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背着手，长久地伫立在宽大的玻璃窗前，目光沉静地俯瞰着脚下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曹河县城。
视野所及，确与临平、东洪有所不同。这里楼宇的密度更高，样式也更为统一，多是那种计划经济时代典型的“方盒子”式四五层建筑，灰扑扑的墙体在冬日萧瑟的天光下，沉默地讲述着往昔工业重镇的规模与气象。
思绪，不可避免地再次缠绕到棉纺厂那团乱麻上。一千九百万的债务压在心头。但这仅仅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曹河县国企真实的债务泥潭有多深？恐怕无人能给出确数。这已成为一种系统性的“秘密”：各级单位、各家工厂上报的报表，无一不经过精心“修饰”与“润色”。有的厂，如同彭树德的机械加工厂，明明自身造血能力尚存，却也要在账面上背负些贷款，用以“示弱”与“自保”，这类“策略性负债”根本无从精确统计。
而更多早已病入膏肓的厂子，其管理层为了逃避责任，刻意隐瞒、转移债务的情况，恐怕也绝非个例。
我回到办公桌坐下，手指无意识地轻叩桌面。心里想着，曹河的县长，接下来会是谁？梁满仓倒下了，留下的不仅是一个病榻上的身影，更是一个权力结构的真空。
县委书记与县长若不能协调一致、同心同德，则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一个理念相通、能担事、敢碰硬、又懂得配合的搭档，对于此刻意欲破局的曹河而言极为重要。
“笃、笃、笃。” 规律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沉思。
“进。” 我调整了一下坐姿。
门被推开，组织部长邓文东抱着一摞材料走了进来，脸上带着微笑。“李书记，您要的全县领导干部基本信息及家庭关系档案材料，我这边都整理出来了，请您审阅。”
我看着那沉甸甸的一摞，厚度颇为可观，问道：“涉及的范围，都齐了？”
邓文东将材料小心地放在桌角，站直身体：“李书记，按照您的要求，目前全县在册的、副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基本信息和主要的家庭社会关系都在这里了。除了您重点关注的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我把县直主要部委办局、各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的核心情况也一并梳理进来了。严格按照指示，只提取了个人基本情况简历和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两项。”
我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丝赞许。能在短短一两天内，将人事信息初步梳理成型，且能领会我只关注“基本面”和“关系网”的意图，这至少说明邓文东这个组织部长，执行力是到位的，工作态度是端正的。
那厚厚一叠材料背后，想必是组织部加班熬出来。
我缓和了语气，说道：“文东部长，辛苦了。组织部的同志们加班加点，效率很高啊。”
邓文东立刻微微欠身，主动表态：“书记啊，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分内的工作。组织部就是为县委选干部、配班子服务的。您今后有任何工作需要组织部门配合的，请随时指示，我坚决落实。”
我看着他，心中快速评估。组织部长这个位置，无疑是县委权力架构中的要害。其人选，往往是上一任书记留下的重要“遗产”之一，与地方势力盘根错节。
邓文东能从副部长接任部长，固然有郑红旗的认可，但那天医院探望梁满仓的情形我心里还有着疙瘩。
不过，只要他本人能力尚可能基本执行县委意图，我还是倾向于先用着。
“文东同志，坐下说。” 我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语气很是随和。
邓文东看了一眼椅子，便顺从地坐了下来。
我打量着他。邓文东四十二三岁的年纪，国字脸，浓眉，目光沉稳，面相上确有几分组织干部常见的端正与内敛。
“文东部长在曹河工作，年头不短了吧？”
邓文东笑了笑，既不过分热络，也不显疏离：“书记，我是八五年从下面乡镇调上来，进的组织部党建科，从副科长干起。后来在干部科当副科长、科长，再到副部长。今年……承蒙组织信任和红旗书记关心，才接了部长这个担子，时间还不长。” 他的履历叙述平实，却巧妙点出了“红旗书记关心”这个关键。
能从组织部副职直接跃升为处级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这在县级人事变动中绝非“顺理成章”那么简单。
我接过话头，目光却落在那摞档案材料上，似是无意地提起：“我看过一些之前的记录，上一任组织部长，好像是受李显平书记那件事的牵连，才出了事？”
邓文东的神色瞬间收敛，声音压低了几分，带着一种复杂的感慨：“我们之前的黄部长……唉，说起来也是个能干活的人，可惜了。他……他经济上其实问题不大，主要还是政治上不够清醒，给李显平行过太多‘方便’，有些界限没划清，犯了错误。”
我笑了笑，能够客观评价一个落马的老上级，说明邓文东是重感情的。就淡然道：“文东同志，在咱们这个位置上，‘行方便’本身，很多时候就是违规的起点。” 我摆摆手，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深入，“算了，过去的事，自有组织定论。我们还是要往前看。”
我将话题拉回当前工作：“文东部长，这样，你再统筹协调一下。春节前，时间很紧了，但咱们还是要尽可能把县里主要的国有企业都走一遍，尤其是那十来个千人大厂。重点不是听成绩汇报，而是听真话，听困难，听基层干部和工人代表的想法。到时候通知一下分管工业的苗东方副县长，请他全程参与。”
“好的，李书记，我马上落实。”
“明天去高粱红酒厂！”
又闲聊几句，邓文东起身告辞，步履沉稳地离开了办公室。
门重新关上，室内恢复安静。我的目光落在档案材料上。我挪过那摞材料，开始翻阅。
内容确实丰厚，目录清晰。第一部分是县直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第二部分是乡镇领导班子成员，第三部分，也是厚度最大的一部分，是全县四十七家县属国有（集体）企业的领导班子成员档案汇编。我看了看旁边的“曹河县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概要（1992年度）”。
我先快速浏览了那份概要。数字冰冷而刺目。整个曹河县，职工人数超过三千的“巨无霸”国企仅有一家——曹河酒厂；超过两千人的有两家；超过一千人的则有七家。这十家企业的在职职工总数，就占了全县国企职工的近四成，利税总额更是举足轻重。其余的三十七家，规模虽小，但多数也面临着设备老化、产品滞销、负债经营的困境。
“十家定乾坤，三十七家添烦忧”，我脑海中闪过这个判断。曹河的国企改革，成败关键，无疑系于这前十家，怪不得市里不让动曹河的国有企业，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接着，我开始仔细翻阅人事档案部分。样本量足够大时，一些普遍性的特征便浮现出来。绝大多数干部，尤其是企业干部的“最高学历”一栏，填的是“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偶尔有“中专”，而“大专”及以上者凤毛麟角。
这清晰反映出，前些年国家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很少能进入这些县属国企的管理层核心，大多在技术岗位或基层科室。
寒门子弟苦读跳出农门，来到县城，却往往在复杂的人情网络和论资排辈的国企文化面前止步，难以真正成为决策层面的“贵子”。
这不仅是人才的浪费，更是企业缺乏创新活力、管理僵化的深层原因之一。
“必须打破这种局面，”我暗自思忖，“要推动一批有专业背景的大学生，走向企业领导岗位，哪怕先从副职干起。”
翻到棉纺厂领导班子部分，厂长马广德那张标准的证件照映入眼帘。照片上的他面容肃穆，目光平视，中山装扣得一丝不苟，浑身散发着一种近乎刻板的“正气”。
仅从面相看，谁也无法将这张脸与“腐败”、“渎职”直接挂钩。我心中冷笑：果然是“道貌岸然”四个字的最佳注脚。
而党委副书记许红梅的履历则相对简单：父母都是普通农民，本人最初是棉纺厂一线女工，后来嫁给了县造纸厂一名中层干部，再之后便是从厂工会、宣传科一步步升至党委副书记。
履历本身看不出惊人之笔，但一个毫无背景的女工，能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跻身于曹河最大国企之一的党委领导岗位，这绝非仅靠“苦干实干”就能解释。这其中必然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过人之处”，或是机缘，或是手段，或是某种特殊的“交换”。
时间在翻动纸张的沙沙声中悄然流逝。其间，又陆续有四五位县直部门负责人前来汇报工作，多是礼节性拜访和初步沟通。我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对这些档案材料的消化上。一天下来，虽然尚未完全吃透，但曹河县几个主要家族在政界、国企关键岗位上的分布脉络，已在我心中勾勒出一幅更为清晰的图谱。
尤其是一个发现让我有些意外：曹河酒厂的现任管理委员会主任，竟然是钟毅书记的本家侄子，名叫钟建。
就在我看着钟建的档案，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响了起来。
我接起电话：“喂，我是李朝阳。”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沉稳磁性的声音，带着东原地区特有的口音韵味：“朝阳啊，忙不忙？方不方便说几句？”
是市委组织部部长，屈安军。我的精神微微一振。这个时间点打来，又用了如此正式的开场白，我心中大概有数了——关于吕连群调任曹河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事，市委组织部的部务会，应该已经有了结果。
“屈部长啊，您指示，我方便。”我坐直身体，语气恭敬。
屈安军在电话那头的声音不疾不徐，带着组织工作特有的严谨：“朝阳啊，刚刚部务会开完，原则性通过了吕连群同志调任你们曹河县委常委的相关事宜。程序上走得比较顺利，相关部门都是按于书记的指示加急办理的。政法委那边，尚武书记也已经签字同意备案了。”
他略微停顿，似乎是在翻阅什么，然后继续道：“于书记那边，我也专门做了汇报。于书记的态度非常明确，坚决支持。而且，于书记还特别交代了。”
屈安军的语气加重了一些，“如果你认为还有其他合适的、信得过的干部，也可以提出来，组织上会统筹考虑，尽量调配到曹河去，支持你打开工作局面。书记的原话是，‘要给朝阳同志配强配好班子，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听到于伟正书记如此大力度的支持，我心头一热，但也更加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
我斟酌了一下词句，试探性地问道：“感谢于书记和屈部长的关心支持啊！部长，我……能不能再冒昧问一句，关于曹河县长的人选，市里……现在有没有一个初步的考虑方向？”
电话那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这沉默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信息。
过了几秒钟，屈安军的声音才重新响起，比刚才更低沉，也更推心置腹：“朝阳啊，关于县长人选，市委常委会暂时还没有正式讨论。不过，就我了解的情况和干部工作的一般规律来看，大概率，会从外地交流。”
这个答案并不意外，外地干部，意味着需要更长的磨合期。
屈安军仿佛猜到了我的心思，话锋一转，透露了一个更重要的内部消息：“另外，有个情况得跟你通个气，你心里有数就行，千万不要外传。”
“您说。”我立刻集中精神。
“梁满仓同志在会场上突发脑出血住院后，于书记余怒未消啊。”
屈安军的声音带着回忆的凝重，“他在办公室，专门就曹河县干部队伍的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核心就是六个字：‘不团结，不干事’。所以，在这次全市范围的区县联动干部调整中，于书记明确指示：曹河县现有的本土班子成员，原则上一个不动，维持现状，全部‘冻结’！”
他顿了顿，让我消化这个信息：“这意味着，曹河县的干部，在这次调整期，只有外面进来的，没有自己出去的。相比于其他区县干部的正常流动交流，曹河的干部，确实是……错过了一次重要的机会。
于书记这是下了大决心，要用这种‘外科手术’式的隔离，来整顿曹河的风气。
团结才能出凝聚力、战斗力，不团结，就是最大的内耗和破坏力。曹河之前的班子，把市委派去的梁满仓都‘耗’倒了，触碰了底线，这个处理，是警示，自然也是立威。”
我沉默了。于伟正这一手，确实魄力惊人。这等于给曹河的本土势力画了一道清晰的红线，自然也为我这个新任书记扫除了许多来自班子内部的结构性掣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可能让一些原本有想法、有能力的本土干部感到失落。
“部长，我理解市委和于书记的良苦用心啊。”我缓缓开口，话语诚恳，“但是曹河的干部队伍，主体是好的，多数同志是讲政治、顾大局的，愿意为曹河发展出力的，能不能多少给个别干部机会？”
屈安军在那边轻轻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包含了太多意味：“朝阳啊，这个话，你在我这儿说说就行了。辩证地看，于书记这么做，固然是雷霆手段，但何尝不是对你的一种保护和支持啊？显平出事之后，曹河的班子本就该大动，红旗当初提了几个建议，但因为情况复杂拖了下来。
现在他们又把梁满仓搞成这样，于书记发火是必然的。而且，这对你个人开展工作，有莫大的好处啊。
你想想，你现在刚来，班子保持相对稳定，你先集中精力抓工作、树威信。等你干上一两年，局面打开了，下次干部调整时，你再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表现，推荐、调整几个关键岗位，那时候，你的话语权和威信，不就自然而然建立起来了嘛！”
我苦笑道：“部长，这种‘威信’，我可不敢要，也不是我想要的方式。”
“这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啊，”屈安军语气变得郑重，“是组织根据曹河实际情况作出的决定和安排的。你的任务啊，就是服从大局，并且利用好这个‘窗口期’，心无旁骛地抓发展、破难题！这才是对于书记，对市委支持的最好回报。”
我明白，这个话题到此为止了。“部长，我明白了。我一定集中精力，抓好曹河的各项工作。”
“嗯，”屈安军满意地应了一声，转入具体安排，“后天，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姜艳红同志，会送吕连群同志到你们县委报到。同时，她会代表市委组织部，宣读关于你担任市长助理的任职通知。你们曹河县委简单开个小范围的见面会就行，范围控制在班子成员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毕竟，吕连群同志是和你又都是东洪出来的干部，过于大张旗鼓，影响不好，要低调、务实。”
“明白，屈部长。我们一定从简安排，把上级的精神准确传达贯彻下去，绝不搞形式主义。”我立刻表态。
屈安军又嘱咐了几句关于干部交接和后续工作配合的细节，便挂断了电话。
话筒里传来忙音，我握着听筒，在椅子上静坐了片刻。屈安军透露的信息量很大。
略一沉吟，我拿起另一部电话，直接拨通了吕连群的号码。
电话很快被接起，吕连群的声音透着压抑不住的激动：“李书记！我……我真没想到会这么快！姜部长亲自要来宣布，我这脑袋现在还嗡嗡的。这效率……我干了这么多年组织工作，跨县区调整能这么迅速的，真是头一回见！”
我能想象他此刻的心情。这不仅仅是一次职务调整，更是一种在关键时刻被需要、被信任。
我平静地说道：“连群啊，组织需要你，曹河需要你。时间紧迫，形势复杂，所以才特事特办。你过来之后，首要任务就是迅速熟悉情况，把政法这条线给我稳下来、理顺了。当前县里稳定压力很大，政法队伍自身建设和与地方一些势力的关系，都需要下大力气管一管。尤其是棉纺厂……土地权属纠纷那个事，法院那边要尽快依法推动。”
我将屈安军关于“低调报到”的指示也简要传达了一下，然后说：“见面会，范围就控制在县党政班子成员，外加公检法司和组织部、县委办的主要负责同志。你是从东洪过来的，身份比较敏感，咱们一切从简，把精力放到工作上。”
“书记，您放心！”吕连群的声音斩钉截铁，“我吕连群不讲究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能跟着您干，能到曹河来干点实事，就是我心里最大的踏实！您放心，政法队伍这边，绝不给您拖后腿！那个棉纺厂的案子，我明白您的意思，您说弄谁，咱们呢就弄谁！”
他顿了顿，又压低声音补充了一句，带着一种急于表功的心切：“书记，其实……依我看，那个马广德问题肯定不小！咱们既然要动，不如让纪委直接介入，查他个底朝天！这样见效更快！”
我立刻纠正道：“哎，连群同志，你这个想法可不行啊！斗争要有理、有据、有节嘛！纪委办案，那是要有确凿证据，要经过严格程序的。现在棉纺厂的问题首先是经营困境和历史包袱，直接抓人，依据何在啊？岂不是把全县几十家国企都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是是是！”
“不要只说是，稳妥处理才行，鸡飞狗跳的那还怎么抓生产、搞改革？稳定是前提，发展是目的。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把企业从困境中拉出来，把该厘清的法律关系厘清，把该追责的问题，放在法律下去解决。办成事，不出事，这才是第一位的！”
吕连群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随即连声道：“是是是，书记批评得对！是我考虑不周，急躁了。我明白了，坚决按您的指示办！”
我放缓语气：“嗯，明白就好。政法队伍是‘刀把子’，要用在关键处，也要用得合法合规。你来了，先把队伍带好，把风气扭过来，具体的案子，依法推进就是。”
“明白！书记，我保证完成任务！”吕连群的声音重新充满了干劲。
放下电话，我靠在椅背上，把吕连群调过来，这步棋算是落定了。他或许有些江湖气，办事有时略显毛躁，但忠诚和执行力度是够的。我心里暗道：“在当前曹河政法系统可能与地方势力牵扯过深的情况下，有一个能坚决贯彻县委意图、迅速掌控局面的人，至关重要啊。只要政法这条线稳住了，就有了依法处置的底线和工具。
晚上回到市里的住处，我约了李叔（出来小坐，顺便想探探王守谦事情的进展。但得到的消息并不乐观，李叔表示，至少还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有明确的说法。这也意味着，短期内，无法指望这位王守谦把公安工作直接助力。
也好，我暗自想，路终究要靠自己一步步走出来。
第二天清晨，我翻开日程安排表。上午的重点行程是：前往曹河酒厂调研。
曹河酒厂目前的格局，是国企改革中的一个特殊产物。实质上是平安县的高粱红酒厂与曹河酒厂（的“联姻”，并由东原市东投集团介入形成的“三方合作”模式。
利润分配协议白纸黑字：东投集团拿走三成，平安县拿走三成，曹河县留下四成。
这相当于用曹河县的硬件和工人，嫁接外来的技术、品牌和销售。好处是短期内盘活了濒死的酒厂，保住了就业和部分税收；隐忧则是利润大头被外部拿走，曹河县实质上成了“代工厂”，长远发展自主性受限。调研的行程，县委办早已与酒厂和高粱红酒厂方面沟通妥当。
两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驶出县委大院。我和县委副书记邓文东、办公室副主任蒋笑笑同乘一辆，副县长苗东方则与县工业局、财政局、计委的几位负责人坐另一辆。
车子行驶在曹河格局方正的主干道上。街道两旁的行人，无论是骑自行车的职工，还是步行的，无一不裹着厚重的棉衣，臃肿的身形在寒风中瑟缩前行。
路旁商店门面灰暗，只有新近出现的零星个体商铺招牌，透出些许不一样的色彩。这就是工业县城的典型冬景，沉重，缓慢。
车内，邓文东正向我介绍着曹河酒厂的基本情况，语气平稳客观。我听着，目光却投向窗外，淡然接口道：“文东部长，其实平心而论，曹河酒厂在这个合作里，现阶段是吃了些亏的。我们提供了现成的厂区、熟练的工人1，但利润的大头，却被平安和东投拿走了。这就像是……我们出地出人，别人来种庄稼，最后收成的大部分归了别人。”
邓文东脸上露出一丝无奈的苦笑，这是触及现实利益时常见的表情：“李书记，您说得是实情。可当时……咱们的酒厂已经走到破产边缘了，车间停产，工资发不出来，工人天天到县政府门口。平安县的高粱红酒正火，东投集团财大气粗。他们能来合作，对当时的曹河来说，是救命稻草啊。条件虽然苛刻，但起码保住了厂子，让工人们有碗饭吃，县财政也还能少贴一些。咱们……没多少讨价还价的资本啊。平安县和东投集团，在当时那个节点上，确实比我们强势得多。”
十点整，车子驶入曹河酒厂大门。酒厂的规模果然不同凡响，厂区道路宽阔，车间厂房虽然陈旧，但排列整齐，气势犹存。
然而，让我略感意外的是，在厂长孙向东身边，我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东原市东投集团董事长张云飞。
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呢子大衣，站在料峭的寒风中，正与孙向东交谈着什么，看到车队进来，脸上的笑容更盛几分。我心里暗道：“这云飞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