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曹操还是魏公的时候，任命赞令刘放、参军事孙资都当秘书郎。曹丕即位后，把秘书这个官职改名叫中书，任命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从此他们就掌管了朝廷机密。到了这位皇帝即位，他俩更受宠信，都加官为侍中、光禄大夫，还封了本县侯。那时候，皇帝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又多次发动战事，像心腹这样重要的职责，都由刘放和孙资两人掌管。每次遇到大事，朝臣们一起讨论，皇帝常常让他俩决定事情的对错，然后选择可行的去执行。
中护军蒋济上书说：“我听说大臣权力太大，国家就危险；君主身边的人太亲近，君主就容易被蒙蔽，这可是自古以来的大教训啊。以前大臣掌权，朝廷内外都跟着受影响。陛下英明，亲自处理政务，大家没有不恭敬严肃的。大臣们不是不忠诚，但是权力要是都在下面，众人心里就会对皇上不那么敬畏，这是人之常情。陛下既然已经留意到大臣权力的问题，希望也别忽略身边的人。身边这些人就算忠诚正直、有长远考虑，也不一定就比大臣强，至于迎合讨好，他们可能更擅长。现在外面的人一说起事儿，动不动就提中书。就算他们恭敬谨慎，不跟外面勾结，但只要有这个名声，就容易让世人产生疑惑。何况他们实际掌握着重要事务，天天在陛下跟前，万一陛下疲倦的时候，他们趁机做些决断，大臣们看到他们能影响事情，就会顺着他们来。一旦开了这个头，他们就会私下招揽党羽，赞扬或诋毁别人，肯定会兴起各种是非，功劳、过失、奖赏、惩罚，也肯定会被随意改变，正直向上的人可能被阻碍，阿谀奉承他们的人反而能通达。他们从细微之处入手，顺着形势发展，陛下对他们亲近信任，就不会再猜疑察觉。这些情况陛下您圣明睿智，应该早点知道，只要您稍微留意，这种情形自然就会显现。或许是朝臣们害怕说话不合陛下心意，又怕被陛下身边的人怨恨，所以没人敢说。我相信陛下您一直潜心思考，公正地听取各方意见、观察各种情况，如果事情处理得不合理，或者事物使用得不当，您肯定会调整改变，往远了说要和黄帝、唐尧比功绩，往近了说要彰显武帝、文帝的业绩，怎么会只受身边亲近之人的影响呢！然而君主不可能亲自处理天下所有事，总得托付给别人。要是托付给一个大臣，除非像周公旦那样忠诚，管夷吾那样公正，不然就会有玩弄权术、败坏官职的弊端。现在国家的栋梁之才虽然不多，但那些在一州之内品行被人称道，在某个官职上能发挥才智，忠诚守信、竭尽全力，各自履行职责的人，还是有的，可以一起任用他们，不能让圣明的朝廷出现大臣专权的名声啊！”但皇帝没听进去。
等到皇帝病重，开始仔细考虑身后之事，就任命曹操的儿子燕王曹宇为大将军，让他和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人共同辅政。曹爽是曹真的儿子，曹肇是曹休的儿子。皇帝从小就和燕王曹宇关系好，所以把后事托付给他。
刘放和孙资长期掌管机要事务，夏侯献和曹肇心里很不服气。有一次，宫殿里有鸡在树上栖息，他俩就互相说：“这都多久了，他们还能得意多久！”刘放和孙资害怕以后被他俩害了，就暗中想办法离间他们和皇帝的关系。燕王曹宇性格恭顺善良，真诚地向皇帝推辞大将军这个职位。皇帝把刘放和孙资叫到卧室，问他们：“燕王为什么坚决推辞呢？”他俩回答说：“燕王确实是自己知道承担不了这个重任啊。”皇帝又问：“那谁能担当此任呢？”当时只有曹爽在皇帝身边，刘放和孙资就趁机推荐曹爽，还说：“应该把司马懿召来一起参与辅政。”皇帝问：“曹爽能胜任这事儿吗？”曹爽紧张得直冒汗，答不上来。刘放赶紧踩了一下曹爽的脚，凑到他耳边说：“你就说愿以死来保卫国家。”皇帝听了刘放和孙资的话，打算任用曹爽和司马懿。可没过一会儿，皇帝又改变主意，下令停止之前的任命。刘放和孙资又进宫劝说皇帝，皇帝又听了他们的。刘放说：“陛下应该亲自写诏书。”皇帝说：“我病得太重，写不了。”刘放立刻上床，抓着皇帝的手勉强写了诏书，然后拿着诏书出去，大声宣布：“有诏书，免去燕王曹宇等人的官职，不得留在宫中。”曹宇等人都流着泪离开了。
甲申日，任命曹爽为大将军。皇帝又觉得曹爽能力弱，就又任命尚书孙礼为大将军长史来辅佐他。这时候，司马懿在汲县，皇帝派给使辟邪拿着手诏去召他。在此之前，燕王给皇帝出主意，说关中事务重要，应该让司马懿直接从轵关西回长安，这事儿已经执行了。司马懿一会儿收到两份诏书，内容前后矛盾，他怀疑京城出了事，就赶紧快马加鞭赶回朝廷。
评论
曹魏权力变局：近臣专权与皇权旁落的历史镜鉴
这段记载如同一幅浓缩的政治画卷，清晰展现了曹魏中期权力结构的嬗变与危机。从刘放、孙资凭借中书机构逐步掌控机要，到魏明帝临终前辅政格局的剧烈动荡，整个过程充满了权力博弈的暗流涌动，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政治教训。
在专制皇权体制下，权力的分配始终是关乎王朝安危的核心命题。魏文帝将秘书改为中书，本是强化皇权对机要事务掌控的制度调整，却不料为刘放、孙资专权埋下伏笔。当魏明帝 “亲览万机” 时，中书机构凭借 “腹心之任” 的特殊地位，逐渐从文书处理者演变为决策参与者。这种转变的危险性在于，近臣虽无大臣之名，却已操大臣之实，形成 “外所言辄云中书” 的舆论效应。蒋济的上疏尖锐指出 “左右太亲者身蔽” 的历史规律，揭示了近臣专权比大臣擅政更具隐蔽性 —— 他们凭借 “日在目前” 的便利，利用皇帝 “疲倦之间” 的疏忽，悄然完成权力渗透，这种 “因微而入” 的过程往往难以察觉。
魏明帝对蒋济谏言的漠视，反映了专制君主的认知局限。他既想摆脱大臣掣肘，又依赖近臣处理政务，却未能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当个人精力难以支撑 “亲览万机” 的负荷时，权力自然向身边近臣倾斜，形成 “实握事要” 的既成事实。这种权力转移的本质，是君主将治国责任与决策权力轻率托付，却忽视了 “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当有所付” 的权责对等原则。
临终托孤的闹剧将制度缺陷推向极致。从最初属意宗室辅政，到在刘放、孙资操纵下改任曹爽与司马懿，整个过程充满了非制度化操作。刘放 “执帝手强作诏书” 的行为，彻底突破了君臣礼仪的底线，暴露了近臣专权时的疯狂嘴脸。曹爽 “流汗不能对” 的表现与司马懿 “疾驱入朝” 的果决形成鲜明对比，预示着未来权力格局的失衡。这种辅政人选的随意变更，本质上是缺乏稳定继承制度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魏明帝试图通过信任近臣来强化皇权，最终却导致权力旁落；想要通过临终安排保障政权稳定，反而加速了内部撕裂。蒋济所警示的 “私招朋援，臧否毁誉”“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达” 等现象，在此后曹魏政权的演变中一一应验。这段历史深刻表明，健康的政治生态不能依赖君主的个人贤明，更需要建立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和制度化的运行规则，否则再精密的权力布局，也终将在人性的弱点面前功亏一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