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曾言：“边疆稳，则内地安。”
此类变革若贸然推向全国，在眼下官场生态中，恐怕三五年内寸步难行。
朝中大臣不会赞同，即便是依附王在晋与魏忠贤的保皇一派，也会站出来反对。
唯有先设试点，取得实绩，方能令众人闭嘴。
“所谓摊丁入亩，便是重新分配土地给农户，因此大同须全面清查田亩。”
“务必细致严谨，摸清大同究竟有多少耕地。查明之后，依户均分。”
“丈量完毕的土地，一律收归国有。无论官员、地主或平民，皆仅有使用权，不得私有，更不可买卖。”
“如此，土地兼并可止，百姓生计有望改善，也不必再依附权贵而活。”
“朝廷需迅速发布告示，派遣人员深入城镇村落进行宣讲，确保大同辖境内的每一位百姓都能知晓‘摊丁入亩’的新政。”
“自即日起，凡属大同府登记在册之民户，一律免除丁口赋税。其余名目繁杂的税项也须尽数废止，今后仅保留田赋一项。”
“田赋的具体征收方式与额度，地方衙门不得擅自决定或调整，必须依照中央统一颁布的标准严格执行。”
“人有高低贵贱之分，土地亦有肥瘠之别，自然应当区别对待。”
“上等良田产出丰盈，理应承担更高赋额。无论是豪族大户、平民百姓，还是在职官员，只要占有良田，便须按等纳税，毫无例外。”
“这些细节无需朕一一过问，尔等自行督办。境内究竟多少沃土，多少荒芜贫瘠之地，务必重新核查登记，造册后呈报户部审核。”
“另有一事，火耗征收亦须整顿。”
“当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初衷正是为了减轻民间负担。”
“防止地方官吏假借国策之名，巧立名目，横征暴敛。”
“未曾料到，如今火耗反成贪腐之徒中饱私囊的工具，若不根治，后患无穷。”
“朕意已决，火耗必须归公，并由朝廷制定明确标准。每石粮食应加收多少，就只准收多少，不得增减分毫。”
“以银缴税者同理，严禁多取百姓一文钱。”
“你们在清丈土地的同时，还须完成另一要务。”
“大同全境必须确立统一的物价与货币体系。一文即为一文，一斗米定价几何，便只能是几何。”
“绝不容许同一粮食品种，在此地售价一两白银，彼处竟高达二两，此类乱象必须杜绝。”
“以上旨意，尔等是否领会？”
“若有疑问，尽可提出。你们身为新政主事之人，必须对各项条令了然于胸。”
皇帝所言字字清晰，二人听得毫无遗漏。
废除丁税，清除一切杂派，转而依田亩征赋，重新核定土地归属，官宦士绅亦须同责纳税——此举堪称开天辟地之举。
须知，明朝立国以来，丁税始终是财政支柱，此项制度在这片疆土延续两千余年，根深蒂固。
历朝皆以此为基，岂能轻易更张？
此政一旦公布，必将震动天下。官吏、乡绅、地主乃至宗室藩王，无不会心生抵触。
大明朝廷之中，无论官职高低，真正愿意拥护新政的人恐怕寥寥无几。多数人势必持反对态度，这对皇权而言，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新政所蕴含的潜力，即便尚无实例可证，仅凭条文理念也足以分辨其利弊。
倘若真能彻底推行并取得成效，大明必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势复兴并非遥不可及，纵是盛唐开元之治，也有望比肩甚至超越。
二人在敬佩皇帝敢于破旧立新的胸襟与远见之余，也不免为国家前路感到忧虑。
与此同时，他们心中皆存疑问：自己既非天子近臣，又非中枢要员，为何竟能被亲自点将，委以推行新政的重任？
特别是李中正，始终无法理解这一安排。毕竟，他不久前还在殿试之上公然顶撞皇帝。
当时龙颜震怒之态，满朝文武皆有目共睹。
这样一个曾被嫌弃之人，怎会突然获得重用？
但他并不知晓，朱由校正是欣赏他那种不惧高位、不随波逐流的风骨。
更为难得的是，他并未沾染旧官僚根深蒂固的守旧习气，这份清醒与纯粹实属罕见。
尽管君臣之间接触有限，皇帝仍能从其言谈举止中察觉那一片赤诚报国之心。
要推动如此重大的变革，彻底打破延续两千余年的体制框架，单靠帝王一腔热血远远不够，更需一批忠于君主、富有担当且愿付诸行动的实干之臣共同支撑。
孙传庭正是其中翘楚。在原本的历史轨迹中，他早已洞悉大明体制必须变革。
他曾强行向地方豪强征调军饷粮草，以维持秦兵战力。
可惜权力受限，君主又缺乏坚定支持，最终只能半途而废。
仅仅试图收回本应属于军户的屯田，竟落得下狱问罪的结局，实在令人扼腕。
崇祯帝优柔寡断，心性不定，在重大决策上常犹豫不决，致使每逢大战，明军皆溃不成军。
他既不愿投入资源，也不愿承担风险，却要求孙传庭平定陕西乱局，还要保全自己“英明君主”的名声。
若当年崇祯能全力信任孙传庭，大明或许终难逃衰亡，但绝不会败得如此迅速，如此凄凉，更不至于让末代君王自缢于煤山歪脖树下。
类似悲剧不止一例。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这三位明末栋梁，并非败于李自成或满清铁骑，而是毁于那位坐在紫禁城中的君主之手。
孙传庭性情沉静，不喜交际，内心却极为果决，做事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
他是实施“摊丁入亩”新政最合适的人选。
至于李中正，朱由校几乎是凭着直觉任用，此人背景不明，经历不清，但他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赌这个人能担得起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