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经对缩减宫室规模持异议的老臣，在亲身经历过新宫的运作后，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变革的优越性。朝会不再是无休止的站立，议事有了更灵活的场所，甚至连膳食都因厨房位置的优化而更加及时可口。这些看似琐碎的改进，实际上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政务运作的生态。
光明宫也不是旧日宫殿那种森严的、疏离的辉煌，而是温暖的、充满生机的光亮。巡逻士兵的脚步声与文官书房内的讨论声交织，后宫传来的琴声与前殿的值守口令呼应，这一切共同谱写着新时代的乐章。
在这个意义深远的朝会上，高要的目光掠过每一个臣子的面容，最后停留在殿外明朗的天空。他知道，宫殿可以重建，服饰可以更换，礼仪可以革新，但真正的变革才刚刚开始。这座缩小了规模的光明宫，正如他心中的理想国——不求最大，但求最佳；不慕虚名，但务实效。
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特意加宽殿窗洒入正殿，照亮了百官肃立的身影，也照亮了这个正在重新定义权力与责任的新时代。咸阳宫已成往事，光明宫正书写未来。而这未来，正如它的名字所承诺的那样，注定要光明璀璨。
高要端坐于王座之上，目光沉静地扫过下方泾渭分明的两班臣子。文左武右，秩序井然，萧何与曹参各居其首，象征着这个新生政权文武并重的基石。然而，高要深知，一个稳固的朝堂格局，绝非仅靠人事安排便能一劳永逸，更需要一套精妙而稳固的制度作为骨架。今日，他便要在这万象更新之际，奠定这最为关键的制度基石——以内阁制度，取代沿袭千年的丞相制。
高要决心革除丞相制度，并非一时兴起，亦非对历代贤相功绩的全盘否定。相反，这是他对中国权力结构核心痼疾的一次深刻洞察与彻底清算。在他看来，丞相之位，虽在历代王朝中起到了辅佐君主、总领百僚的作用，但其制度本身，却蕴含着几个足以动摇国本的致命缺陷。
其一，权柄过重，近乎“副主”。 自秦汉以降，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其权力范畴几乎覆盖了帝国治理的所有层面。政务自不待言，举凡官吏铨选、钱粮赋税、刑名律令，无不经其手。更关键者，在于其往往深度参与军事决策，举荐将帅、参与战略谋划，甚至在某些时期直接掌管部分兵权。
这就使得丞相成为了一个在军政两大体系中都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超级管理者”。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使其权力边界变得模糊而危险。一旦居于此位者心术稍偏，或能力不足以驾驭如此重权，便极易形成“政出私门”的局面。君主高居九重，所能获取的信息，大多经过丞相府的筛选与加工，这就在君主与真实国情之间，人为地设置了一道信息屏障。历史上，权相遮蔽圣听、甚至架空皇权的例子，可谓屡见不鲜。
其二，尾大不掉，易成门阀。 丞相因其位高权重，天然成为朝臣依附的核心。通过举荐、提拔、门生故吏等关系，很容易围绕其形成盘根错节的政治势力集团。这种集团一旦成型，便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和延续性，其首要目标往往从国家利益转向维护和扩张集团私利。
朝堂之上，“唯相爷马首是瞻”的风气一旦形成，皇权本身便会受到无形的挑战与侵蚀。历代帝王并非不识此害，故多擅长运用“平衡之术”，或培植御史、近臣加以制衡，或有意扶持其他政治力量与相权抗衡。
这种基于人事操纵的权术，在本质上乃是治标不治本的无奈之举。它依赖于君主的个人手腕与精力，一旦君主暗弱或懈怠，平衡便瞬间倾覆。并且，这种内耗式的权力斗争，本身就在消耗着国家的行政效率与政治清明。
高要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深知，依靠个人的忠诚与道德的约束来维系权力平衡，是极其脆弱的。将国家的稳定系于某一职位或某一人是否“忠贞无二”，无异于一场豪赌。他需要的，不是依赖能臣，也不是玩弄权术，而是要从制度设计的根源上，化解这种权力过度集中的风险。因此，他决定不再沿用旧制，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历史长河的另一端，汲取了后世政治智慧的结晶——内阁制。
高要所构想的内阁制度，其蓝本主要源于明初。明朝内阁，自建文四年始设，本是皇帝为分担政务、咨议政事而设立的秘书顾问机构。其精妙之处在于，它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分解。
在传统宰相制度下，决策、议政、行政三权往往集于丞相一身。而明成祖朱棣确立内阁制度后，将原本属于宰相的决策权牢牢收归皇帝手中，议政权赋予内阁，行政执行权则分派给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在地方上，则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三司分立，互不统属，直接向中央六部负责。
这一设计，在理想状态下构成了一个精妙的权力制衡体系：皇帝：掌握最终决策，居于权力顶端。内阁：充当智囊，提供政策建议，草拟诏令，拥有议政之权，但无执行之权。六部：负责具体政务的执行，拥有行政之权，但重大决策需依内阁票拟、经皇帝批红。地方三司：分权而立，相互牵制，防止地方大员权力过大。
如此，形成了一个“皇帝—内阁—六部—地方”的垂直管理体系，以及内阁与六部之间的横向制约关系。内阁大学士品级未必最高，但其因接近权力核心、参与机要，地位日益尊崇。到了明中叶，如夏言、严嵩、张居正等权臣执掌内阁时，其权势俨然已超越六部，被视若真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