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库地下室的铁门比想象中沉重，林砚之推开门时，铁锈簌簌落在肩头。应急灯在头顶闪烁，将走廊切成明暗交错的片段，像极了那些拼凑到一半的记忆。
“在这里。”赵峰的声音从最深处传来。他靠在铁皮柜上，左臂缠着浸血的布条，眉骨的疤痕在绿光里泛着青黑。脚边摊开的防水布上，泛黄的账本正滴着水——像是刚从某个隐秘的角落被打捞上来。
林砚之蹲下身时，指尖触到账本边缘的霉斑。1987年8月15日那页，用铅笔写的流水账突然让她呼吸一滞：“钢材款转至瑞士银行xx账户”，后面跟着的数字，与母亲U盘里的现代洗钱记录恰好能对上。
“这才是真正的物证。”赵峰扔过来个放大镜，“看页脚的火漆印。”模糊的警徽图案上，刻着个极小的“林”字——是父亲独有的标记，档案室里每份他经手的文件都有。
走廊突然传来金属摩擦声。赵峰猛地拽起她躲进柜后，透过百叶缝隙，林砚之看见几个穿黑西装的人举着电筒走过，领头者手腕上的金表在黑暗中反光——和老陈病房监控里那个“探病者”戴的一模一样。
“他们找的不是账本。”赵峰的声音压得极低，“是夹在里面的银行密函。当年瑞士银行要求本人持函才能解冻账户，赵副局长到死都没找到这个。”他忽然咳嗽起来，血沫溅在账本上，“我父亲临终前才告诉我，那些钱根本没进私人腰包。”
林砚之的目光落在某张被撕掉一角的信纸上。残留的字迹里，“赈灾”“重建”“匿名捐赠”几个词格外清晰。她忽然想起母亲说过的话，父亲当年举报信里写着“款项去向存疑”，而非直接指控挪用。
“他们在自导自演？”她的声音发颤。如果钱最终用在了正途，那女大学生的死、父亲的“牺牲”，难道只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赵峰突然笑了，笑声里裹着血腥味：“赵副局长当年发现账本时，其实是想吞掉这笔钱。但有人比他更快——”他指向账本夹层里的照片，“是你父亲和我恋人联手，把钱转去了真正需要的地方。”
褪色的合影里，年轻的林建国正帮女大学生整理衣领，两人身后的黑板写着“希望小学筹建计划”。照片背面，用红笔写着行日期：1987.08.14——比女大学生遇害早了一天。
应急灯突然熄灭，黑暗中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林砚之摸到口袋里的打火机，火苗窜起的瞬间，她看见赵峰正将账本塞进她背包，自己则抓起根钢管冲了出去。
“去市档案馆！”他的喊声混着闷响传来，“负三楼有1987年的匿名捐款记录，找编号0815！”
林砚之顺着来时的路狂奔，背包里的账本硌得后背生疼。穿过通风管道时，她听见外面传来枪声，忽然想起赵峰眉骨的疤——或许不是刀伤，而是当年为了保护证据，被自己父亲打的。
档案馆的铁门在身后关上时，林砚之的手心全是冷汗。负三楼的恒温库房里，编号0815的档案袋静静躺在铁架上，封条完好无损。拆开的瞬间，泛黄的汇款单上，汇款人签名处写着个潦草的“陈”字。
“我就知道你会来。”老陈的声音从门口传来。老人拄着拐杖站在阴影里，神经抑制剂的药瓶在手里晃出轻响，“当年你父亲把密函交给我，让我以匿名方式捐款。他说如果事情败露，至少钱能真的帮到孩子。”
林砚之转身时，看见老人掀开裤腿，假肢接口处的皮肤磨出了血。那不是普通的伤残——档案里记载，1987年那个雨夜，老陈为了掩护父亲转移证据，被卡车撞断了腿。
“女大学生是自愿假死。”老陈的声音突然哽咽，“她现在在云南支教，改名换姓守着那所希望小学。”他从怀里掏出张照片，穿民族服饰的女人正给孩子系红领巾，耳后隐约能看见颗痣，“赵峰这些年一直在找她，却不知道她早就换了身份。”
库房的灯光突然亮起，林砚之看见母亲站在老陈身后，手里举着的手机正对着他们。屏幕上跳动的录音进度条，和她藏在领口的录音笔频率一致。
“都结束了。”母亲走过来，指尖抚过账本上的火漆印，“赵副局长的残余势力刚才已经被控制，当年的真相......”
“不，还没结束。”林砚之突然开口，目光落在汇款单的银行戳记上。1987年8月16日——父亲“牺牲”的那天，这笔钱才最终到账。她忽然明白父亲那句话的真正含义：正义不是非黑即白，有时候需要有人在阴影里搭建桥梁。
晨光透过气窗照进来，落在三人交叠的手上。账本、密函、捐款记录在光影里拼凑成完整的图案，像块历经风雨却终未褪色的拼图。林砚之摸出手机，给纪检委张书记发了条信息：“证据齐全，但请查清款项最终去向——为了那些在希望小学里读书的孩子。”
走廊传来档案馆管理员的脚步声，老陈忽然哼起段熟悉的旋律——是1987年警校的校歌。母亲跟着轻轻哼唱，林砚之看着他们鬓角的白发，突然想起太平间里那个替身警服上的奖章，或许那不是道具，而是老陈珍藏多年的、属于父亲的真正荣誉。
背包里的账本忽然硌了她一下，像是在提醒这场跨越三十年的追寻终于有了归宿。林砚之抬头望向窗外，朝阳正越过档案馆的尖顶，将金色的光芒洒向远处的街道——那里，或许就有当年用那笔钱建起的希望小学，正传来孩子们的琅琅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