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章武七年（公元268年）夏，南中之地在海疆砥柱与故土情深两大方略的并行推进下，步入了一个内外兼修、蓄势待发的关键阶段。内政上三郡仓廪渐实，学宫人才初显，军备日益精良；对外，北线固守，海路渐通，且通过“文心北渡”之策，与巴蜀故地的精神联系在隐秘而坚韧地维系着。然而一个日益凸显的瓶颈制约着这个政权的进一步发展：人才，尤其是兼具忠诚、才干与开拓视野的新生代人才，严重匮乏。朝廷核心重臣如诸葛瞻、霍弋、郤正等虽能力卓着，然皆已年近或年过四旬，且多长于军事、内政或经学，对于新兴的海务、商贸、夷情等复杂领域，往往力有不逮。而南中本地培养的士子，虽忠诚可嘉，但阅历尚浅，视野多局限于一方。能否打破这一瓶颈，广纳贤才，尤其是吸引那些对晋室统治心存不满、心怀故国、且具备特殊才能的北方才俊南来投效，成为关乎南汉政权能否保持活力、实现长远发展的重中之重。
这一日，永昌不韦城兴汉学宫内，正举行一场非同寻常的策论大考。与以往考核经义文章不同，此次考题由卫将军诸葛瞻亲自拟定，颇为务实甚至“新奇”：“论海盐之利与边贸之防”、“析哀牢夷俗与教化之方”、“拟设市舶司条陈”。应考者除学宫常规培养的士子外，更有十余名面容陌生、气质各异的年轻人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或衣着尚带北地风尘，或言谈间有蜀中口音，或眉宇间透着商贾精明，甚至有一两人身着简朴夷装。这些人便是近半年来，通过各种渠道，历经艰险，从晋朝控制区辗转投奔南中的“南来才俊”。
考官席上，北地王刘谌罕见地亲临观考，卫将军诸葛瞻、秘书令郤正、安南将军霍弋等重臣悉数在列，气氛庄重。刘谌看着台下这些充满朝气又略带忐忑的面孔，眼中既有期许，亦有审慎。他低声对身旁的诸葛瞻道：“卫将军，此辈皆乃慕义来归，勇气可嘉。然其心性才具，是否真堪大用？需严加甄别，量才而用。” 诸葛瞻颔首：“殿下放心，瞻已令北地司详加核查其背景。今日之考，便是试其真才实学。”
策论考试持续了整整一日。期间，诸葛瞻等人仔细观察着每位应试者的表现。有人下笔千言，对海贸管理颇有见地；有人对夷情分析透彻，提出“因俗而治，渐导以礼”的方略；亦有人面对陌生考题，抓耳挠腮，显露窘态。
考试结束后，诸葛瞻与郤正、霍弋连夜阅卷，并与北地司郎中张瑛提供的背景核查资料相互印证，仔细甄选。他们发现，这批南来才俊背景复杂，动机各异：
其中有如费承，出身蜀汉旧臣家族，颇有文名，因不满晋吏打压蜀中士人，且感念汉恩，携家眷南来，其策论文章锦绣，然多引经据典，略显空泛。
有如李敢，原荆州江陵商贾之子，家族因不愿与东吴权贵勾结而受排挤，其人精于算计，对货殖、物流有独到见解，策论中提出的“官营船队与民间商队互补”之策，令诸葛瞻眼前一亮，然其商人背景，需防其唯利是图。
更有特殊者如阿朵，乃牂柯郡南部哀牢山夷部大头人之子，曾随父至楪榆贸易，仰慕汉家文化，主动请求入永昌学宫学习，其策论虽文辞粗朴，然对夷汉纠纷根源、山林物产利用的分析，鞭辟入里，展现了难得的务实与远见。
然而北地司的核查也发现隐患：一名自称来自巴郡的士子黄胜，背景存在疑点，其所述经历与北地司掌握的当地情况有出入，虽策论尚可，但动机可疑；另一名来自东吴豫章的工匠郑舟，号称擅长造船，然其技艺是否属实，是否东吴细作，亦需警惕。
面对这批良莠不齐、背景各异的投奔者，朝中态度出现了分歧。光禄大夫谯周及部分保守官员持谨慎甚至排斥态度，谯周在次日的朝会上直言：“殿下，此等北来之人，鱼龙混杂。或为失意文人，或为逐利商贾，甚或有夷狄之辈。彼等背井离乡，其心难测。若轻易授以高位，恐非但我朝机密泄露，更易引狼入室，扰乱我南中淳朴之风。老臣以为，当从严考核，多数安置闲职，徐徐观之，切不可骤加重用。”
安南将军霍弋则从实用角度出发：“谯大夫所虑不无道理。然我朝现今确需通晓海事、夷情、商贸之才。若因其出身而一概弃之，岂非自缚手脚？如李敢之流，虽为商贾，然其才或可用于市舶；阿朵之辈，熟知夷情，于安抚牂柯大有裨益。当用其长，而防其短。”
秘书令郤正则倾向于文化认同：“费承等士人，慕汉室正统而来，其心可嘉。当厚待之，置于学宫、秘书监，以彰我朝重文揽才之德，亦可吸引更多北地士子。”
决策的重担，再次落在了诸葛瞻肩上。他深知如何对待这批南来才俊，不仅关乎眼前的人才缺口，更关乎南汉政权的形象与未来吸引力。他综合各方意见，提出了一个系统性的“量才授职、固本防奸”的用人方略，奏请刘谌实施：
“殿下，诸位同僚。人才乃立国之本，非常之时，当有非常之量。然，纳才如淘金，需去芜存菁，用之有道。瞻以为，对此批才俊，当循以下四则：
其一，分级考核，量才录用。 不以其出身高低、名气大小为准，而以策论实效、北地司核查、及当面问对三者综合评定。确有其才者，如李敢，可试用于市舶司，任副使，主理商队调度；如阿朵，可授以‘夷曹掾’，协理牂柯郡夷务；如费承，可入秘书监，参赞文书，或于学宫任教。才具平平者，可安置于郡县为佐吏，观其后效。
其二，明定权限，严加监察。 对授以实职者，尤其是涉海事、边贸、军务等机要岗位，明确其职权范围，设定考核期。同时，由北地司与军中斥候配合，对其交往、言行进行秘密而必要的监控，防其通敌或泄密。
其三，背景存疑者，控制使用。 如黄胜、郑舟等，其才若确有用，可置于非核心部门，或令其从事技术性、事务性工作，其活动范围受限，以观其诚。
其四，厚待抚恤，以安其心。 对真心来归者，无论才具高低，皆需妥善安置，给予田宅，保障其家眷生活，使其无后顾之忧，深感国恩，乐于效命。”
此策既展现了广纳贤才的胸襟，又包含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得到了刘谌的认可。诏令下达后，这批“南来才俊”被依策分派：李敢兴奋地赴楪榆港市舶司上任，阿朵满怀使命感地前往牂柯郡府，费承则恭敬地进入秘书监整理典籍。而黄胜被派往永昌郡一个偏远县份担任文书，郑舟则在严密监督下进入舟械坊担任普通匠师。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李敢在市舶司推行其商队分级管理新法时，触动了原有胥吏的利益，被讥讽为“”北来竖子，不知天高地厚”，一度步履维艰。阿朵因汉化程度不深，与郡府汉人同僚沟通偶有障碍，且其夷人身份也受到部分汉吏的隐性歧视。费承则因文章过于古雅，与南中务实的文风不合，颇感失落。更严重的是，北地司果然发现黄胜有向晋朝秘密传递消息的嫌疑，虽证据不足，但已被严密监控；郑舟则被证实确有造船技艺，但其与东吴的关联仍是一根刺。
面对这些波折，诸葛瞻并未急于干预，而是指示相关部门：“此乃磨合之必然。李敢之困，需上官支持，助其立威；阿朵之难，需同僚包容，助其融入；费承之失，需引导其文风转向实用。至于黄胜、郑舟，继续监控，若其安分守己，则用其技；若有不轨，则依法严惩。”
同时他奏请刘谌，定期举行“聚贤宴”，由殿下或重臣亲自接待这些南来才俊，听取其建言，解决其困难，彰显朝廷重视。他还鼓励学宫开设“夷汉通译”、“海事杂学”等实用课程，让南来才俊与本地士子共同学习交流，促进融合。
数月之后，成效渐显。在李敢的精心打理下，市舶司的商队效率有所提升；阿朵利用其身份和智慧，成功调解了数起夷汉冲突；费承也开始尝试撰写更贴近实务的公文。尽管黄胜最终因试图窃取边境布防图而被北地司逮捕处决，郑舟则因一直安分工作且技艺贡献突出，逐渐获得了更多的信任。南汉政权在谨慎的开放中，注入了新的活力。
诸葛瞻在给诸葛尚的信中总结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然，纳百川亦需堤防坚固，引导有方。此批南来才俊，便如汇入我南中之新流。用得好，可润泽万物；用不好，则成泛滥之灾。关键在于，我主流需强，堤防需固，渠道需通。如此，方能生生不息。”
“南来才俊”的吸纳与任用，标志着南汉政权在人才战略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它打破了地域与出身的局限，以更加务实和开放的姿态面向外界，为这个政权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宝贵的新鲜血液，也为其在未来更广阔天地中的作为，奠定了人才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