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三年（公元86年，丙戌年）
春天，正月丙申日，章帝到北方巡视，辛丑日，在怀县举行耕种仪式；二月乙丑日，章帝敕令侍御史和司空说：“正值春天，我所经过的地方，不许砍伐杀戮。车要是能避让就避让，拉边套的马要是能解开就解开。”戊辰日，章帝到中山，出了长城；癸酉日，返回，到元氏；三月己卯日，到赵国；辛卯日，回到宫中。太尉郑弘多次上书说侍中窦宪权势太大，言辞非常恳切，窦宪因此很恨他。正好郑弘上奏说窦宪的党羽尚书张林、洛阳令杨光在任上贪污残暴。奏书呈上去后，有个官吏和杨光有交情，就把这事告诉了杨光，杨光又报告给窦宪。窦宪就上奏说郑弘身为大臣，却泄露机密事务，章帝就责备郑弘。夏天，四月丙寅日，收回郑弘的印绶。郑弘自己到廷尉那里请罪，章帝下诏把他放了出来，郑弘趁机请求退休回乡，章帝没答应。郑弘病重，上书谢罪说：“窦宪奸恶，罪行滔天，天下人都很疑惑，无论贤能还是平庸的人都厌恶他，都说‘窦宪用了什么手段迷惑主上！当年王氏的灾祸，现在还历历在目。’陛下身处天子的尊位，要保住万世的帝业，却听信奸佞的臣子，不考虑国家存亡的关键；我虽然命不久矣，但死也不会忘记忠诚，希望陛下能惩处像四凶那样的罪人，满足人神共愤的心愿！”章帝看了奏章，派医生去给郑弘看病，等医生赶到，郑弘已经去世。
朝廷任命大司农宋由为太尉。
司空第五伦因为年老多病请求退休，五月丙子日，章帝赐策书罢免他，让他以二千石的俸禄安享晚年。第五伦一心奉公，尽忠职守，谈论事情从不模棱两可。他生性诚实，不重文采，在任时以清正廉洁着称。有人问第五伦：“您有私心吗？”他回答说：“以前有人送我一匹千里马，我虽然没接受，但每次三公选拔人才时，心里总会想起这事，不过最终也没有任用送马的人。像这样，难道能说没有私心吗！”
朝廷任命太仆袁安为司空。
秋天，八月乙丑日，章帝到安邑，参观盐池。九月，回到宫中。
烧当羌的迷吾又和弟弟号吾以及其他部落反叛。号吾先率轻兵入侵，进犯陇西边界，督烽掾李章追击，活捉了号吾，把他带到郡里。号吾说：“只杀我一个，对羌人没什么损失；要是能放我活着回去，我一定让所有羌人罢兵，不再侵犯边塞。”陇西太守张纡就把他放了，羌人果然就此解散，各自回到原来的地方。迷吾退到黄河以北的归义城。
疏勒王忠向康居王借兵，回来占据损中，派使者假装向班超投降，班超知道他有奸计，却假装答应。忠带着轻装骑兵来见班超，班超把他杀了，趁机打败他的部众，西域南道于是畅通无阻。
楚许太后去世。章帝下诏改葬楚王刘英，追封爵位并谥号为楚厉侯。
章帝任命颍川人郭躬为廷尉。郭躬判决案件，大多秉持怜悯宽恕的原则，他梳理出四十一条可以从轻处理的重法条文，上奏朝廷，这些建议都被采纳施行。
博士鲁国人曹褒上疏，认为“应该制定礼仪制度，形成汉朝的礼仪规范”，太常巢堪认为“这是关乎一代的大典，不是曹褒能定下来的，不能答应。”章帝知道众儒生拘泥守旧，很难和他们一起开创大业，而朝廷的礼仪制度，应该及时确立，就任命曹褒为侍中。玄武司马班固认为“应该广泛召集众儒生，一起讨论利弊得失。”章帝说：“俗话说：‘在路边盖房子，三年都盖不成。’召集讨论礼仪的人，就像聚在一起争吵，互相产生疑虑分歧，连笔都下不了。以前尧创作《大章》，有一个夔就够了。”
评论
元和三年的史事，集中展现了东汉中期权力博弈、治理智慧与制度探索的多重张力，其现代视角下的启示可从以下维度解读：
权力制衡的脆弱性：外戚专权与忠直之臣的悲剧
太尉郑弘因弹劾窦宪及其党羽遭报复，最终含恨而终，其临终上书直指“窦宪奸恶”“信谗佞之臣”，揭示了东汉外戚专权的顽疾。郑弘的遭遇并非个例，而是专制皇权下“忠言逆耳”的典型写照——当权力缺乏有效约束，即便是位列三公的重臣，也难敌外戚势力的倾轧。这一事件警示：权力失衡必然导致正义失语，而“防患于未然”的制度设计（如对外戚干政的刚性约束），远比事后的忠烈抗争更具实际意义。
郑弘的“死不忘忠”与窦宪的“权势太盛”形成鲜明对比，也为后来窦氏家族的覆灭埋下伏笔，印证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历史规律。
为官之“私”的辩证：第五伦的“坦诚自白”与廉政启示
司空第五伦以“贞白”着称，却坦言面对千里马馈赠时“心不能忘”，虽终未任用送礼者，却承认自身“有私”。这种对人性弱点的坦诚，打破了“清官必无私”的绝对化认知——真正的廉政，不在于否认私心，而在于能以制度和自律约束私心。
第五伦“奉公尽节，言事无所依违”的作风，恰是对“不粘锅”式清官形象的补充：官员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关键在于能否在利益诱惑前守住底线。这种务实的廉政观，对当代反腐倡廉仍有启发——与其追求“完美圣人”，不如建立“不敢贪、不能贪”的制度环境，同时鼓励官员正视人性、主动避嫌。
边疆治理的弹性策略：从“擒贼放降”到“以诈制诈”
烧当羌叛乱中，陇西太守张纡释放被俘的号吾以换取羌人罢兵，体现了“以柔制刚”的弹性策略；班超则识破疏勒王忠的诈降，果断斩之以打通南道，展现了“以诈制诈”的强硬手腕。两种方式看似矛盾，实则遵循同一逻辑：边疆治理无定法，需因时因势灵活应变。
张纡的“放降”避免了无谓的军事消耗，以最小成本化解危机；班超的“斩忠”则针对反复无常者，以震慑潜在叛乱。这种“刚柔并济”的智慧，揭示了边疆治理的核心——既要展现武力威慑，也要留有余地，避免将对手逼入绝境。
制度建设的路径之争：“独断”与“众议”的权衡
在制定汉礼的争议中，章帝拒绝班固“广集诸儒”的提议，引用“作舍道边，三年不成”的谚语，主张由曹褒单独主持，体现了“独断高效”与“众议周全”的治理路径之争。章帝认为儒生“拘挛”“聚讼”会延误时机，故选择“一夔足矣”的集中决策模式。
这一争议折射出制度变革的永恒难题：广泛征求意见可能陷入低效扯皮，而独断专行则可能忽视潜在风险。章帝的选择虽加快了制礼进程，却也埋下了后来礼典争议的隐患，提示后世：重大制度设计需在“效率”与“共识”间寻找平衡，既不能因众议而停滞，也不能因独断而失察。
帝王巡狩的多重意义：从“亲耕示农”到“观盐池”的政治象征
章帝北巡时“耕于怀”，延续了“重农”的传统政治符号；“观盐池”则关注国家经济命脉（盐铁专营为汉代重要财政来源）。这些行为看似仪式性，实则是帝王通过身体力行强化统治合法性：亲耕彰显对农业的重视，观盐池则暗示对经济的掌控。
巡狩途中“无得伐杀”的禁令，也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治理理念，将帝王行为与“顺天爱民”的形象绑定，服务于“以德治国”的政治叙事。
总体而言，元和三年的史事，呈现了东汉中期“外有边疆摩擦、内有权臣干政、上有制度探索、下有吏治考量”的复杂图景。其中，权力制衡的教训、廉政建设的辩证思维、边疆治理的弹性策略，以及制度变革的路径选择，均为后世提供了值得深思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