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严明，令行禁止。
毫无节操，举止粗鲁。
奥利弗·克伦威尔深陷在自己的办公椅中，指节无意识地敲打着坚硬的橡木扶手。
他的脑海中，反复浮现出前几天那群“异教徒”士兵的身影，这两种截然相反、本该水火不容的气质，竟在他们身上诡异地融合并存，而且……并不显得有丝毫突兀。
这让他感到一种源自认知深处的困惑与烦躁。
他们的阵列变换之迅捷、执行命令之坚决，是他在欧洲任何一支以纪律着称的军队——无论是西班牙大方阵还是瑞士雇佣兵——身上都未曾见过的。
那是一种刻入骨髓的、对命令和秩序的绝对服从，一种为了达成战术目的可以毫不犹豫牺牲个体的冷酷效率。
然而，在战斗之外，他们却又显得如此……粗野。那些他无法理解的、音节古怪的呐喊，那种毫无骑士风度、只追求致命效率的搏杀方式，以及面对他这个议会领袖时，那纯粹出于战术考量、甚至不带个人情绪的彻底“无视”。
“为什么？”
克伦威尔喃喃自语，眉头紧锁。
渐渐地，一个让他脊背发凉的念头开始清晰。
他意识到，这两种特质或许并非矛盾，而是源于同一个核心——一种剥离了一切道德、荣誉和宗教外衣的，纯粹的实用主义。
他们的纪律，并非源于对上帝或国王的敬畏，而是为了“赢”。
他们的粗鲁，也并非因为缺乏教养，而是因为在战场上，礼貌和优雅毫无价值，只有“结果”才重要。
他们是一把纯粹为了“使用”而被锻造出来的利刃。
这把刀不在乎被谁握在手里，也不在乎砍向谁，它唯一的“道德”就是锋利，唯一的“节操”就是完成握刀者下达的指令。
“他们效忠的不是查理，”
克伦威尔得出了一个令他不安的结论，“他们效忠的，是那个付钱给他们，并能让他们发挥‘用途’的东方皇帝。查理，不过是那把刀暂时庇护下的……一个幸运的装饰品。”
想通了这一点，他非但没有感到轻松，反而压力更重了。
他面对的，不再仅仅是一个不得人心、财政拮据的国王，而是一种他完全无法理解，也无法用传统的政治或道德话语去应对的、冰冷而高效的战争逻辑。
“这场战争打不了，也打不赢。”
在威斯敏斯特宫幽深的廊柱阴影下，奥利弗·克伦威尔与约翰·皮姆、约翰·汉普登等议会核心人物聚在一起，声音压得极低，交换着这个令人沮丧却无比清醒的判断。
他们是民主派，是反对王权专制的斗士，这是事实。但他们不是傻瓜，更不是被狂热冲昏头脑的盲动分子。
尽管同属清教徒，信仰坚如磐石，但他们并非疯子——恰恰相反，他们是一群在政治上极为精明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比谁都清楚，与国王进行全面内战意味着什么：那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刀兵相见，更是将整个英格兰社会投入熔炉，进行一次血肉模糊的彻底撕裂。
在没有建立稳固的国内联盟、没有筹措到足以支撑长期战争的军费、没有争取到地方乡绅和市民阶层压倒性支持之前，任何仓促的开战行为，都无异于政治上的集体自杀。
更何况，那支横空出世的“异教徒”军队，其强悍与“忠诚”都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畴。
这些东方来的士兵根本无法用金钱收买，也无法用宗教或理念策反。什么“民主”、“自由”的崇高概念，在他们听来恐怕如同鸟语，绝无可能让他们调转枪口。
“听说了吗……”
丹泽尔·霍利斯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他带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就在奥利弗带人进入白厅的同一天，在北部边境……那些东方军队的一个千人队，在野外遭遇了苏格兰盟约军的六千人。他们……他们打赢了。
“一千对六千？”
阿瑟·黑塞尔里格失声惊呼，随即立刻捂住了嘴，警惕地看了看四周，“上帝……这怎么可能？是苏格兰人怯战溃逃了？”
“他们根本没有……”
丹泽尔·霍利斯顿了顿，似乎在寻找更准确的词语来描述那场远在边境的溃败，他压低了声音，“让我换一种说法吧……苏格兰的军队，甚至连一场像样的‘战场’都没能踏上。
他们刚刚扎下营寨，篝火才升起不久，敌人的突袭就到了。那不像是一场战斗，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狩猎。”
他环顾四周，确保没有无关人等，才继续用带着一丝后怕的语气描述：“袭击发生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哨兵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被悄无声息地解决掉了。
紧接着，他们的火炮——天知道他们是怎么在夜里把炮推进到那么近的位置的——就开始精准地轰击营地中心，打的不是阵列，而是马厩、指挥帐和辎重堆！”
“营地瞬间就炸了营，受惊的战马践踏帐篷，士兵在睡梦中惊醒，连铠甲都来不及穿，抓起的武器都不知该指向哪个方向。而当我们的人好不容易组织起一点反击，追出去的时候……”
霍利斯深吸一口气，脸上露出一丝难以置信的表情：“……却又一头撞进了他们预设的伏击圈里。
火枪从道路两旁的树林和矮坡后齐射，火力密集得如同铁匠铺在打铁。苏格兰人甚至没看清敌人在哪，带队冲锋的骑士就被打落马下……然后，就是全面的溃退。
不是战败，是彻底的、惊慌失措的逃跑，武器、旗帜、尊严，全都丢在了身后。”
他描述完，廊柱下陷入了一片死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力的寒意。
约翰·汉普登打破了沉默，“所以，他们甚至不屑于与我们进行一场‘绅士的战争’。他们不追求阵前对决的荣耀，他们要的只是在最低代价下，最快地摧毁我们的抵抗能力和……意志。”
“这正是最可怕的地方，”
克伦威尔终于开口“他们不遵守我们的规则。夜袭、伏击、精准打击……这些战术本身或许并不新奇，但被他们以那样的纪律和效率执行出来，就变成了一种我们无法应对的全新战法。
他们不是在和我们决斗，他们是在‘解决问题’。”
爱德华·科克，带着一丝绝望的幽默感总结道：“看来，我们的对手聘请了一批来自东方的、最顶级的‘麻烦解决师’。而很不幸，我们现在就是那个需要被解决的‘麻烦’。”
这个苦涩的比喻，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不出来。
他们清晰地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支完全不同的军队，和一个截然不同的战争时代。
牛津郡，
在白厅那场惊心动魄的对峙过去仅仅三天后，议会的使者便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查理一世的面前。
这一次，使者脸上不再有克伦威尔那般逼人的气势，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审慎的，甚至带着几分窘迫的恭敬。
“陛下，”
使者深深鞠躬，声音干涩，“我……为先前在伦敦发生的一些……令人遗憾的误会与不愉快，向您致以最诚挚的歉意。”
查理一世端坐在临时布置却依旧彰显着王权的座椅上，手中轻轻摩挲着那根失而复得的权杖。
他没有说话，只是微微抬起下巴，用一种混合着冷漠与探究的目光，耐心地、甚至是带着一丝玩味地，听着使者接下来的话语。
使者在他的目光下显得有些局促，但还是硬着头皮说了下去：“经过议会紧急而审慎的表决……我们一致认为，必须纠正先前的一些错误。我们同意，正式恢复您自古享有的、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磅税’与‘船税’征收权。”
查理一世终将权杖轻轻顿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打破了沉默。
“哦？”
他缓缓开口，语调拖长，“恢复我‘古老而神圣’的权力？仅仅三天前，在威斯敏斯特，这份权力还被斥为‘暴政的象征’，而它的拥有者，险些被你们用刀剑‘纠正’。”
使者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试图解释：“陛下，那绝非议会整体的意志，那只是一小撮激进分子的……”
“那么，”
查理一世的声音平稳，“对于奥利弗·克伦威尔，以及那些手持武器闯入我白厅宫的‘激进分子’，你们议会，准备如何处置？”
问题直刺核心。
使者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他避开国王锐利的目光，嗓音有些发干地回答：“他们……他们将会被罢免议员的资格。我向您保证，陛下，这些人将永远不会再踏入威斯敏斯特宫，成为下议院的一员。”
这个回答轻飘飘的，仿佛一场武装叛国罪，仅仅用政治生涯的终结就能抵偿。
使者似乎急于跳过这个危险的话题，他提高了一点音量，试图用实质性的让步来转移焦点：“……陛下，我代表议会，正式同意您先前向议会提出的征税权请求。一共……三十万英镑的特别税款，将用于王国的必要开支。”
这无疑是一笔巨款，是议会前所未有的巨大让步。
若在以往，足以让财政捉襟见肘的查理一世喜出望外。
然而，此刻的查理一世只是缓缓地、几乎难以察觉地点了点头。
他并没有在这巨大的金钱诱惑上停留，仿佛那只是意料之中的、微不足道的补偿。他的指尖在权杖的宝石上轻轻敲击，目光如同穿透了使者的表象，看到了伦敦城内议会此刻的虚弱与分裂。
他沉默了片刻，抛出了下一个问题：“那么，国教呢……”
“可以讨论...........陛下............这是可以讨论的............”
一周后，
查理一世在众人的簇拥下回到了伦敦。
威斯敏斯特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屈辱的妥协。
在这场国王看似失败、实则奠定了权力基础的“兵变”之后，议会与国王达成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协议，以巨大的让步换取了表面的和平：
一、议会正式授予国王三十二万英镑的固定税款，这笔巨款将直接流入王室金库，使之在财政上彻底摆脱了对议会的依赖。
二、英格兰恢复国教与主教制度，但同时颁布《信仰宽容令》，规定英格兰民众可自行选择是否前往教堂，信仰首次在法律上成为私人领域的事务。
三、以奥利弗·克伦威尔为首的激进派被永久剥夺议员资格，且不得代表任何势力再次进入议会。他们同时被禁止前往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实质上被流放于英国政治生活的边缘。
四、下议院确立三年一届的任期，而所有当选议员的最终资格，必须获得国王的首肯方能生效。
这份协议被后世称为《屈从的和解》。表面上看，国家恢复了秩序，硝烟散去。然而，在伦敦的酒馆与乡间的宅邸中，低语并未停止。克伦威尔等人虽被驱逐出威斯敏斯特的殿堂，但一种新的、更为坚决的反抗意志，正在不列颠的土壤下悄然滋长。
国王赢得了眼前的一切，但他或许也亲手为自己树立了更隐蔽、更致命的敌人。
威廉·柯林斯在心中自然是强烈反对接受这个条件的。
他一眼就看穿了这不过是议会方面的缓兵之计——用一笔税款和几个替罪羊，来换取重整旗鼓、巩固权力的宝贵时间。
但是，查理一世，这位他誓死效忠的国王，却在这看似完全胜利的巨大诱惑前彻底迷失了。
丰厚的税款、名义上被恢复的权威、以及议会使者的卑躬屈膝，这些构成了一幅足以令他陶醉的胜利图景。
他终究还是那个查理。
白厅宫的刀光剑影或许让他学会了恐惧，但并未能赋予他深谋远虑的政治智慧。骨子里，他依然是那个在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中显得颇为“素人”，并且对人性之恶抱有“天真”期待的英国国王。
更让威廉感到无力的是，国王身边最信赖的两位重臣——托马斯·温特沃斯和威廉·劳德大主教——竟然也倾向于接受当下的条件。
斯特拉福德伯爵或许着眼于现实的财政收益和暂时的稳定，而劳德大主教则可能认为这是恢复国教影响力的一个台阶。他们的一致意见，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国王的判断。
而那些支持国王的保皇党成员，也因即将到手的实惠（税款带来的利益分配）而欢欣鼓舞，整个牛津宫廷都弥漫着一种虚幻的乐观气氛。
威廉·柯林斯环视着这张张洋溢着“胜利”喜悦的脸庞，将嘴边所有劝谏的话语又生生咽了回去。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政治的残酷，也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这位君主的固执。
在举朝皆醉，所有人都认为已经赢得了一场伟大胜利的时刻，他若跳出来大唱反调，不仅会被视为不识时务，更可能被扣上“嫉妒功臣”、“别有用心”的帽子，从而失去他苦心经营才得来的信任和影响力。
于是，这位深谙东方智慧的前任大使，选择了沉默。
他将所有的忧虑与精准的战略判断，都锁在了那副波澜不惊的面孔之下。他甚至微微躬身，向查理一世表示了祝贺，仿佛也沉浸在这份“胜利”的喜悦之中。
他清楚的知道，议会只是暂时收回了爪子，并未拔去獠牙。
克伦威尔和他的同党只是被“罢免”，而非被审判、被囚禁或被处决，他们依然在伦敦，在暗处积蓄着力量。而那三十万英镑，看似是一剂补药，实则是让王国机体麻痹的毒药——它会让查理和保王党们沉溺于虚假的安全感中，从而放松警惕，瓦解斗志。
“让他们暂时高兴一下吧……”
威廉在心中冷冷地想道，“只有当现实的铁拳再次砸碎这脆弱的幻梦时，他们才会明白，有些战争，一旦开始，就只有在彻底的胜利或彻底的毁灭中才能结束。”
他不再试图去唤醒一个装睡的人，而是开始暗中筹划，如何在那不可避免的下一场风暴来临前，为国王，也为自己，准备好最后的，也是真正坚固的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