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哐当”一声脆响，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
他颓然坐回宽大的皮椅里，闭上眼，右手拇指和食指用力地捏着紧锁的眉心。
他背对着门口站在落地窗前，手指死死捏着那四份报纸，指关节因为用力过猛已经发白。
刚才与金庸那通电话的结果像一记闷棍砸在他心头——连一向保持中立的《明报》都明确拒绝了他的要求，这背后意味着什么，他再清楚不过。
“好，好一个查良镛！”邵逸夫猛地转身，胸口剧烈起伏，对方逸华下达指令时声音冷得像冰。
“联系剩下那些还能说上话的小报，立刻发声明，就说我邵逸夫及邵氏兄弟公司从未打压任何同行，一切都是按市场规矩办事！”
但他心里清楚，这不过是无用之功。
他的目光扫过桌上另外三份报纸——《星岛日报》的胡仙与他有旧怨，多年前邵氏扩张时差点挖空她报社核心团队的事，对方肯定还记着；
《东方日报》的马家正被廉政公署调查得焦头烂额，这个时候敢下场搅局，必然是被人握住了把柄，不得不从；
至于《今日头条》，他早就接到消息，“叛将”许冠文离开邵氏兄弟之后，就是投靠了这份报纸背后的郑硕。
想到这里，邵逸夫嘴角泛起一丝苦笑。
当初听说有个叫郑硕的年轻人跨界投资电影，他还在私下嘲笑过对方不知天高地厚。
他原本已经计划好等《鬼马双星》上映时给对方一个下马威，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明白电影这行不是谁都能玩的。
他脑海里早已盘算好了一套完整的打压策略——先是利用邵氏强大的院线资源限制其排片，接着通过旗下媒体进行舆论压制。
如果情况需要，他甚至准备挖走许冠文兄弟，就像当年对付李翰祥那样。
“斩首，请客，收下当狗！”邵逸夫喃喃自语，这套他运用多年的商业策略从未失手。
无论是李翰祥出走又被迫回归，还是邹文怀叛离后的多次交锋，他总能凭借邵氏兄弟雄厚的实力和行业地位稳住阵脚。
可这一次，他还没来得及出手，对方却抢先扇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一巴掌抽得他脑瓜子嗡嗡作响，更让他心惊的是，这个叫郑硕的年轻人出手之狠辣、角度之刁钻，完全不像个行业新人。
几天后，当邵氏的辟谣声明在一些影响力有限的小报上登出时，效果却适得其反。
“此地无银三百两！”类似的嘲讽声立刻在香江街头巷尾传开。
在油麻地、深水埗那些通宵营业的茶餐厅里，这个话题彻底炸开了锅。
灶台边翻炒的锅气与茶客们热烈的议论交织在一起，跑夜班的司机、刚下工的码头工人、写字楼加班的小职员，个个都在津津乐道邵逸夫吃瘪的消息。
“要我说，邵老六这次是碰到硬钉子了！”一个穿着工装的中年男人猛灌一口奶茶：“当年邹文怀带走李小龙，他都没这么狼狈过。”
“啧啧，四家大报一起发文，这摆明了是有人要搞邵氏啊。”旁边瘦削的茶客压低声音：“听说《今日头条》那个新老板郑硕，手段厉害得很，连马家都被他整得服服帖帖。”
跑堂的伙计凑过来插嘴：“邵氏那些大片投资动不动几十万上百万，票价贵得要死，哪有许冠文兄弟的电影接地气？我看这次《鬼马双星》肯定好看！”
在这些泛着油光的折叠桌前，在廉价点心的蒸汽中，人们更愿意相信那些描绘“巨头打压新人”的刺激故事。
在油麻地一家招牌被油烟熏得发黄的“荣记茶餐厅”里，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裹挟着廉价香烟和炒牛河的油腻气味。
“丢！邵逸夫也太过分了！”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刚交完班的的士司机阿强，猛地一拍油腻的折叠桌，震得杯里廉价的奶茶都晃了出来。
“许冠文拍点我们小市民看的喜剧，碍着他什么事了？非要赶尽杀绝！”
他旁边脸颊被晒得黝黑的同伴阿炳，正用力搅动着碗里快要糊掉的馄饨面，头也不抬地愤愤接话：
“就是！他们那些有钱佬，住半山别墅，出入劳斯莱斯，哪里看得懂我们为什么中意许冠文？
难道我们这些打工仔，连落班后想睇场戏笑一笑，轻松一下的权利都没有了？”
这种同为“底层”的共情和不满，像野火一样在逼仄的茶餐厅里蔓延。
不仅是司机，还有穿着工装满是机油味的工厂仔、围裙上沾着面粉的点心师傅、以及刚下班一脸疲惫的写字楼文员，都在交头接耳地议论。
邵氏那份苍白无力的“辟谣声明”，在这些市井百姓看来，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坐实了巨头打压新人的猜测。
这种汹涌的民意，很快被陈自强（凤凰影视负责人）精准地捕捉并引导起来。
几天后，一种独特的“流动广告”悄然出现在香江街头。
不少像阿强这样义愤填膺的的士司机，用粗黑的马克笔，在香烟壳背面、废纸箱撕下的硬纸板上，歪歪扭扭地写下“支持《鬼马双星》！八月廿八，全家一起笑！”或者“抵制霸凌，支持许氏！”之类的字样。
然后用透明胶带，仔细地贴在驾驶座的仪表盘旁，或者车后窗的角落里。
这些简陋的纸片，随着黄色的士穿梭于港九新界的大街小巷，成了一个个移动的抗议标语和免费的宣传栏。
乘客上车时，常会好奇地问一句：“师傅，你也期待这部戏啊？”司机们便会趁机大倒苦水，将邵逸夫如何打压许冠文的故事添油加醋地传播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