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耀祖王叡字通耀，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市）人。东汉大臣，卧冰求鲤的晋朝太保王祥的伯父。举孝廉出身，累迁至荆州刺史。
不过刘繇还是把笮融、薛礼屯兵在秣陵城附近（应该占据有后世的石头城要地），作为江岸防线后的第二线巩固秣陵。
刘繇对孙策的能力过于低估，且也没做出正确判断。江岸防线既然失守，就该招旧部退守牛渚，或者增调秣陵周围的笮融薛礼巩固屯粮之处。牛渚虽然险要，可是当利等险要口已经证明了挡不住孙策，牛渚又能有多保险呢？反观孙策为了避免张英水军的追击，快速攻下牛渚大营，补充了营内的器械、粮草。曲阿之战，基本是告一段落了。
牛渚大营是被周瑜周尚赚取的吧，刘繇对自己的防线过于自信，无奈周尚周瑜的背叛太突然。被孙策突破防线渡江后又没能及时作出反应，导致一败再败。秣陵附近的笮融薛礼之后也被孙策击破，刘繇自己只好逃往豫章。后期的贡献就是斩杀了笮融这个恶贼。
突破江防，是孙策渡江平江东的关键所在。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孙策渡江的部队，一部分是孙策本军的千余骨干，另一部分则是徐琨带来的兵马，还有一部分是一直在攻打渡口的孙贲、吴景所部，这支人马兵力也不少，是不能忽略的。最关键的是周瑜带来的船以及两面夹击。这些都隐去了。自此以后周尚无颜见人，政治生涯终结了。
按照当时的道德观点，无辜背叛主人并给主人狠狠一击，属于被鄙视的人，因此，这一点是要隐晦的。看看《三国志卷七》，有四个人：张邈、吕布、臧洪、陈登，其实都是这种人物。不义之人。
就好比曹操在宛城被张绣背叛打败一样，刘繇的长江防线也很容易被背叛的周尚从内部攻破。只不过，曹操宛城惨败后，很快就能恢复元气再打过，而刘繇就只能跑路了。
刘勋有一位合作伙伴叫刘晔，是曹操身边最重要的谋士之一。能跟刘晔混在一起的刘勋，本人绝不会很差。郑宝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割据武装首领，一度曾是鲁肃想要投奔的大人物。但刘勋亲自出手把郑宝给杀了，又骑着郑宝的马，来到郑宝的军营门前劝降。郑宝的部属们全部拜服在刘勋面前，拥戴他为新首领。
丹杨太守周尚，这个人不用多介绍。我就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周尚有个侄子，叫周瑜。
许贡背景资料不详，但在孙策除掉许贡以后，许贡的部属并没有树倒猢狲散，反而一直处心积虑地替许贡报仇，最终成功暗杀了孙策。
而且被孙策委任继续掌管丹阳郡的周尚及周瑜叔侄二人，也已经被袁术利用特权以自己的从弟袁胤替换回了寿春。
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孙策借故脱离表术归取江东之时，周瑜即由丹杨(今安徽宣城)其叔父处率兵迎策，帮助孙策渡江东下，击败当时的杨州...
周荣的儿子周景，也就是周瑜爸爸的伯父，以及周景的儿子周忠(即周瑜的堂叔)，都是太尉。太尉是“三公”之一，最高军事长官。周瑜的爸爸周异，官拜洛阳令。
袁术派他的弟弟袁胤取代周瑜的叔叔担任丹阳太守，于是周瑜和他叔叔都回到了寿春。
阳郡调集兵力、船粮供应孙策。
周尚最后，必然是反戈一击，倒向了孙策、袁术势力，而攻打自己的老上级刘繇。而这个从中策反的人，一定是周瑜。
孙策率部离开寿春向历阳前进的同时，有给在丹阳的周瑜送去了信函，其中的意思，自然是希望周瑜策反周尚，率兵来策应自己攻打长江渡口的作战。
先说白马山，那是我2009年11月9日走的，坐落在白马山深处的白马村由72个自然村组成，据村支书介绍，白马村村民都是温州人的后裔，几百年前，白马村的祖先从温州迁居过来。为什么几百年前的温州人千里迢迢来到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深山定居呢？一个白马村的传说引起了我的注意：说是一位白马将军来到村里，他不仅教村民练武，还提供村民粮食种子，并教他们如何耕种。这让我想到，村民练好武功，可能就是为抵抗外敌入侵，耕种粮食，自给自足，避免与外界接触，躲避外敌追击。或许白马村的先民还在温州的时候，受到某种势力的胁迫，来到白马山来避难的，白马山也因白马将军的出现而得名。
公元172年，就在现在余姚慈溪一带暴发了以许生许昭父子为头领的农民起义，父子俩反叛朝廷，在浙东一带攻城掠地，建立赵国，儿子陈昭自称大将军，父亲许生自封阳明皇帝。父子俩大逆不道的行为，当然受到朝廷的镇压，一时大兵压境，赵国岌岌可危。父子俩为保存实力，退守到南天目。因为浙东一带属于古越地，许生许昭要以当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国为楷模，就在现在的越王坪构筑越王城，扩充实力，冶炼兵器，企图东山再起，收复越地。
初，吴郡太守、会稽人盛宪曾推荐高岱为孝廉，许贡来接管吴郡，高岱就把盛宪藏在营帅许昭家中避难。乌程人邹佗、钱铜以及嘉兴人王晟等，每人都拥有部众一万余人或数千人，不肯归附孙策。
许昌等人叛乱，许生称“越王”，许昌称“阳明皇帝”，彻底脱离东汉的控制，切断了自己的后路。扬州刺史臧旻、丹阳太守陈夤（一说陈寅）奉命平叛，当然许昌起义的地点是在会稽郡，会稽太守尹端也要参加这次平叛，只不过尹端的表现并不怎么样，被臧旻上奏弹劾。本来应该是死罪，不过尹端的主簿朱儁，就是后来镇压黄巾军的东汉名将，到京师花钱贿赂主事者，避免了尹端的死罪。贿赂长官救太守，在东汉的二重君主观的社会背景下，应该算作一件值得赞扬的事情，故《后汉书·朱儁传》记载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