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的新钟楼敲响第一声时，我正在擦拭阿婆那枚缺角顶针。金线在晨光里泛着柔光，比去年又细了些，却依然固执地缠着母亲的顶针。钟楼的木梁上，孩子们用顶针的金线缠了圈光带，从顶端垂到地面，像道会发光的天梯。最下端的金线缠着枚塑料顶针，正是去年山涧里那枚，此刻正往钟楼顶端爬，每动一下，就有缕微光从起点的方向涌过来。
“这是‘传光’。”母亲抱着刚染好的丝线走进来，靛蓝色的布面上沾着细碎的金点。1991年的七夕，阿婆也是这样站在祠堂的梁下，看姑娘们用金线缠梁，说“光要往高处走，根却要往深处扎”。此刻母亲的顶针突然脱离掌心，金线在梁上织出朵半开的木槿，阿婆的缺角顶针立刻凑过去，用自己的金线补全了花瓣——那是母亲十八岁时绣坏的花样，阿婆当时也是这样，在她哭红的眼眶前，一针针把错线改成了更美的模样。
城里来的纺织专家参观学堂时，被晒谷坪的星符惊得说不出话。他想用仪器测量金线的成分，顶针们却突然散开，在石板上织出流动的光纹。阿婆的缺角顶针在最中心亮着，金线往四周放射出三十七道光束，每道都连着枚新顶针。孩子们的顶针在光束间跳跃，塑料顶针的金线最活泼，竟在专家的笔记本上绣出串星符，与石板上的轨迹分毫不差。“这不是物理现象。”专家临走时喃喃自语，母亲却笑着说：“这是念想在走路，比任何仪器都准。”
顶针们开始“远行”是在秋收后。李婶的顶针跟着收粮队去了邻县，金线缠着麦粒，在谷仓里织出防蛀的光网；王奶奶的顶针则被采药人带走，金线在悬崖边拉出细索，护着药篓不打滑。最远的是张嫂的顶针，跟着支教老师去了藏区，半年后传回来张照片：在雪山脚下的帐篷学校，它的金线正缠着藏族孩子的小手，在氆氇上绣出片熟悉的棉田。而阿婆的缺角顶针始终守在樟木箱里，金线每天都往远方探一探，像在给远行的伙伴们系着根看不见的绳。
大雪封山那天，支教老师带着藏族孩子回来了。他们的顶针上都缠着张嫂顶针的金线，在学堂的壁炉前烤火时，金线突然亮起，与石板上的星符连成直线。有个脸蛋通红的藏族小姑娘，顶针是用牦牛角做的，没有金线。阿婆的缺角顶针立刻飞过去，把自己最细的一缕金线缠在上面，母亲的顶针也跟着分线，孩子们的新顶针更是围成圈，用集体的金线给牛角顶针镀了层暖光。小姑娘摸着发亮的顶针笑，露出两排小虎牙，她的金线突然往阿婆的缺角顶针凑，像只认家的小羊。
年底清点顶针时，发现每枚远行归来的顶针，金线末端都缠着点“异乡气”：李婶的带着麦香，王奶奶的沾着药草味，张嫂的裹着酥油香。它们回到樟木箱的第一晚，都要先挨着阿婆的缺角顶针，让那缕故乡的光熨平金线的褶皱。有枚在海边弄丢的顶针，半年后竟被海浪冲回老石桥下，金线缠着贝壳，在星符起点转了三圈，才恋恋不舍地回到箱中——母亲说这是“认门”，就像走丢的孩子，凭着骨子里的光也能找到家。
除夕夜守岁时，顶针们在天井里织出最大的星图。阿婆的缺角顶针在中心亮如灯火，所有远行的、新来的顶针围着它转圈，金线在空中甩出层层叠叠的弧，像朵不断绽放的烟花。孩子们举着新铸的顶针加入圆舞，塑料顶针和牦牛角顶针的金线最显眼，却与老顶针的光融成一片。我看见星图的最外圈，有缕极细的金线正往远方延伸，末端缠着片雪花，那是张嫂的顶针去年在藏区留下的记号，此刻正顺着光轨，慢慢回到起点的光晕里。
钟声敲响十二下时，阿婆的缺角顶针突然发出从未有过的亮光。金线往高空升起，在夜幕上绣出行淡金色的字：“路远，光近。”孩子们指着字欢呼时，我摸到掌心的星图印记正在发烫，那里的温度与樟木箱里的光、与孩子们顶针的暖、与所有远行归来的金线，连成了片没有边界的温热。
原来起点从不是静止的点。是阿婆的金线在时光里长成根，母亲的手在根上发了芽，我的掌心托着抽枝的藤，而所有走远的金线，都是藤上伸出的触须，无论探向哪里，最终都会被起点的光轻轻拽着，在岁月里织出片永远温暖的荫。那枚缺角的顶针，就是这片荫的中心，亮着，等着，托着所有走向远方的脚步，在回望时总能看见——这里永远有团光，像句未完的叮咛，说“别怕，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