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末群雄并起的浪潮中，东海人徐珍以起义军首领的身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虽简短却深刻的印记。这位见于《隋书·炀帝纪下》的草莽英雄，于大业十一年（615年）聚众反隋，自称“元帅”，成为山东地区反抗暴政的重要力量之一，其事迹虽无详尽记载，却精准折射出隋末民变的燎原之势与深层根源。
徐珍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隋炀帝统治末期社会矛盾总爆发的必然结果。隋代的东海郡地处今山东东南部至江苏北部沿海，既是渔盐之利的富庶之地，也是隋炀帝暴政的重灾区。大业年间，三次远征高句丽的兵役征调、大运河开凿的繁重徭役，叠加山东地区频发的水旱灾害，使百姓“流离道路，转死沟壑”。据《隋书》记载，当时“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仅大业八年第一次征高句丽便征发山东民夫数十万，许多家庭因此破产。徐珍作为土生土长的东海人，亲眼目睹乡邻流离失所的惨状，最终选择以武力反抗这崩溃的秩序。
大业十一年的隋王朝已深陷危机。此前四年，邹平人王薄在长白山率先起义，以《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民众拒绝兵役，揭开了隋末民变的序幕。此后，山东各地起义此起彼伏，形成“群盗蜂起，不可胜数”的局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徐珍聚众举事，自称“元帅”——这一称号既彰显了他对起义军的统领地位，也暗含着推翻隋廷的政治诉求，与同时期其他起义军“自称将军”“自称王”的做法一脉相承，体现了底层民众对权力的诉求与对暴政的否定。
作为山东地区反隋武装的一员，徐珍的活动轨迹虽未见于更详细的史料，但结合当时的局势可推知其斗争特点。东海郡毗邻江淮，是南北交通的重要节点，徐珍的起义军很可能通过袭扰隋军粮道、夺取官仓等方式获取给养，这与瓦岗军“劫漕运船只”“取黎阳仓以招兵”的战略逻辑一致。此类战术既打击了隋朝的统治根基，又能迅速吸引饥民加入，使起义军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徐珍的队伍必然与周边起义军形成呼应，如兖州的徐圆朗、长白山的王薄等，共同构成了山东地区反抗隋朝的军事网络，使得隋军陷入“顾此失彼，疲于奔命”的困境。
徐珍起义的历史意义，远超其军事行动本身。他的出现印证了隋末民变的广泛性——从山东长白山到江淮地区，从士族豪强到平民百姓，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民众纷纷投身反隋浪潮。这种广泛性源于隋炀帝暴政的普遍性：无论是远征高句丽的兵役，还是营建洛阳的徭役，都波及全国，而山东、江淮因地处运河沿线和军事前沿，所受压迫尤为深重。徐珍作为东海起义的代表，其事迹成为这一历史背景的生动注脚，正如《隋书》所评：“自大业七年而后，群盗蜂起，天下大乱，隋室遂亡。”
关于徐珍的最终结局，史料并未明确记载，推测其可能如多数隋末中小起义军一样，或在与隋军的战斗中失利，或并入更大规模的起义军阵营。但这并不影响其历史价值：在隋末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徐珍或许不是最耀眼的星辰，却是构成燎原之火的万千火星之一。他的起义不仅动摇了隋朝在东海郡的统治，更激发了更多民众的反抗意识，为后续李唐王朝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从历史长河回望，徐珍的事迹虽简略，却承载着深刻的历史启示。他的揭竿而起，是底层民众在绝境中的必然选择，也是对暴政的有力反抗。作为隋末山东民变的缩影，徐珍的名字与他所代表的反抗精神，共同镌刻在隋末乱世的历史画卷中，成为后世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鲜活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