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悄然滑入1996年，香港回归的倒计时牌上的数字飞速跳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期待、焦虑与历史厚重感的特殊气息。
陈默所在的工作组，已经从前期调研阶段，进入了政策制定的核心辅助环节，任务量呈指数级增长。
办公室里彻夜不灭的灯光、堆积如山的文件、以及工作人员眼中密布的血丝，都成了常态。
中环的玻璃幕墙大厦依旧冰冷地反射着阳光，但街头巷尾的报摊上，关于回归的报道占据了绝对主流，繁体字标题显得格外醒目。
收音机里，beyond的《光辉岁月》被点播的频率越来越高，“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的歌声，仿佛在为这个时代的转折吟唱。
偶尔，也能听到彭羚的《小玩意》这类柔情歌曲，在紧张的节奏中提供一丝舒缓。
陈默像一颗高速旋转的齿轮，嵌入这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
他主要负责的是经济政策衔接中，涉及金融市场稳定、资本流动管理等方面的辅助研究。这些领域技术性强，又极其敏感，往往是中英双方专家争论最激烈的焦点。
英方专家，带着殖民统治末期的复杂心态和其背后金融资本的利益诉求，在一些关键细节上寸土必争，试图为未来的国际游资留下尽可能多的“便利通道”。
他们引经据典，抛出各种复杂的金融模型和“国际惯例”，言语间时而流露出一种“你们不懂”的优越感。
在一次关于跨境资金结算系统对接的技术会议上，一位英方资深银行家，操着浓重的伦敦腔，提出了一套看似完美但实则暗藏玄机的方案，核心是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体系的独立性和延迟中方监管数据的获取。
工作组内几位老专家虽然觉得不妥，但一时被对方抛出的专业术语和复杂流程绕得有些头晕。
这时，陈默举手要求发言，他没有直接反驳对方，而是拿起一份资料，用流利的英语微笑道：
“mr. hodgson，您提出的分布式处理架构确实体现了技术上的先进性，不过，我注意到在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ERm）危机期间，类似架构因为实时监管数据同步的延迟，曾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市场恐慌情绪的传染。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稳定性是第一位的，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一种‘数据镜像同步’的混合模式？在保证效率的同时，确保关键监管数据的实时透明，这反而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误读。”
他引用的ERm危机是近在眼前的实例，点出的问题直指要害，提出的替代方案又具有技术上的可行性。
那位英方专家一时语塞，脸色有些难看，会场上的气氛微妙地发生了变化，中方专家们顿时觉得腰杆挺直了不少。
工作组组长郑国涛坐在主位，虽然听不懂太多技术细节，但他善于察言观色。
看到英方代表吃瘪，他心中暗爽，趁热打铁，用他那标志性的大嗓门说：“我看小陈这个提议有道理！安全稳定压倒一切嘛！技术问题可以再细化，但这个原则不能变！”
类似的情景在多个场合上演。
陈默凭借其对未来金融运行规律（尤其是危机应对教训）的深刻理解，总能在看似僵持的谈判中，找到那个既能维护我方核心利益、又符合技术逻辑的巧妙切入点。
他提出的建议往往不是宏大叙事，而是聚焦于具体的监管指标阈值设定、应急预案触发机制、数据共享接口标准等“细节”，但这些细节，恰恰是未来风险防控的关键所在。
郑国涛对陈默的赏识与日俱增。
这个年轻人不仅脑子活、外语好，更重要的是有种超越年龄的沉稳和老辣，看问题一针见血，提出的办法又切实可行。
他开始将一些更重要的分析任务交给陈默，甚至在私下里，拍着陈默的肩膀说：“小子，好好干！等香港顺利回归了，我给你请功！咱们计委，就需要你这样既有理论又能实战的年轻骨干！”
然而，树大招风。
陈默的突出表现，也引来了工作组内个别人的嫉妒。
那位吴教授在一次内部讨论中，针对陈默提出的一项关于联系汇率制度下非常规流动性支持机制的建议，阴阳怪气地说：“小陈同志的想法总是很‘超前’啊，不过，我们要尊重客观规律，不能为了显示自己高明，就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甚至可能扰乱市场预期的方案。”
陈默还没说话，一向沉默寡言的沈翊却推了推眼镜，开口了：“吴教授，陈默的建议是基于对多种极端压力情景的模拟测试结果，参考了国际上多个央行在危机期间的干预案例。
其核心是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增加弹性，而非推翻重来，从金融工程的角度看，具有很高的前瞻性和实用价值。”
沈翊的突然“倒戈”，让吴教授措手不及。
这位央行年轻专家的专业权威性，可比他这个学院派教授在实操层面更有说服力。
吴教授张了张嘴，最终没再说什么，只是脸色更加阴沉了。
陈默感激地看了沈翊一眼，对方却只是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继续埋头看自己的资料。
这种基于专业认同的无声支持，比任何慷慨陈词都更有力量。
随着回归日期临近，陈默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历史洪流的磅礴力量。
他亲眼目睹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最后阶段的激烈博弈，从午夜仍在进行的马拉松式谈判，到新闻发布会上的唇枪舌剑。
他所在的层面虽然只是辅助，但能参与到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幕后工作中，那种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的使命感，是前世那个35岁社畜根本无法想象的。
深夜，他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依旧车水马龙的香港街道，远处霓虹灯勾勒出“庆祝香港回归”的巨型标语。
苏晓冉从美国寄来的信和照片摆在桌上，信里描述着拍戏的趣事和对他的思念。
林薇的公司“启明”似乎也在上海逐渐打开了局面，他从一些渠道隐约听到了消息。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奔跑。
而他自己，正站在时代浪潮的漩涡中心。他提出的那些细致入微的建议，有多少能被采纳，融入最终的政策蓝图？
当1997年7月1日零点的钟声敲响时，他能否为自己的这段香江岁月，交出一份无愧于心的答卷？
更大的风暴，是否真的会如他所料，在回归之后接踵而至？
所有这些问号，都随着维多利亚港的海风，飘散在1996年这个漫长而关键的夏天里。
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