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己酉年）
春天，正月丁丑日，大赦天下。
皇帝把董贵人从河间接来。三月乙巳日，尊她为孝仁皇后，让她住在永乐宫，任命她的哥哥董宠为执金吾，哥哥的儿子董重为五官中郎将。
夏天，四月壬辰日，有人在皇帝的御座上看到一条青蛇。癸巳日，刮起大风，下起冰雹，雷声滚滚，一百多棵大树都被连根拔起。皇帝下诏让公卿及以下官员都呈上密封的奏章，说说自己的看法。大司农张奂上奏章说：“以前周公的葬礼不符合礼仪，上天就显示出威严。如今窦武、陈蕃忠诚坚贞，却没有得到公开赦免，这些怪异灾祸的出现，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应该赶紧给他们改葬，让他们的家属迁回来，那些受牵连被禁锢的人，所有处罚都应该免除。还有，皇太后虽然住在南宫，但皇帝对她的恩情和礼数都不够，朝廷大臣也没人敢说，这让远近的人都很失望。陛下应该想想大义，报答太后的养育之恩。”皇帝很赞赏张奂的话，就去问身边的常侍们，这些人都讨厌张奂的说法，皇帝没办法按自己的想法做。张奂又和尚书刘猛等人一起推荐王畅、李膺，认为他们可以进入三公的人选范围，曹节等人更加痛恨他们的言论，于是皇帝下诏严厉斥责张奂等人。张奂他们就自己到廷尉那里请求囚禁自己，过了几天才被放出来，还被罚了三个月的俸禄来赎罪。
郎中东郡人谢弼也呈上密封奏章说：“我听说‘出现虺和蛇，是女人的征兆’。太后在宫中定下计策，拥立了圣明的陛下，《尚书》里说‘父子兄弟，罪不相互牵连’，窦氏被诛杀，怎么能把过错牵连到太后身上呢！太后被幽禁在南宫，她的忧愁能感动上天，如果太后生病，陛下又有什么脸面面对天下人呢！孝和皇帝没有断绝和窦氏的恩情，被前代人传为美谈。按照礼仪，‘做了别人的后代，就相当于人家的儿子’，现在陛下以桓帝为父亲，那怎么能不以太后为母亲呢！希望陛下能仰慕虞舜孝顺父母的品德，想想《凯风》这首诗里安慰母亲的心意。我还听说‘建立国家，管理家庭，不能任用小人’。现在功臣长期在外，没有得到爵位和俸禄，而皇帝的奶妈却因为受到宠爱，得到丰厚的封赏，这次大风雨雹的出现，就是因为这个。还有，已故的太傅陈蕃，为朝廷尽心尽力，却被一群奸邪之人陷害，突然就被诛杀，这种残酷和肆意的行为，震惊了天下；他的门生和旧部，也都被流放和禁锢。陈蕃已经去世，就算用一百个人也无法弥补他的损失啊！应该让他的家属回来，解除禁令。三公的位置非常重要，关系到国家命运，现在的四位公卿，只有司空刘宠能坚守善道，其他几位都是白吃饭还招来灾祸的人，肯定会有像折了鼎足、打翻鼎中食物那样的凶险，应该借着这次灾异，把他们都罢免，征召原来的司空王畅、长乐少府李膺来参与政事，这样或许灾变就能消除，国家就能长久。”皇帝身边的人讨厌谢弼的话，就让他去做广陵府丞，谢弼后来辞官回家。曹节哥哥的儿子曹绍是东郡太守，找了个别的罪名把谢弼抓起来，严刑拷打，最终死在狱中。
皇帝拿青蛇出现这件怪异的事询问光禄勋杨赐，杨赐呈上密封奏章说：“好事不会无缘无故到来，灾祸也不会凭空发生。君王心里有想法，虽然没有表现在脸上，但五星会因此移动，阴阳也会改变度数。如果君王不能建立中正之道，就会出现龙蛇这样的怪异现象，《诗经》说：‘出现虺和蛇，是女人的征兆。’希望陛下思考阳刚之道，分清内外的区别，抑制外戚的权力，割舍对宠妃的宠爱，这样蛇的怪异现象就能消除，吉祥的征兆马上就会出现。”杨赐是杨秉的儿子。
五月，太尉闻人袭、司空许栩被免职；六月，任命司徒刘宠为太尉，太常汝南人许训为司徒，太仆长沙人刘嚣为司空。刘嚣向来依附各位常侍，所以才当上三公这样的高官。
皇帝下诏派谒者冯禅去劝降汉阳的零散羌人。段颎认为现在正是春耕时节，百姓都在田野里劳作，羌人虽然暂时投降，但官府没有粮食储备，他们肯定还会再次成为盗贼，不如趁他们防备空虚出兵，一定能把他们消灭干净。于是段颎亲自进军扎营，在距离羌人驻扎的凡亭山四五十里的地方，派骑司马田晏、假司马夏育带领五千人先出发，打败了羌人。羌人溃败后向东逃窜，又聚集在射虎谷，分兵把守谷的上下门，段颎计划一举把他们消灭，不想再让他们逃走。秋天，七月，段颎派一千人在西县用木头搭建栅栏，宽二十步，长四十里，用来阻拦羌人。又分别派田晏、夏育等人带领七千人，嘴里衔着枚（防止出声），趁夜登上西山，安营扎寨，挖掘壕沟，在距离敌人一里左右的地方驻扎，同时派司马张恺等人带领三千人登上东山，这时羌人才发觉。段颎趁机和张恺等人从东、西两山夹击，出兵奋勇攻击，打败了羌人，一直追到谷的上下门，在深山峡谷之中，到处都把羌人打得大败，斩杀了羌人的首领及以下共一万九千多人。冯禅等人招降的四千人，分别安置在安定、汉阳、陇西三郡。至此，东羌全部被平定。段颎一共打了一百八十场仗，斩杀三万八千多人，缴获各种牲畜四十二万七千多头，花费四十四亿，士兵战死四百多人；朝廷改封他为新丰县侯，食邑一万户。
司马光评论说：《尚书》里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真正聪明的人，成为君主，君主就是百姓的父母。”那些蛮夷戎狄，虽然气质种类和我们不同，但他们趋利避害、热爱生命、厌恶死亡，和我们人是一样的。治理他们如果方法得当，他们就会顺从归附，如果方法不当，他们就会反叛侵扰，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古代先王的政策是，他们反叛就讨伐，归服就安抚，把他们安置在四方边境，不让他们扰乱礼仪之邦就行。如果把他们看作草木禽兽，不分好坏，不管来去，全部杀光，这哪里是做百姓父母的本意呢！况且羌人反叛的原因，是被郡县的官员侵害冤枉；反叛了却不马上镇压，是因为任用的将帅不合适。如果能派优秀的将领把他们赶到塞外，挑选好的官员去治理他们，这才是保卫边疆的好办法，怎么能只以多杀人来取乐呢！如果治理的方法不对，就算是华夏百姓，也会纷纷起来做盗贼，难道能把他们都杀光吗！这样看来，段纪明作为将领，虽然打胜仗立了功，但君子是不认同他的做法的。
九月，江夏的蛮人反叛，州郡出兵把他们平定了。
丹杨的山越人包围了太守陈夤，陈夤把他们打败。
当初，李膺等人虽然被罢官禁锢，但天下的士大夫都觉得他们的品德高尚，反而认为朝廷很污浊，仰慕他们的人唯恐赶不上，还一起互相标榜，给他们起了各种称号：把窦武、陈蕃、刘淑称为“三君”，所谓“君”，就是说他们是一代宗师；把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称为“八俊”，“俊”就是说他们是人中精英；把郭泰、范滂、尹勋、巴肃以及南阳的宗慈、陈留的夏馥、汝南的蔡衍、泰山的羊陟称为“八顾”，“顾”是说他们能用德行引导别人；把张俭、翟超、岑晊、苑康以及山阳的刘表、汝南的陈翔、鲁国的孔昱、山阳的檀敷称为“八及”，“及”是说他们能引导别人追随宗师；把度尚以及东平的张邈、王孝、东郡的刘儒、泰山的胡母班、陈留的秦周、鲁国的蕃向、东莱的王章称为“八厨”，“厨”是说他们能用钱财救济别人。等到陈蕃、窦武掌权，又举荐提拔了李膺等人；陈蕃、窦武被杀后，李膺等人又被罢官。宦官们痛恨李膺等人，每次下诏书，都会重申对党人的禁令。侯览特别怨恨张俭，侯览的同乡朱并向来奸佞邪恶，被张俭嫌弃，他按照侯览的意思，上书告发张俭和同乡二十四人另外给自己起称号，结成朋党，企图危害国家，张俭是他们的首领。皇帝下诏要追捕张俭等人。冬天，十月，大长秋曹节趁机暗示有关部门上奏“那些结党的人，像已故司空虞放以及李膺、杜密、朱?、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人，请下令让州郡进行拷问治罪。”当时皇帝十四岁，问曹节等人说：“什么是钩党？”曹节回答说：“钩党就是党人。”皇帝又问：“党人做了什么坏事，为什么要杀他们呢？”曹节回答：“他们互相推举同党，想要做不轨之事。”皇帝问：“不轨之事是指什么？”曹节说：“想要图谋国家政权。”皇帝于是批准了这个奏章。有人对李膺说：“你可以逃走了！”李膺回答说：“遇到事情不躲避困难，有罪不逃避刑罚，这是臣子的气节。我已经六十岁了，生死有命，逃走又能去哪里呢！”于是就去了诏狱，被拷打致死；他的门生和旧部也都被禁锢。侍御史蜀郡人景毅的儿子景顾是李膺的门徒，因为没有登记在册，所以没被牵连处罚，景毅感慨地说：“我本来觉得李膺很贤能，才送儿子去拜他为师，怎么能因为名册上漏记了名字，就苟且偷安呢！”于是自己上表辞官回家。
评论
建宁二年的历史记载，集中展现了东汉末年党锢之祸的升级与社会矛盾的激化，从政治斗争到边疆治理，从士人风骨到宦官专权，多个维度折射出王朝衰颓的不可逆之势。
政治抗争的徒劳：士人在高压下的微弱呐喊
这一年，士大夫阶层对宦官专权的反抗仍在继续，但已然沦为悲壮的徒劳。张奂借“青蛇现、大风雹”的灾异，直言窦武、陈蕃“忠贞未宥”是祸乱根源，请求为其平反、解除党锢，甚至敢触及“皇太后恩礼不接”的敏感问题，其勇气可嘉。然而，在宦官“左右皆恶之”的阻挠下，汉灵帝即便“深嘉其言”也无能为力，张奂最终只能“自囚廷尉”“以俸赎罪”，尽显士人话语权的丧失。
谢弼的上疏更为尖锐，直指“阿母宠私享大封”“陈蕃酷滥骇天下”，要求复用王畅、李膺，几乎是公开与宦官集团叫板。但结果是被外放、罢官，最终遭曹节从子报复“掠死于狱”。这揭示出一个残酷现实：在宦官掌控的权力体系中，任何触及核心利益的谏言都等同于自寻死路。杨赐的奏疏则相对隐晦，以“抑皇甫之权，割艳妻之爱”委婉劝诫，却也仅能流于形式——当皇权彻底沦为宦官的工具，“乾刚之道”早已荡然无存。
党锢之祸的升级：从“禁锢”到“诛杀”的血腥转向
如果说桓帝时期的党锢还留有一丝余地，建宁二年的这场清洗则是赤裸裸的屠杀。宦官集团借侯览与张俭的私怨，由朱并诬告“共为部党，图危社稷”，顺势将打击范围扩大到李膺、杜密等“八俊”“八顾”核心成员。年仅14岁的灵帝在“欲图社稷”的谎言下批准奏请，暴露了皇权被操纵的彻底性——连“党人为何为恶”都不清楚的皇帝，却能轻易决定数百人的生死，这正是专制体制的荒诞之处。
李膺的选择成为士人精神的缩影。面对“可去矣”的劝告，他以“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自勉，主动赴狱就死，用生命践行“臣之节”。更令人动容的是景毅：儿子虽未被列入党人名单，他却主动“自表免归”，坦言“岂可以漏脱名籍，苟安而已”。这种“不愿苟活”的决绝，与宦官集团的卑劣形成鲜明对比，也让“党人”的称号从政治污名，升华为道义的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士人的“标榜称号”（三君、八俊等）本是民间对其德行的认可，却被宦官曲解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的罪证。这种将道德共识污蔑为“谋逆证据”的操作，彻底摧毁了社会的价值判断体系——当行善被等同于“不轨”，正直被视作“危险”，整个王朝的精神支柱已然崩塌。
边疆治理的悖论：段颎的“功绩”与司马光的批判
段颎平定东羌的“战绩”，是这一年另一个值得审视的焦点。他以“乘虚放兵”的战术，在凡亭山、射虎谷大破羌人，最终“斩三万八千馀级”“东羌悉平”，被封为万户侯。单从军事角度看，其效率惊人；但司马光的评论一针见血：“岂作民父母之意哉！”
这段批判揭示了边疆治理的深层悖论：段颎将羌人视作“必当复为盗贼”的隐患，主张“殄灭”以绝后患，本质上是用种族灭绝的思维解决民族矛盾。他忽视了羌人反叛的根源——“为郡县所侵冤”，也拒绝皇甫规、张奂的招抚策略，最终虽能“平定”一时，却埋下更深的仇恨。司马光强调“叛则讨之，服则怀之”，正是看到了单纯军事镇压的短视：靠杀戮换来的安宁，终究会被复仇的怒火点燃。
段颎的“成功”与李膺的“失败”形成残酷对照：前者靠血腥手段获得爵位，后者因坚守道义身首异处。这种价值颠倒，正是东汉末年“是非泯灭”的生动写照。
结语：理想主义的落幕与乱世的开端
建宁二年的历史，是东汉王朝的“分水岭”。党锢之祸从“禁锢终身”升级为“大规模诛杀”，意味着士人集团与宦官集团的和解彻底无望；段颎的铁血政策虽暂时安定边疆，却加剧了民族矛盾；皇帝的昏聩与宦官的专权，让“天下士大夫污秽朝廷”的情绪蔓延至全社会。
这一年，那些被标榜为“一世之所宗”“人之英”的士人或死或逃，而“群小得志”的宦官集团看似掌控一切。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这场对理想主义者的屠杀，让更多人看清了王朝的腐朽。当谢弼、李膺们用生命照亮黑暗时，他们播下的反抗种子，终将在未来的黄巾起义、三国乱世中生根发芽。建宁二年的血，不仅染红了东汉的史书，更预示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