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纪一，从公元265年（乙酉年）到公元272年（壬辰年），共八年。
泰始元年（公元265年，乙酉年）
春天三月，吴主派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洪璆和徐绍、孙彧一起到晋国回访。徐绍走到濡须的时候，有人跟吴主说徐绍老是夸晋国好，吴主一听就火大了，派人把徐绍追回来，直接杀了。
夏天四月，吴国改年号为甘露。
五月，魏帝给晋王司马昭特别待遇，把晋王的王妃称为王后，世子称为太子。
癸未日，宣布大赦天下。
秋天七月，吴主强迫景皇后自杀，把景帝的四个儿子迁到吴地，没过多久又把其中两个年纪大的给杀了。
八月辛卯日，司马昭挂了，太子司马炎继承他的位置，成了相国和晋王。
九月乙未日，又大赦天下。
戊子日，任命魏国司徒何曾为晋丞相；癸亥日，任命骠骑将军司马望为司徒。
乙亥日，把司马昭葬在崇阳陵。
冬天，吴国西陵督步阐上表，建议吴主把都城迁到武昌，吴主同意了，派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镇守建业。步阐是步骘的儿子。
十二月壬戌日，魏帝把皇位让给了晋；甲子日，魏帝搬出皇宫，住到金墉城。太傅司马孚去跟魏帝告别，拉着魏帝的手，哭得稀里哗啦，说：“我死的那天，也还是大魏的忠实臣子啊。”丙寅日，司马炎登基当皇帝，大赦天下，改了年号。丁卯日，封魏帝为陈留王，让他住在邺城的宫殿里，给他的待遇和尊崇，都仿照当初曹魏对待汉献帝的规格。魏国的那些诸侯王都被降为侯爵。司马炎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司马师为景皇帝，司马昭为文皇帝。尊称王太后为皇太后。封皇叔祖父司马孚为安平王，叔父司马干为平原王、司马亮为扶风王、司马伷为东莞王、司马骏为汝阴王、司马肜为梁王、司马伦为琅邪王，弟弟司马攸为齐王、司马鉴为乐安王、司马机为燕王，又封堂兄弟们像司徒司马望等十七个人都为王。任命石苞为大司马，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何曾为太尉，贾充为车骑将军，王沈为骠骑将军。其他文武官员也都按等级提升官位、增加爵位。乙亥日，任命安平王司马孚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没过多久，又任命车骑将军陈骞为大将军，和司徒义阳王司马望、司空荀顗等，一共有八个公爵，同时设置。司马炎吸取曹魏政权因为皇室孤立而灭亡的教训，所以大肆分封皇室宗亲，还让他们担任官职，又下诏让各诸侯王都能自己选拔封国内的官吏；只有卫将军齐王司马攸不敢这么干，都是让手下人向上请示。
司马炎下诏解除对魏宗室的禁锢，废除部曲将和长吏要送人质的制度。
司马炎接的是曹魏政权的班，曹魏那会儿风气刻薄又奢侈，他就想搞仁政、倡节俭来纠正。太常丞许奇，是许允的儿子。司马炎要去太庙祭祀，大臣们讨论说许奇他爹许允以前被处死了，许奇不适合在皇帝身边，建议把他外放到地方做官；司马炎却回忆起许允以前的威望，称赞许奇有才华，直接提拔他为祠部郎。有关部门报告说拉御车的牛的青丝缰绳断了，司马炎下诏用青麻缰绳代替。
这时候开始设置谏官，任命散骑常侍傅玄、皇甫陶担任。傅玄是傅干的儿子。傅玄觉得曹魏末年士人的风气太差，就给司马炎上疏说：“我听说以前的帝王治理天下，上面注重教化，下面就会形成良好的舆论风气。之前魏武帝曹操喜欢法家的那套，天下人就都看重刑名之学；魏文帝曹丕欣赏通达之人，天下人就轻视坚守节操的人。从那以后，社会纲纪没人管，放荡荒诞的人满朝都是，结果天下再也没有良好的舆论风气了。陛下您受禅登基，弘扬尧、舜那样的教化，只是还没提拔那些清正高远、讲究礼仪的臣子来敦厚风俗、砥砺气节，也没黜退那些虚伪浅薄的人来惩戒不恭敬的行为，所以我才敢说这些。”司马炎觉得他说得挺好，还让傅玄起草诏书呈上来，不过这风气最终也没能彻底改变。
当初，汉朝的征西将军司马钧生了豫章太守司马量，司马量生了颖川太守司马俊，司马俊生了京兆尹司马防，司马防生了晋宣帝司马懿。
【内核解读】
泰始元年（公元 265 年）是中国历史上极具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岁的史简中，刀光剑影与权力更迭交织，谱写着三国时代落幕前的最后篇章。魏、吴、晋三方的角力与蜕变，不仅勾勒出王朝兴替的残酷逻辑，更暗藏着历史前行的深层密码。
东吴的这一年充满血色阴霾。吴主孙皓先是因猜忌诛杀使臣徐绍，暴露其多疑残暴的本性；继而逼杀景皇后、屠戮景帝子嗣，用至亲的鲜血巩固权力。这种自毁长城的统治方式，与西陵督步阐迁都武昌的建议形成诡异对比 —— 当统治者将刀刃挥向宗室时，任何战略调整都难以挽救人心离散的颓势。孙皓的极端行为本质上是对皇权合法性危机的应激反应，却加速了江东士族对孙氏政权的离心，为日后的覆灭埋下伏笔。
曹魏的命运在这一年走向终点，但并非毫无挣扎。司马昭获殊礼加身本是篡权的前奏，但其突然离世让权力交接平添变数。司马炎的继位看似平稳，却暗藏着曹魏旧臣的无声反抗 —— 太傅司马孚执曹奂之手泣称 “大魏纯臣”，这句悲鸣不仅是个人气节的坚守，更是旧有政治秩序崩塌时的文化回响。魏帝禅位、诸王降爵的结局，印证了 “天下神器，有德者居之” 的虚伪性，暴露了封建皇权 “成者为王” 的赤裸规则。
西晋的建立并非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司马氏数十年政治经营的结果。司马炎登基后的一系列举措颇具深意：大封宗室试图弥补曹魏孤立之弊，却为日后八王之乱埋下隐患；解除魏室禁锢、以麻代丝彰显仁俭姿态，意在塑造新政权的道德合法性；设置谏官、接纳傅玄谏言，则显示对士风颓敝的警惕。这些政策折射出开国者的政治智慧，却也难掩时代局限 —— 当傅玄痛陈 “清议不行” 的弊端时，西晋朝堂已然埋下玄学盛行、政治虚浮的种子。
这一年的历史细节中藏着惊人的历史轮回：曹魏代汉的戏码在晋代魏的过程中完美复刻，陈留王的封号与邺城宫室的安排，恰似当年汉献帝故事的重演。这种轮回背后，是封建王朝难以突破的权力悖论 —— 每个新王朝都试图矫正前朝弊端，却终将陷入相似的困境。司马炎大封宗室的决策，正是对曹魏抑制宗室教训的反向借鉴，却未曾料到亲情在权力面前的脆弱不堪。
从司马钧到司马懿的家族谱系记载，看似平淡却意味深长。这个从地方官员逐步登顶权力巅峰的家族，其发迹史恰是魏晋门阀政治形成的缩影。当司马氏将家族利益凌驾于王朝利益之上时，门阀与皇权的共生博弈从此成为中古政治的主旋律。
泰始元年的风云变幻，本质上是权力合法性重构的过程。无论是孙皓的暴力维稳，还是司马炎的温情禅让，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命题：如何在王朝更迭中实现统治正当性的无缝衔接。历史给出的答案残酷而现实 —— 暴力可以夺取政权，却无法赢得人心；礼仪能够粉饰和平，却难以根治制度痼疾。西晋的建立开启了新的时代，却未能真正跳出历史的周期律，这或许正是这一年历史给予后人最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