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的雨总带着些凉意。林深和陈念在老银杏树下挖坑时，泥土里翻出半块碎瓷片，边缘还留着淡淡的青花——是沈曼当年摔碎的那只青花碗，她说过“碗碎了，就当断了念想”，却在夜里悄悄把碎片埋进了树下。
“当年她总爱用这只碗喝银杏茶。”陈爷爷蹲在旁边，看着林深把瓷片放进木盒，“我在碗底刻过字，‘岁岁平安’。”沈曼忽然红了眼眶，从围裙口袋里摸出块用红布包着的碎片，恰好能和木盒里的拼出半朵完整的菊花。
他们把拼好的瓷片放进新做的樟木箱，和那两件红裙子、三枚胸针、两本日记摆在一起。陈念在箱底铺上新鲜的银杏叶，忽然发现去年埋下的那株幼苗，根系已经悄悄缠上了老银杏的根须，像两只紧握的手。
医院的复查单递过来时，沈曼正坐在画室里给陈爷爷的画补色。画里的红裙子总被他画得偏暗，她说“当年的红是像石榴花那样亮的”，便握着他的手一遍遍添朱砂。医生说两位老人的身体比去年硬朗了许多，尤其是陈爷爷，不再总说心口发闷。
“大概是心事落了地。”陈念给他们削枇杷时，听见沈曼在厨房哼歌，调子是五十年前流行的《银杏谣》。她忽然想起爷爷日记里写的：“她唱这歌时，尾音会拐个弯，像银杏叶落在水面的样子。”
初夏的某个傍晚，快递员送来个包裹，寄件人是林深的堂叔。打开来看，是台老式唱片机，还有张泛黄的黑胶唱片。沈曼的手指刚触到唱片封套，眼泪就掉了下来——封面上印着1972年的文艺汇演海报，穿红裙子的她站在舞台中央，旁边标注着“演唱《银杏谣》”。
“这是当年县文化馆录的。”陈爷爷转动唱片机的摇柄，熟悉的旋律漫出来时，他忽然拉起沈曼的手，“当年没敢上台给你献花，现在补上。”说着从背后拿出束野菊，正是沈曼窗台常摆的那种。
唱片转到第二面时，响起段模糊的对话。是后台采访的录音，记者问她最想感谢谁，年轻的沈曼笑着说：“银杏巷的陈念安，他教会我，等待也是种勇气。”陈爷爷的名字从岁月里钻出来时，两位老人的手紧紧攥在了一起。
林深在整理祖屋旧物时，发现母亲的皮箱夹层里藏着封信，收信人是陈爷爷，却始终没寄出去。1983年的夏天写的：“深儿考上了县重点，他说想当建筑师，以后要建不会塌的桥。我总想起你说的，桥在，人就能再相见。”信纸背面画着座小小的拱桥，桥头有棵银杏树。
陈念把这封信夹进爷爷的速写本，忽然发现最后几页画满了各式各样的桥。石拱桥、木桥、铁索桥，每座桥的桥头都站着两个身影。“他说等桥画够一百座，就去找你。”她数着画稿上的桥，刚好九十九座，“还差一座，是你们现在走的那座。”
入伏那天，社区举办老物件展览。他们的樟木箱成了最受欢迎的展品，旁边的展板上贴着林深写的说明：“1973年的船票，1980年的药方，2023年的全家福——有些约定，会在时光里慢慢发酵，变成比酒更醇厚的东西。”
展览结束时，位白发老人颤巍巍地走过来，说自己是当年渡口的撑船人。“记得有个穿红裙子的姑娘，洪水退后天天来问，有没有见过穿棉布衬衫、戴银杏胸针的青年。”他从布包里拿出个铁皮盒，“这是她落在我船上的，说等找到人就还给他。”
盒子里是块绣着银杏叶的手帕，边角绣着个“念”字。沈曼认出那是自己当年绣的，本想在见面时给他擦汗，却在慌乱中弄丢了。陈爷爷把帕子捂在脸上，闷声说：“我当年总揣着块一模一样的，上面绣着‘曼’字，去年才在洗衣时揉烂了。”
秋分那天，林深设计的新桥模型在展览中获了奖。模型的桥头刻着两行字：“桥在，等你来；桥在，我就在。”陈念在模型底座藏了片银杏叶，是从老银杏树上摘的，脉络里还带着阳光的温度。
两位老人坐在银杏树下看孩子们放风筝，线轴在手里转得慢悠悠。沈曼忽然指着天边的晚霞笑：“你看那云，像不像当年我穿的红裙子？”陈爷爷握住她的手，两枚胸针在夕阳里闪着光：“像，比当年的还要好看。”
晚风送来桂花的香气时，林深和陈念并肩站在桥上。远处的银杏巷亮起点点灯火，唱片机里的《银杏谣》顺着河水飘向远方。陈念忽然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掏出片银杏叶，上面用钢笔写着：“今年的银杏果熟了，爷爷说要酿两坛酒，一坛叫‘重逢’，一坛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