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成就，主要凝聚于《老子》一书之中。这部被誉为“东方圣经”的经典之作，犹如一座思想的宝库，蕴含着老子对宇宙、人生、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深刻洞察与思考。它还有着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道德经》，亦有称《德道经》者。在中华文化的浩瀚星河中，《老子》与《易经》《论语》并称为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着。然而，关于它的成书年代，却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至今仍无法确定一个确切的答案。
过去，学者们对于《老子》的成书时间众说纷纭，各种观点莫衷一是。不过，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带来了新的线索。
根据郭店楚简《老子》的年代推算，《老子》成书年代至少可追溯到战国中前期。这为我们进一步探究这部经典着作的诞生背景和思想渊源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有学者认为，《老子》并非成于一时，作于一人。这部共计五千字左右的经典，在最初的时候被称为《老子》，并没有“道德经”之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将其称为《道德经》，并且将其内容分成八十一章，编为上下两篇。上篇道经有三十七章，下篇德经有四十四章。这样的编排方式，使得《老子》的思想更加系统有条理，便于后人学习和研究。
《老子》一书，虽然秉承了远古以来传统的道学思想，但主要着重的是＂以道治国＂，对于泛泛而言的阴阳八卦五行学说等等传统道学却极少涉及。故而，《老子》所蕴含哲学思想可以说只是中华传统社会哲学思想而已，并非完全的道学系统。
而民间流传的道学，又往往只注重于天文、地理、医学等方面去了，并不关注于如何治国。纵有兼顾者，也被世人称之为＂黄老学派＂，意指秉承黄帝的道学又有老子的道学思想。西汉张良就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至于战国时期庄子把道学思想发展到个人内在精神追求上去寻求精神上的自由自在，影响又颇大，这就又形成了＂老庄学派＂。所以，华夏道学传承，其实也是多样化的。
《老子》全书的思想结构围绕着“道”和“德”展开，其中“道”是“德”的“体”，“德”是“道”的“用”。老子思想的核心范畴无疑是“道”，“道”字在《老子》书中出现了多达七十三次。
“天道自然无为”是《老子》一书的主旨所在。道，是一种混沌未分的初始态，它仿佛是一团神秘的迷雾，在无形之中蕴含着无尽的奥秘。它无为自化，清静自正，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是化生万物的根源。
道常无名，它不彰显自己的存在，却又能无所不为。道就像水一样，润泽万物，却从不与万物争夺利益；它以柔弱胜刚强，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力量。道是最高的善，是一种超越世俗美德的存在。然而，道又是不可言说的，人的感官也无法直接感知它的存在。它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持之不得，仿佛存在于另一个维度之中。
道既是宇宙的本体，赋予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又是万物的规，规范着事物的发展变化；更是人生的准则，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和思想。
不同于儒家以天、地、人为“三才”的观念，老子提出了“道、天、地、人”的“四大”思想。在“三才”的基础上增加“道”，为中国的文化思想架构打开了一扇极其高远、极富想象力的思想之门。道出自形而上，却贯穿形而下，而且在这一贯穿过程中，不给天神与上帝这类有意志、有目的的造物主留下任何插足的余地。在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对“道”的阐述，是在从根本上改造原始道论的基础上的一项伟大发明。
道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本原与本体，它缔造并成就了天地万物。然而，道的这种成就并非出于有意为之，而完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中的“自然”，并非指道之外还有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而是对道本身的状态与作为的一种描述，它体现了道的自在性和无为性。道的本性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一切皆因其自然，一切皆顺其自然。这种本性使得道看似无为，却成就了有为；正是这种无为，才成就了一切。老子将这一现象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提出了“无为而无不为”的观点。
“无为而无不为”，不仅是道的大德、大用，同时也是支配天地万物的最根本规律，更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法则。老子认为，“不自生，故能长生”，“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这是天地万物的自然之理。他还指出，“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这些观点揭示了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法则，也是圣人之治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
其实，老子的这些观点都源自于古代“圣人之治”的智慧。他希望通过这些主张，劝导统治者无私自律，不妄为造作，不与民争利，从而让民生自然发展，让社会自然兴盛，让民风自归淳朴。《道德经》中多次提到圣人的行为准则，最终提出了“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理念，希望统治者能够秉持圣人的情怀，一心为民，以道治国，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繁荣。
“无为而无不为”，不仅是道的运用、道的哲理，同时更是一种深邃的“道术”，是侯王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和方法。侯王若想真正“王”天下、治天下，就必须以道为法，遵循道的原则行事。老子曾说：“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治理国家的关键：只有在没有过多干预和纷扰的情况下，国家才能真正安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一旦频繁地干预民生、制造事端，反而会适得其反，无法真正赢得天下。
因此，侯王应当秉持“无为”的原则来治理国家。老子进一步阐述了这种治理方式的具体效果：“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当侯王无为时，人民会自然而然地接受教化，社会风气得以改善；当侯王保持内心的宁静时，人民会自觉遵循正道，社会秩序井然；当侯王不频繁地干预民生事务时，人民会凭借自身的努力而变得富足；当侯王没有过多的私欲时，人民会保持淳朴的本性，社会风尚也会更加纯朴。
这种治理方式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它强调顺应自然的规律，而不是强行干预。侯王通过自身的无为，为人民创造一个自由、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让人民在自然的秩序中生活和发展。这种治理方式不仅能够减少统治者的劳心劳力，更能激发人民的内在动力，使国家在无形中走向繁荣昌盛。
“无为而无不为”的治理之道，是一种以退为进、以静制动的智慧。它要求侯王放下私欲，克制干预的冲动，以一种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国家和社会。通过这种方式，侯王能够真正赢得民心，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治理理念不仅适用于古代，对于现代社会的治理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即所谓的＂以道治国＂，就是要以发展好民生为根本，不与民争利，让人民的日子自然而然地过好了，就自然减少了纷争。所以，老子是反对剥削压榨老百姓的，也反对贵难得之物和尚贤的，认为那样会引起机心，让＂智者＂有可为之机，诱使人们纷争利益。
老子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美丑、善恶、有无、难易、长短都是相互依存的，有此才有彼，有是才有非，有善才有恶。表面看来，正相反对的两个方面是相互对立的，而实际上又是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任何事物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章提出“反者道之动”。这意味着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正所谓“物壮则老，兵强则灭”。同时，事物的发展、事物向反面的转化，并不是一下子实现的，需要经历一个数量上不断积累的过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从“无为”的原则出发，老子明确反对人的“有为”。在他看来，“有为”本质上是统治者依据自己的主观意志来治理社会，这种行为往往会破坏人类原本自然淳朴的本性。老子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纯真、质朴的，而统治者的“有为”则会强行干预这种本性，从而导致人格的分裂。人们在这种干预下，不再遵循自然的规律，而是被引导去追求虚伪、狡诈、争名夺利、贪婪和罪恶等种种负面的东西。这些社会丑恶现象，正是“有为”治理方式的直接后果。
老子对此深感痛心，他在《道德经》中感慨地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在他看来，当“大道”被废弃时，人们才会刻意标榜仁义；当智慧被过度强调时，虚伪和欺诈就会随之而来；当家庭关系不和谐时，才会强调孝慈；当国家陷入混乱时，才会出现所谓的忠臣。这些现象的出现，恰恰说明社会已经偏离了自然的轨道，仁义、智慧、孝慈、忠臣等美德的标榜，反而成为了社会道德沦丧的标志。
老子认为，当天下遵循“道”的原则时，一切都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人们不需要刻意标榜仁义，因为仁义会自然体现在他们的行为中。然而，当人们开始以仁义相标榜时，这反而意味着仁义已经名存实亡。基于这种观点，老子提出了“绝智弃诈”“绝巧弃利”的主张，希望统治者能够放弃智慧和技巧带来的虚伪和欺诈，摒弃对利益的过度追求，从而回归到一种更加质朴、自然的社会状态。
老子进一步描绘了一种理想的社会图景：“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他希望国家小而人口少，人民即使拥有各种先进的工具和武器，也无需使用它们。人们不需要依靠复杂的交通工具和军事力量来维持生活，而是回归到一种简单、原始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看似落后，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对自然本性的回归，是一种对社会和谐状态的追求。
老子的这种思想无疑带有复古的色彩。他渴望回到西周时期那种万国林立、天下无争的状态，那时的社会相对简单，人们的生活更加质朴，没有过多的纷争和欲望。他希望通过这种复古的方式，恢复社会的自然秩序，让人们重新找回内心的宁静和纯真。虽然这种理想在现实中可能难以完全实现，但它却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反思现代社会复杂性和功利性的视角，提醒人们在追求物质和利益的同时，不要忘记回归自然本性的重要性。
与这一社会理想相适应，老子还主张贵柔处弱，以退为进，以不争而实现天下无人可与之争。他认为“坚强处下，柔弱处上”，“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进而主张“上善若水”，认为最完善的人格应具有水一样的心态和行为，“处众人之所恶”，去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坚忍负重，居卑忍让。希望统治者能处下而自上，实现天下大治，创立不朽功勋，从而达到＂死而不亡谓之寿＂的至高境界。
由老子发起的道家学说，很快在春秋战国时期崭露头角，成为了三大显学之首。在春秋未期的历史舞台上，道家学派的范蠡无疑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故事将在另章详述。至战国时期，申不害等学者应用道学思想振兴国家，而后道家还衍生出了法家等学派。到西汉初，以张良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在风云变幻的汉初政坛上，创造了“文景之治”的辉煌篇章。唐初，李世民以道治国，也成功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
然而，道家思想虽然在历史上取得了诸多辉煌成就，但它对统治者的要求却实在是太高了。道家所倡导的无私自律、不妄为造作等理念，与统治者追求权力和利益的本能需求存在一定的冲突，因此很难被统治者完全接受。
同时，道家还受到了儒家的排挤，而且道家本身就有极强的隐逸倾向，倾向于远离世俗纷争，专注于内心的追求。所以，后来道家很少时候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但尽管如此，道家思想依然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文化的漫漫长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道家经典《老子》，以其深邃的智慧和独特的思想魅力，穿越时空的长河，至今仍然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吸引着无数人去探寻其中的奥秘，汲取其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