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成皇帝中元延二年（庚戌，公元前11年）
开春正月，皇上先去了甘泉宫，给泰畤神办了祭祀。三月又转场河东，祭拜后土神。祭完没急着回，还去龙门逛了圈，爬了历观，登了西岳华山才返程。
四月，皇上把广陵孝王的儿子刘守立为王爷。
说回西域那档子事。之前乌孙的小昆弥安日被降民干掉了，手下的翖侯们立马乱成一锅粥。朝廷赶紧召回前金城太守段会宗，给了他左曹、中郎将、光禄大夫一堆头衔，派他去安抚乌孙。段会宗到了之后，立安日的弟弟末振将当小昆弥，把局势稳住就回来了。
当时乌孙的大昆弥雌栗靡特别能打，末振将怕被他吞并，就派手下贵人乌日领诈降，把雌栗靡给刺杀了。汉朝本来想出兵讨伐，但没来得及，先派段会宗立了公主的孙子伊秩靡当大昆弥。过了阵子，大昆弥手下的翕侯难栖把末振将杀了，安日的儿子安犁靡接位成了小昆弥。
汉朝这边一直可惜没能亲手收拾末振将，又派段会宗调了戊己校尉和周边各国的兵力，去杀末振将的太子番丘。段会宗怕大军进乌孙把番丘吓跑抓不到，就把大部队留在垫娄地待命，自己挑了30个精锐弓箭手，直接冲到昆弥的地盘，把番丘叫过来，当面数落他爹末振将的罪状，当场拔剑把他砍了。手下人吓得魂都没了，撒腿就跑。
小昆弥安犁靡带着几千骑兵把段会宗围了，段会宗淡定解释：“我是来执行诛杀任务的，你们今天把我围杀了，对汉朝来说就跟拔根牛毛似的。当年宛王、郅支的脑袋都挂在长安槀街示众，这事儿你们乌孙可不是不知道。” 昆弥和手下一听就怂了，嘟囔说：“末振将对不起汉朝，杀他儿子没毛病，但好歹跟我们说一声，让我们请他吃顿好的再动手啊？” 段会宗回怼：“提前告诉你，你要是把他藏起来，那罪就大了；要是你把他捆了交我，又伤你们骨肉情分。所以才没提前打招呼。” 昆弥一群人哭着散了。
段会宗回去复命，皇上赏了他关内侯爵位和百斤黄金。他又上奏说难栖杀了末振将，建议封难栖为坚守都尉。还追究了大禄、大监对雌栗靡被杀不作为的责任，收了他们的金印紫绶，换成了铜印墨绶。
末振将的弟弟卑爰疐本来就参与了谋杀大昆弥，后来带着八万多人投靠北边的康居，想借兵吞并两个昆弥。汉朝又派段会宗和都护孙建联手防备他。
自从乌孙分成两个昆弥，汉朝就没省心过，年年不得安宁。当时康居又派儿子来当人质，还进贡了东西。都护郭舜上奏说：“当年匈奴牛的时候，也不是因为吞并了乌孙、康居；后来他们归顺汉朝，也不是因为丢了这俩国。咱们虽然受了他们的人质，但这三国之间该互相送礼、勾连，一点没少，还互相盯着，瞅准机会就搞事。合着的时候不真心相待，分的时候也没法使唤对方。说实话，跟乌孙结盟到现在，没见着啥好处，反倒给咱们添了不少麻烦。但毕竟盟约在先，现在他们跟匈奴都称臣了，道义上不好拒接。可康居这货又狂又滑，到现在都不肯拜见咱们的使者。都护府的人去了，座位排在乌孙使者后面，国王和贵族先吃完喝足了，才轮到咱们的人，故意摆谱给周边国家看。这么看来，他们派儿子来当人质，说白了就是想做生意，嘴上说得好听都是忽悠。匈奴好歹是百蛮里的大国，现在对咱们服服帖帖的；要是知道康居敢不拜使者，估计单于都得后悔自己太怂了。建议把康居的人质送回去，以后别跟他们来往了，让大家都知道汉朝不跟不懂礼貌的国家玩！” 但汉朝因为刚跟康居搭上关系，想拉拢远方的人，最终还是没跟他们断交，继续维持着表面关系。
孝成皇帝中元三年(辛亥，公元前10年)春季，正月，丙寅日,蜀郡的岷山发生山崩，掉落下来的土石把长江的流水阻塞了三天之久。上游堵塞，下游的江水枯竭了。刘向对于这种灾异，感到十分厌恶心烦，就说:“周幽王二年的时候,岐山也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泾、渭、洛三水也曾经枯竭过一段时间，结果没多长时间周幽王就被犬戎杀害了。岐山是周朝最最初兴起的地方。汉家原本也是蜀、汉兴起的，现在汉朝兴起的地方,发生了山崩水枯的事件，而且从星象上看，彗星的长尾又扫到了摄提以及大角星座，从参星一直运行到了辰星的位置，汉朝恐怕是一定要灭亡了!”
二月丙午日,淳于长被汉成帝册封为定陵侯。三月，汉成帝到雍去祭祀五畤。
汉成帝为了能向胡人炫耀中国有很多野兽，秋天，就命令右扶风调派百姓前往南山，西边从褒、斜两个山谷起，东到弘农郡，南至汉中，全部都挂网捕兽，驱赶着野兽,去捕捉熊罴禽兽。把捕捉到的野兽装在有栅栏车子上，运到长杨宫的射熊馆，再把野兽放到有用网子的围障中，让胡人和熊罴去赤手搏斗，谁杀死野兽，野兽归谁，汉成帝亲自到场观看。
孝成皇帝中元延四年（壬子，公元前9年）
开春正月，皇上照旧去了甘泉宫，给泰畤神办了祭祀。
中山王刘兴和定陶王刘欣都来京城朝见，有意思的是，中山王就带了个太傅，而定陶王把太傅、国相、中尉全带齐了。皇上瞅着奇怪，就问定陶王咋回事。定陶王答得特溜：“朝廷规定，诸侯王朝见天子，能带上国里二千石级别的官员。太傅、国相、中尉都是咱国的二千石，所以我就全带来了。” 皇上让他背《诗经》，他不仅背得滚瓜烂熟，还能讲解得头头是道。
后来皇上又问中山王：“你只带个太傅，是哪条法令规定的？” 中山王支支吾吾答不上来；让他背《尚书》，更是磕磕巴巴背不下去；皇上赐饭的时候，他光顾着吃，最后吃撑了；起身离席时，袜子带子还松了。皇上这下觉得中山王实在不太行，反倒觉得定陶王挺能干，老夸他有本事。
当时诸侯王里，就这俩人跟皇上最亲。定陶王的奶奶傅太后跟着孙子一起来朝见，偷偷给赵皇后、赵昭仪还有骠骑将军王根塞了不少好处。皇后、昭仪和王根见皇上没儿子，也想提前找个靠山，为长远打算，就都帮着定陶王说好话，劝皇上立他当继承人。皇上本来也觉得定陶王有才干，就给他举行了加冠礼，然后送他回国了，这年定陶王十七岁。
三月，皇上又去了河东，祭拜后土神。
关东地区掉下来两块陨石。
王根推荐了谷永，皇上把他召回来，任命为大司农。谷永之前上了四十多道奏折，内容颠来倒去，基本上都是盯着皇上和后宫说事；他跟王家是一伙的，皇上心里门儿清，所以也不太信任他。谷永当大司农刚一年多就病了，病了三个多月，皇上没批准他继续休假，直接把他免了职。过了几个月，谷永就去世了。
评论
这段记载生动展现了汉成帝时期的政治、外交与社会风貌。
边疆治理面临巨大挑战：乌孙内部的权力纷争（大小昆弥之争、刺杀与复仇）折射出西域诸国关系的脆弱性，汉朝虽试图通过册封、军事干预维持秩序，但“年年不得安宁”的局面，反映出边疆治理的巨大挑战。段会宗的行事风格极具戏剧性，以三十人深入乌孙斩杀番丘，面对数千骑兵围困时从容以汉朝威严震慑对方，既体现了个人胆识，也凸显了汉朝在西域的威慑力。其处理方式兼顾法理（诛杀首恶之子）与策略（避免激化矛盾），成为边疆外交的典型案例。
外交策略带有现实考量与矛盾：对康居的态度展现了汉朝外交的两难：郭舜指出康居“狂而黠”、缺乏诚意，建议断交，体现了对“礼仪”的重视；而朝廷最终选择维持关系，反映出拉拢远方势力以稳固西域格局的现实需求，这种“表面关系”暴露了大国外交中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乌孙与汉朝的羁绊（结盟却添麻烦），则说明西域诸国对汉朝而言，既是需要拉拢的盟友，也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边疆政策始终在“控制”与“安抚”之间摇摆。
皇位继承的伏笔与宫廷暗流：定陶王刘欣与中山王刘兴的对比（才学、礼仪、应对能力），看似是个人素质的差异，实则暗藏皇位继承的线索。傅太后通过行贿拉拢后宫与外戚（赵皇后、王根），揭示了外戚与后宫在储君废立中的关键作用，为后来刘欣继位（汉哀帝）埋下伏笔。成帝无子嗣的背景，使得诸侯王的表现成为争夺继承权的隐性战场，反映出汉代“国本”问题对政治走向的深远影响。
灾异观念与社会心态：岷山崩、江水竭等灾异，被刘向与周幽王时的岐山之变类比，将自然现象与王朝兴衰直接关联，体现了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盛行。这种观念不仅影响士人的认知，也可能成为批评时政、警示统治者的工具。成帝为炫耀国力而大规模捕兽、让胡人徒手搏兽，看似是娱乐活动，实则是通过“展示武力”强化对边疆民族的心理震慑，但其劳民伤财的本质，也暴露了帝王好大喜功的一面。
人物群像中的权力生态：从段会宗的边疆建功，到郭舜的直言进谏，再到谷永因依附外戚而失势，不同人物的命运折射出汉代官场的生存逻辑：既有凭能力立足者，也有靠投机钻营者，而外戚（如王根）与后宫势力的交织，进一步复杂化了权力结构。成帝的角色相对模糊：既依赖外戚（王家），又对依附外戚者（谷永）有所警惕；既重视边疆稳定，又耽于个人享乐（如观赏搏兽），其统治风格的矛盾性，也为西汉后期的衰落埋下隐患。
总体而言，这段记载以事件为线，串联起边疆治理、外交博弈、宫廷斗争与社会观念，展现了汉成帝时期帝国边疆的持续动荡、外交策略的摇摆、继承人问题的隐忧等多面困境，以及传统思想（灾异观）对政治的深刻影响，为理解西汉中后期的衰落提供了具体而生动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