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豪携大周皇帝返回洛阳时，皇帝看着眼前的洛阳，而一众官员也看着这个都城，心中有很多话，此时却说不出来了。
他没有急于登基，而是以“辅政大臣”之名，拉开了重塑天下秩序的改革大幕……这既是为稳固统治，更是为兑现当年让百姓“有田耕、有饭吃”的承诺，因为只有这样，天下才会太平。
他推行的均田法，绝非简单的土地分配。
第一步便是“丈量天下”，派遣数百名官吏分赴各州，带着桑田图册与丈量工具，逐县清查土地，连世家隐匿的私田、寺院占据的公田都逐一登记在册。
清查完毕后，按“丁男百亩、丁女二十亩”的标准，将土地分给流民、退役士兵与无地农户，且明令“永业田可传子孙，口分田死后收回”，既保障了百姓的长期生计，又避免了土地再次兼并。
为支撑均田制与国防，段豪同步建立了军政一体体系。
在各州设立“镇营”，每营三千人，皆是从全军挑选的精锐，配备最精良的甲胄与兵器，负责镇守州治、弹压叛乱，是帝国的“机动铁拳”。
而在镇营之外，每州再设五万“军户”——这些军户平日耕作官府分配的“军田”，每年需向镇营缴纳三成收成以充军粮，战时则自带兵器入伍，编入镇营作战。
如此一来，既解决了军队的粮草供应，又打造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预备军，实现了“兵农合一”。
与此同时，全国人口普查与税制改革同步推进。
段豪下令各州“逐户造册”，记录每户的丁口、年龄、职业，甚至连牲畜数量都详细登记，杜绝了世家“隐丁漏口”、逃避赋税的旧弊。
在此基础上，他废除了大周繁琐的苛捐杂税，改为“租庸调制”，每丁每年缴粟二石为“租”，服徭役二十日或缴绢三尺代役为“庸”，缴绢二丈、绵三两为“调”。
税制简化透明，百姓负担大减，帝国的税收却比战前增加了三成，国库逐渐充盈。
五年时光转瞬即逝，帝国也逐步恢复了往日的繁华，街道上商贩云集，农田里阡陌纵横，镇营的士兵列队巡逻时，百姓不再躲闪，反而会主动递上茶水。
此时的周帝，早已看清天下归心的大势……朝堂上的大臣多是段豪提拔的贤才，地方的官吏皆听段豪号令，连宫中的禁军都只认段豪的令牌。
于是，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周帝亲率百官来到段豪的府邸，递上了早已拟好的禅位诏书。
诏书上写道：“昔者昊天成命，降于周室，历数百年，今气数已尽。
乱贼四起，兆民涂炭，唯段公豪，起于微末，平冀州、定徐州、下建康，救万民于水火。
其推行均田，使耕者有其田，整饬军备，使四海无烽烟，轻徭薄赋，使百姓得安乐。
此乃天之所佑，民之所归也。
朕德薄才疏，难承大统，今谨循尧舜之例，禅位于段公。
愿段公承天命，继大统，抚万民，兴盛世，永保社稷安宁。
钦此。”
段豪假意推辞三次，最终在百官的“再三恳请”下，于洛阳宫的太极殿接受了禅位诏书。
他身着十二章纹的衮龙袍，头戴通天冠，接过传国玉玺时，殿外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吾皇万岁”……至此，大周王朝正式终结，新的国号定为“大辽”，段豪便是大辽的开国皇帝。
登基之后，段豪并未停下改革的脚步。
为防地方权力过重，他将各州的行政权、军权、财权拆分，州刺史只管民政，镇营里的将领只负责阵营的事情，而在这之上，则设立驻地将军。
驻地将军长官镇营和常备军，不过驻地将军要想调兵需要得到镇营将领和州刺史的兵符，三合一才能调兵。
而镇营将领虽然负责镇营里的兵，但是他们也没有调兵权限。
税吏专司收税，三者互不统属，皆直接向中央汇报。
即便如此，他仍不放心，索性彻底改变了藩王镇守的旧制……将自己的儿子们尽数封为藩王，却不许他们离开洛阳半步。
这些藩王虽有王爵，却无封地、无兵权，只领一份俸禄，平日只能在王府中读书、宴饮，不得干预朝政。
更具远见的是，他定下“王爵降袭制”亲王的子嗣继承爵位时降为郡王，郡王的子嗣降为国公，再下一代降为侯爵，以此类推，直至成为普通平民。
“我不能为子孙留下一群只知享乐的‘猪’”他曾对心腹大臣说：“若想富贵，便自己去立功，靠祖宗荫蔽，迟早会败光家业。”
这套制度彻底根除了藩王叛乱的隐患，也让大辽的朝堂始终保持着活力，同时各州的三权分立之下，又保证了帝国的地方，不会出现土皇帝的局面。
段豪在位三十年，始终勤于政事，每日清晨便上朝议事，傍晚还会批阅奏折至深夜。
他去世时，大辽的疆域已远超昔日的大周，百姓安居乐业，国库充盈……史称高祖，太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