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华夏、英国、美国三国领导人齐聚埃及开罗，一场决定亚洲战场走向乃至战后国际格局的重要会议在此召开。会议的核心议题围绕反攻日本的战略制定、盟军合作反攻缅甸的细节敲定及援华方案的落地展开，会后公布的《开罗宣言》明确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归还一切侵占的土地，为战后东亚新秩序勾勒出清晰框架。
开罗会议的重大意义之一，便是正式确立华夏成为世界四强的地位，这对华夏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政治价值。尽管会议上的部分决议与承诺未能及时兑现，反攻行动计划也屡经延期和修改，但最终达成的中英美三国联手反攻日本的共识，为亚洲战场的胜利注入了强心剂。
在这场群星云集的会议中，费尔多·莱昂内尔显得格外低调。他每天按部就班地参加议程，却极少主动发表言论——历经多场战略博弈的他深知，自己此前在预警机研发、特种部队组建及滇缅战役协调中的表现已足够耀眼，此时无需事事争先，沉稳履职才是最优选择。
刚从开罗返回美国，费尔多便陷入了身心俱疲却又动力充沛的矛盾状态。随着战局的不断拓展，他的职责早已超越美国空军副司令的范畴，从全球战略部署到跨军种作战协调，再到盟军后勤保障的统筹，几乎无所不包。这种职责的延伸，明眼人都能看出罗斯福总统与马歇尔将军对他的刻意培养。
无论是太平洋战区对日军岛屿的精准空袭、对华夏战场的空中支援，还是欧洲战场的战略空运与前线支援，费尔多都以无可挑剔的表现，赢得了罗斯福及美国政府的高度信任。
他主导的预警机部署让盟军空情探测能力跃升，组建的雄鹰与飞象特种部队成为敌后作战的尖刀，这些成果都让他成为盟军高层眼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人才。
然而，外界的认可与重任在肩的荣耀，却难以抚平费尔多内心的焦躁。每当看到前线战报中惨烈的战斗描述，想到自己只能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通过地图与电报协调指挥，这位从空战中成长起来的将领便坐立难安。
在他的认知里，军人的价值应当在战场上彰显，而非在后方的方寸之地“策马挥鞭”。毕竟自己还年轻，而且距离战争结束的时间；已然不多！
这份渴望在一次与罗斯福的工作会谈中，无意间从眼神中流露出来。当总统谈及未来的工作规划时，费尔多眼中闪过的那抹对前线的向往，没能逃过罗斯福的眼睛。但总统并未直接点破，反而陷入了沉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费尔多的价值，也明白后方协调工作的重要性。
在罗斯福看来，费尔多的不可替代性不仅在于其精湛的军事战略素养，更在于他在高压环境下的快速决策能力与跨体系组织能力。
盟军间的作战协同、全球物资与兵力的精准调度、新型装备与战术的快速落地，这些维系战争机器高效运转的关键环节，都离不开费尔多的统筹。若将他调离后方，整个盟军的战略支撑体系都可能陷入混乱。
尽管不愿放费尔多离开核心协调岗位，但罗斯福也深知“强留”无法激发将领的最大潜能。经过数天的深思熟虑，他终于给出了折衷方案。“最多三个月。”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语气坚定却带着温度地对费尔多说，“这三个月里，你要帮我稳住后方，确保诺曼底登陆的前期筹备、滇缅战役的空中支援衔接都万无一失。”
话音刚落，他看到费尔多眼中掠过一丝失落，随即补充道：“但三个月后，我会安排你重返欧洲战场。你的才华不该只局限于后方协调，你注定要成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推动者。”
这句话让费尔多瞬间松了口气，悬在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他清楚，这三个月的后方工作并非“闲置”，而是为后续前线指挥积累资本——只有确保后勤、情报、装备等环节无缝衔接；前线的冲锋才能更有底气。带着这份明确的目标，费尔多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原本繁杂的协调事务，此刻都成了他重返战场前的“必修课”。
费尔多从未轻视过后方工作的复杂性。他清楚地知道，在这场全球性战争中，一次战略部署的偏差、一批物资调度的延误，都可能导致前线成百上千士兵的牺牲。
这种认知让他在统筹工作时格外细致：太平洋战场上，他协调将最新改装的p-47对地攻击机优先支援华夏远征军；欧洲方向，他推动美英空军联合指挥中心的情报共享效率提升三倍；为诺曼底登陆的空情保障扫清障碍。
罗斯福与费尔多之间，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上下级关系，更像是充满信任与默契的“伯乐与千里马”。总统曾私下对身边工作人员感叹：“费尔多是美国的未来。”这份评价背后，是对费尔多军事天赋与战略眼光的极致认可——从推动喷气式战机研发到构建空中预警体系，费尔多的每一步决策，都精准踩在战争发展的节点上。
罗斯福深知，费尔多的激情与潜能终究需要在前线的炮火中才能完全释放。将他留在后方是“应急之需”，而派他重返战场才是“长远之计”。三个月的时间约定，既是对当前战争需求的妥协，更是对费尔多未来的期许。
对于费尔多而言，这三个月的等待与蓄力，都是为了重返战场那一刻的厚积薄发。他一边有条不紊地推进后方工作，一边密切关注欧洲战场的局势，尤其是诺曼底登陆的筹备进展——他知道，那里将是他续写传奇的新战场；也将是盟军吹响全面反攻号角的核心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