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未日（十六日），朝廷任命司徒王导为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郗鉴为太尉，庾亮为司空。六月，又任命王导为丞相，把司徒这个官职撤销，相关事务并入丞相府。王导这人性格宽厚，任用赵胤、贾宁等将领，但这些人很多都不遵守法纪，大臣们为此很头疼。庾亮就给郗鉴写信说：“皇上从八九岁到长大成人，在宫里就跟宫女太监在一起，出了宫接触的也都是武官和些没见识的人，读书没人教他断句，问问题也碰不上个有学问的。秦始皇想把老百姓当傻子糊弄，大家都知道不行，何况想把皇上当傻子呢！皇上现在年纪也不小了，应该把权力交给他，让他亲政。王导不仅不把权力还给皇上，还占着太傅这么尊贵的位置，养了一堆不三不四的人。咱俩都受了先帝托付的重任，这么大的奸臣不除掉，以后到了地下，怎么有脸见先帝啊！”庾亮想和郗鉴一起起兵废掉王导，郗鉴没答应。南蛮校尉陶称，是陶侃的儿子，他把庾亮的想法告诉了王导。有人劝王导偷偷做好防备，王导说：“我和庾亮休戚与共，这种没根据的传言，有脑子的人就不该说。就算真像你说的那样，庾亮要是来了，我就戴着头巾回家，有什么可怕的！”王导还写信给陶称，说：“庾公是皇上的亲舅舅，你应该好好侍奉他！”征西参军孙盛也偷偷劝庾亮说：“王导一直有超脱世俗的胸怀，怎么会干那些平常人干的事呢！这肯定是那些奸佞小人想离间朝廷内外的关系。”庾亮这才打消了念头。孙盛是孙楚的孙子。这时候庾亮虽然在外地镇守，但却遥控着朝廷的大权，他占据着长江上游，手握强兵，那些趋炎附势的人大多都归附他。王导心里不平衡，每次遇到西风刮起尘土，他就举起扇子挡住自己，慢悠悠地说：“庾亮带来的尘土都能弄脏人！”王导任命江夏的李充为丞相掾。李充觉得当时社会风气崇尚浮华空虚，就写了篇《学箴》。他觉得老子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难道真的是把仁义都抛弃了，老百姓才会变得孝顺慈爱吗？其实是因为真心践行仁义的人少，借着仁义谋利的人多，大家都想把责任推给圣人，却被一些表面的形式所累。一般人只看到表面现象，能领悟到道理本质的人很少，越是执着于表面的形式，就离本质越远。所以李充写《学箴》来破除这种蒙蔽，他说：“名声彰显的时候，道就被荒废了；只有减少那些被推崇的虚名，才能崇尚真正该重视的东西。没有仁就不能让万物生长，没有义就不能让人知耻，仁义本来就不能远离，去掉那些损害仁义的东西就行了。”
汉国的李弈堂兄、广汉太守李乾告发大臣们谋划废立皇帝。秋天七月，汉主李寿让他儿子李广和大臣们在前殿盟誓，把李乾调任为汉嘉太守；任命李闳为荆州刺史，镇守巴郡。李闳是李恭的儿子。
八月，蜀地一直下雨，老百姓又闹饥荒又生病。李寿让大臣们畅所欲言，说说国家的得失。龚壮呈上密封的奏章说：“陛下起兵的时候，对着星辰发誓，向天地宣告，和众人歃血为盟，全国向晋称臣，上天响应，百姓高兴，这才成就了大业。但后来有人不明白您的苦心，您才暂时称帝。现在下了一百天的雨，饥荒和疫病一起来，这可能是上天在警示陛下啊。我觉得应该遵守之前的盟誓，尊奉建康的晋朝，他们肯定不会吝啬给您高爵重位来报答您的大功；虽然您的地位可能比现在低一级，但子孙后代却能受益无穷，永远保住福气，这不是很好嘛！有人说巴、蜀二州归附晋朝，当官的就荣耀，但六郡的人觉得不方便。以前公孙述在蜀地，外来的人掌权；刘备在蜀地，荆州来的人地位高。等到吴汉、邓艾西征，整个国家都被灭了，哪还分什么本地人和外地人！这些人不明白安稳的根基是什么，只知道贪恋名位，觉得跟着刘氏的郡守县令才能在州郡当官；却不知道那时候国家灭亡、君主都换了，哪能和今天这种正义之举相比，现在可是君主荣耀臣子也显达啊！还有人说我应该像法正一样。我受陛下大恩，您让我能安心生活；至于荣华富贵，不管是汉国还是晋国给的，我都不稀罕，又为什么要效法正呢！”李寿看了奏章，心里有点惭愧，就把奏章藏起来没公开。
九月，汉国仆射任颜谋反，被诛杀。任颜是任太后的弟弟。汉主李寿趁机把成主李雄的儿子们都杀了。
冬天十月，光禄勋颜含因为年纪大了，辞去官职。有人说：“王导是皇上的老师，名位那么高，百官应该对他行特别的礼节。”太常冯怀就拿这事去问颜含。颜含说：“王导虽然地位尊贵，但从道理上讲，也不该特别恭敬。说要行特别礼节的，可能是你们这些人的想法；我老了，不懂现在的这些事儿。”后来颜含又跟别人说：“我听说讨伐别的国家都不用问仁德的人，刚才冯祖思来问我这种讨好权贵的事，难道我是个品德不好的人吗！”郭璞曾经碰到颜含，想给他占卜。颜含说：“寿命长短由天定，地位高低看人为。修养自己但老天不眷顾，这是命运；坚守正道但别人不理解，这是本性；我自己的性命我清楚，用不着占卜。”颜含退休二十多年，九十三岁去世。
代王翳槐的弟弟什翼犍在赵国做人质，翳槐病重的时候，让各位部落首领立什翼犍为王。翳槐去世后，部落首领梁盖等人觉得刚有大丧事，什翼犍又在那么远的地方，能不能回来还不一定；等他回来，说不定会出乱子，就商量再立个新王。翳槐的二弟拓跋屈，性格刚猛又狡诈，不如拓跋屈的弟弟拓跋孤仁厚，于是大家一起杀了拓跋屈，要立拓跋孤为王。拓跋孤不同意，他亲自去邺城迎接什翼犍，还请求自己留在赵国做人质；赵王石虎觉得他很仗义，就把他们俩都放了。十一月，什翼犍在繁畤以北登上代王的位子，改年号为建国，还把国家一半的土地分给拓跋孤。
当初，代王猗卢去世后，国内经常发生内乱，部落也都离散了，拓跋氏渐渐衰落。等到什翼犍即位，他又勇猛又有智谋，能把祖宗的基业重新振兴起来，国内的人都归附他。他开始设立各种官职，让他们分别掌管不同事务。任命代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还制定了关于谋反、杀人、奸盗等罪行的法律，法令清楚明白，政务处理起来也很简单，没有那些牵连审讯的麻烦事，老百姓都觉得挺安稳。从东边的濊貊，到西边的破落那，南边到阴山，北边到沙漠，各个部落大多都归附了代国，人口达到几十万。
十二月，段辽从密云山派人到赵国，请求赵国来迎接他；没过多久又反悔了，又派人到燕国，请求燕国来迎接。
赵王石虎派征东将军麻秋率领三万士兵去迎接段辽，还告诫麻秋说：“接受投降就像面对敌人一样，可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尚书左丞阳裕是段辽的旧臣，石虎就让他做麻秋的司马。
燕王慕容皝亲自率领各位将军去迎接段辽，段辽却偷偷和燕国商量，想灭掉赵军。慕容皝派慕容恪在密云山埋伏了七千精锐骑兵，在三藏口把麻秋打得大败，赵军死了十分之六七。麻秋徒步逃跑才捡回一条命，阳裕被燕国俘虏。
赵国将军范阳人鲜于亮丢了马，沿着山路走不上去，就停下来，端端正正地坐着；燕国士兵把他围住，大声呵斥他站起来。鲜于亮说：“我是贵人，从道义上讲，不会向你们这些小人物屈服。你们能杀就赶紧杀，不能杀就滚蛋！”鲜于亮仪表堂堂，声音洪亮，气势威严，燕国士兵都有点怕他，不敢杀他，就把这事报告给慕容皝。慕容皝派人给他送了匹马，还和他交谈，非常高兴，任命他为左常侍，还把崔毖的女儿嫁给了他。
慕容皝得到了段辽的全部部众。他用贵宾的礼节对待段辽，任命阳裕为郎中令。
赵王石虎听说麻秋战败，气得不行，把麻秋的官职和爵位都给削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聚焦于东晋中期与周边政权的政治博弈、权力纠葛与社会动态，展现了乱世中各方势力的生存逻辑与人性复杂，其中诸多历史细节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东晋中枢的权力暗战：士族博弈的典型样本
东晋朝堂的核心矛盾围绕王导与庾亮的权力争夺展开，这并非简单的个人恩怨，而是士族集团间平衡被打破后的必然冲突。王导作为“王与马共天下”的核心人物，以“宽厚”为名维系门阀政治平衡，却因对赵胤、贾宁等将领的纵容引发朝野不满。这种“放任式治理”本质上是士族对皇权的软性架空，却也埋下了内部倾轧的隐患。
庾亮的发难看似以“清君侧”为名，实则暴露了外戚势力对中枢权力的觊觎。他指责晋成帝“入则在宫人之手，出则唯武官、小人”，暗讽王导失职，却巧妙回避了自身“遥执朝廷之权”的事实。这种“双重标准”揭示了士族政治的虚伪性——无论何种借口，权力争夺才是核心目的。
王导的应对堪称政治智慧的典范：面对庾亮的威胁，他以“角巾还第”的姿态示以坦荡；对泄密的陶称，他反劝其“善事庾公”；面对孙盛的谏言，他始终保持克制。这种“以柔克刚”的策略，既维护了士族集团的表面和谐，也为自己赢得了舆论支持。而“元规尘污人”的慨叹，道尽了权力场域中胜利者对失败者的精神碾压，也暗示了东晋“主弱臣强”的政治困局难以破解。
思想觉醒与时代焦虑：李充《学箴》的现实意义
在门阀士族崇尚玄学、追逐浮虚的风气中，李充的《学箴》如一声惊雷，直击时代病灶。他对老子“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的重新解读，跳出了魏晋玄学“非儒即道”的二元对立，提出“仁义固不可远，去其害仁义者而已”的辩证观点，实为乱世中的清醒之论。
这一思想背后，是对西晋灭亡教训的深刻反思。魏晋玄学过度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导致士风颓废、社会责任缺失。李充尖锐指出“逐迹逾笃，离本逾远”，批判世人沉迷表面形式而背离精神本质，这不仅是对当时学术风气的纠偏，更揭示了一个永恒命题：任何思想若脱离现实土壤、沦为利益工具，终将走向异化。《学箴》的价值，在于它在玄学盛行的时代，为儒家伦理保留了合理空间，体现了思想融合的可能性。
十六国乱象：权力合法性的脆弱与重构
成汉政权的内部动荡，展现了少数民族政权在汉化过程中的典型困境。李寿以“禅让”为名夺取皇位，却因背离“称籓东晋”的初始承诺而陷入合法性危机。龚壮的劝谏直击要害：“天其或者将以监示陛下故也”，将自然灾害与政治道德绑定，反映了传统“天人感应”观念对政权合法性的约束力。
李寿的矛盾心态极具代表性：既想通过称帝巩固权力，又无法摆脱中原正统观念的影响；既依赖本土士族支持，又忌惮其“谋废立”的潜在威胁。这种困境最终导致其采取极端手段——诛杀成主雄诸子，用血腥清洗换取短暂稳定，却也埋下了政权覆灭的伏笔。成汉的兴衰证明，在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的古代中国，任何割据政权若不能解决合法性问题，终将难以长久。
代国崛起：鲜卑政权的制度化转型
拓跋什翼犍的崛起是这段史料中的一抹亮色，标志着鲜卑拓跋部从部落联盟向成熟政权的关键转型。他的成功并非偶然：对内“始置百官，分掌众务”，建立官僚体系；“制反逆、杀人、奸盗之法”，完善法律制度；任用燕凤、许谦等汉族士人，推动文化融合。这些举措使代国“政事清简，百姓安之”，为后来北魏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什翼犍的智慧体现在对传统与变革的平衡：既保留“分国之半以与孤”的部落联盟残余传统，又积极引入中原政治制度；既依靠自身“雄勇有智略”的个人魅力，又注重建立制度化权威。这种渐进式改革避免了剧烈动荡，使拓跋部在短短数年间实现“东自濊貊，西及破落那”的疆域扩张，展现了少数民族政权在学习先进文化过程中的强大生命力。
燕赵争霸：军事博弈中的人性光辉
慕容皝与石虎的密云山之战，既是军事较量，也是人性考验。段辽的反复无常反映了乱世中弱小势力的生存困境——在强权夹缝中只能以投机求存；麻秋的惨败印证了“受降如受敌”的军事真理，也暴露了赵军的轻敌冒进。
鲜于亮的表现则堪称乱世中的风骨典范：“身是贵人，义不为小人所屈”的宣言，展现了贵族精神的最后坚守；慕容皝“以马迎之，与语大悦”的识人之举，体现了政治家的胸襟气度。这种“英雄相惜”的桥段，在残酷的战争背景下更显珍贵，也揭示了十六国时期政权更迭中，人才流动与文化融合的特殊通道——敌对双方的精英分子往往能超越立场，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价值认同。
历史启示：权力制衡与文明融合的永恒命题
这段史料跨越东晋、成汉、代国、后赵、前燕等多个政权，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典型特征：政治上，门阀与皇权的博弈塑造了独特的权力结构；文化上，玄学与儒学的碰撞催生了思想创新；民族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互动推动了文明融合。
从现代视角看，这段历史给予我们多重启示：权力需要制衡，东晋的教训证明缺乏制约的门阀政治终将导致内耗；改革需要渐进，代国的成功显示制度转型必须与社会现实相适应；文明需要包容，鲜卑政权的崛起印证了文化融合的强大生命力。这些跨越千年的智慧，至今仍在滋养着我们对权力、制度与文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