是从成都传来的消息，黄皓已不知所踪，谯周正在劝陛下投降。”姜维展开信纸，看着看着，指节因用力而发白。他忽然冷笑一声：“想让我姜维降魏？痴心妄想！”
当晚，姜维召来张翼、董厥等将领，说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钟会大军在剑阁外日久，粮草不济，必生异心。我等可假意投降，劝其据蜀自立，再趁机诛杀钟会、邓艾，复立汉帝！”
廖化皱起眉头：“将军，陛下若已降，我等复立何人？况且钟会乃魏之重臣，未必会反。”
“陛下降，是迫于无奈，”姜维眼中闪过一丝执拗，“钟会素有野心，我观其军中调度，早已不甘居人下。只要我等推波助澜，必有可为！”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归蜀，诸葛亮对他说“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可继吾志”，这份知遇之恩，成了他此刻唯一的支撑。
于是，姜维向钟会送去降书，言辞谦卑：“维久慕将军威名，今蜀主昏聩，天命归魏，愿率部归降，效犬马之劳。”钟会果然大喜，亲自出营迎接，与姜维“出则同舆，坐则同席”，仿佛真成了知己。
姜维趁机向钟会进言：“益州天府之国，易守难攻，将军若能据此地自立，可比刘备当年。邓艾专擅受降，已有不臣之心，不如先除之，再图大业。”钟会本就忌惮邓艾抢了头功，听姜维一说，当即决定动手。他上书司马昭，诬告邓艾“谋反”，又伪造了邓艾的书信，故意用词傲慢，激怒了司马昭。
景元五年正月，司马昭下令将邓艾押回洛阳，钟会趁机接管了邓艾的军队。此时的钟会，手握二十万大军，又有姜维的“支持”，越发觉得自立有望。姜维见时机成熟，便劝他：“应尽杀北来诸将，以防不测。”钟会犹豫再三，最终在元宵夜召集魏军将领，谎称“郭太后有遗诏，令吾讨司马昭”，逼他们签字表态。
然而，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透着致命的缺陷。钟会麾下的魏军将领多是北方人，家眷都在中原，谁愿跟着他在蜀地冒险？当消息泄露后，魏军士兵哗变，涌入钟会的营地。姜维率部死战，他身被数创，仍挥剑斩杀数人，最终力竭而亡。临死前，他望着成都的方向，喃喃道：“先帝、丞相，姜维无能……”
姜维的复国梦，最终成了一场血腥的闹剧。他死后，魏军在成都烧杀抢掠，刘禅的太子刘璇、关羽的后裔关彝等都死于乱兵之中。而那些曾在诸葛亮麾下效力的老臣，大多选择了沉默——他们见过太多征战，厌倦了无休止的厮杀，在他们看来，姜维的挣扎，不过是徒劳的牺牲。
时任巴西太守的马忠之子马勋，在乱中护着百姓躲入太守府。他对属下说：“汉祚已尽，非人力可回。姜将军忠则忠矣，却不知时势。”这种“知时势”的冷漠，恰是蜀汉后期士大夫心态的缩影——当理想被现实反复碾压，忠诚便成了沉重的负担，活下去，成了最实际的选择。
三、降者的结局：安乐窝中的故国之思与历史的镜鉴
刘禅被迁往洛阳后，司马昭封他为“安乐公”，赐宅第、奴婢，待遇优渥。一次宴会上，司马昭特意安排蜀地的乐舞，随行的蜀汉旧臣都触景生情，暗自垂泪，唯独刘禅看得津津有味。司马昭问他：“颇思蜀否？”刘禅答道：“此间乐，不思蜀。”
郤正听闻后，私下对刘禅说：“陛下下次若再被问，应泣而答‘先人坟墓远在陇、蜀，心常悲戚，无日不思’，或可感动陛下（司马昭）。”后来司马昭果然再问，刘禅便按郤正教的话说了一遍，只是挤不出眼泪，只好闭上眼睛。司马昭笑道：“这话怎么像郤正说的？”刘禅睁开眼，惊讶道：“确实是他教我的！”左右皆笑。
这段“乐不思蜀”的典故，成了后世嘲笑刘禅昏庸的铁证。可很少有人注意到，刘禅投降后，蜀汉的百姓并未遭受大规模屠戮，成都的城郭、农田都得以保全。那位力主投降的谯周，虽被时人骂为“卖国贼”，却在降书中特意要求魏军“保护蜀民，勿犯秋毫”。或许，从民生的角度看，刘禅的“昏庸”，反而避免了更大的战乱。
而那些不愿投降的蜀汉旧臣，命运则各有不同。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等被迁往洛阳，虽得官职，却形同软禁；镇南大将军霍弋在南中得知刘禅已降，痛哭三日，最后为保南中百姓，也只得降魏；曾劝谏诸葛瞻的黄崇之子黄勖，隐姓埋名，在绵竹关附近务农，每逢清明，都会去诸葛瞻父子战死的地方，插上一束野菊。
多年后，晋朝的史官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特意去了一趟成都。他登上锦官城的城楼，望着远处的武侯祠，想起自己曾是蜀汉的观阁令史，想起诸葛亮治蜀时“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不禁感慨万千。他在《蜀书》的末尾写道：“蜀之为国，号为天府，然历经数代，君臣乖隔，民有菜色，终至覆亡，非独兵弱也，盖失其政也。”
这句话，或许道破了蜀汉灭亡的根本。当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成了绝响，当姜维的“九伐中原”耗尽了国力，当黄皓的专权撕裂了朝堂，当谯周的“投降论”成为主流，这个曾以“兴复汉室”为旗帜的政权，早已失去了凝聚人心的内核。绵竹的战火、成都的降幡，不过是这个过程的最终呈现。
洛阳的月光，终究照不亮蜀地的沟壑。刘禅在洛阳安然度过余生，直到泰始七年病逝，享年六十五岁。他下葬时，没有使用帝王的礼器，只陪葬了一件蜀锦制成的背心——那是他年轻时，诸葛亮亲手为他缝制的。或许在某个午夜梦回，这位安乐公也曾想起成都的宫墙，想起那位总爱板着脸的相父，只是那份故国之思，早已被“此间乐”的安逸，磨成了模糊的影子。
而蜀地的百姓，很快便接受了新的统治者。他们继续在都江堰的灌溉下耕种，在锦江边织蜀锦，只是偶尔会对孩子说起：“很久以前，这里曾有个汉国，有位丞相，想把我们带向北方……”历史的尘埃，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渐渐掩埋了曾经的壮志与悲歌，只留下那些在史书中凝固的名字，供后人反复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