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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算”、“明工”两科的有限落地，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入一颗石子，涟漪虽暂未扩大，却标志着某种界限已被打破。
江灼（李承乾）深知，科举改革只是撬动门阀特权的一根杠杆，要想真正动摇其根基，必须寻找更核心的支点。
而一个绝佳的机会，很快便送到了他的面前——修订《氏族志》。
贞观初年，李世民为提高皇族地位，打压山东士族（如崔、卢、李、郑等）的旧有威望，曾命高士廉等人编纂《氏族志》。
然而，初版仍因循旧例，将山东老牌士族列为第一等，皇族李氏反居其后，引得李世民大为不满，下令重修。
如今，此事因各种原因迁延未决，再次被提上议程。
这不仅仅是排个座次的脸面问题，更是关乎社会评价体系、官员选拔潜规则乃至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关键一战。
谁能主导《氏族志》的修订，谁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大唐精英阶层的价值标准。
一时间，各方势力目光灼灼。
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希望借此巩固自身新兴贵族的地位；
山东士族则千方百计想要维持其数百年的清誉门望；
魏王李泰也想插手，借此拉拢或打击某些势力，扩充自身羽翼。
就在各方明争暗斗、争执不下之际，一份由“庶人承乾”秘密呈送的两仪殿的 《新修氏族志刍议》 ，再次让李世民陷入了深思。
这份《刍议》没有纠缠于具体哪家该排第几，而是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核心原则：“重今官爵，考其功绩，辅以德望，淡化郡望。”
具体而言：
1. “以当朝官爵品秩为首要依据，论品定等。” 直接将政治地位作为衡量氏族高下的首要标准，这无疑最符合皇权利益，也最能获得关陇军事贵族和新兴官僚的支持。
2. “增设‘功绩考’，凡于国有大功（如开疆、治水、兴农、强兵）、于民有实绩（如教化、断狱、廉能）者，无论出身，其家族等第可酌情擢升。”
这一条，直接将“绩效”引入了氏族评价体系，为寒门庶族乃至有能力的低级官吏打开了一道晋升社会评价的缝隙。
3. “德望非虚名，需察其家风，观其子弟，是否有违法乱纪、鱼肉乡里之行。若有，纵阀阅再高，亦当降等。”
这等于给了皇帝和朝廷一把可以随时敲打不法豪强、旧士族的道德戒尺。
4. “郡望仅作参考，不作为定等依据。” 这几乎是直接掘了山东士族赖以自豪的祖坟。
不仅如此，江灼还在《刍议》后附了一份详细的 “氏族功绩考评细则（草案）” ，
里面甚至包含了类似后世“绩效考核”的量化指标雏形，
如垦田数量、赋税完成度、辖内治安情况、文教兴办成果等，
建议由吏部、户部、刑部等部门联合提供数据，作为“功绩考”的参考。
这份《刍议》视角之新颖，思路之凌厉，手段之“现代化”，让李世民拍案叫绝！
这完全跳出了传统士族门阀争论的窠臼，用一种近乎冷酷的“功利主义”和“绩效管理”思维，为《氏族志》的修订，也为未来的人才评价和社会流动，指明了一条全新的、更利于中央集权的道路。
“此子……竟将帝王术与吏治之道，琢磨至此等地步！”李世民心中震撼之余，警惕也更深了一层。
如此洞悉人性与权力运作，若用之正，可成国之利器；若用之邪，恐为滔天巨患。
然而，当前的利益诱惑太大了。
若能以此原则修订《氏族志》，不仅能彻底打压山东士族的嚣张气焰，
更能将天下英才的评定标准牢牢掌握在皇权手中，极大地强化朝廷的向心力和控制力。
李世民心动了。
他再次顶住了来自长孙无忌（其对“功绩考”引入寒门元素有所保留）和山东士族代言人的巨大压力，
决意采纳江灼的核心思想，并做了一定妥协（如适当照顾关陇集团情绪，对“德望”的解释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任命以其心腹重臣为主，但秘密指令，修订过程中若干关键原则和“功绩考”细则，需参考“庶人承乾”之议。
这无疑是将江灼置于了风口浪尖，却又给了他一个无形中影响帝国核心规则制定的绝佳平台。
修订工作启动后，风波骤起。山东士族闻讯，舆论哗然，纷纷斥之为“数典忘祖”、“败坏纲常”。
一些自诩清流的官员也上疏反对，认为以官爵功绩论高下，会导致“人心趋利，风俗日下”。
面对汹汹物议，江灼依旧深居简出，但他通过那些已悄然形成的“技术同盟”渠道，将一些更具体、更具操作性的建议，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主持修订的官员。
例如，如何界定“于国大功”，如何核实地方官员上报的“政绩”数据以防舞弊，如何将“德望”考察与现有的御史监察制度结合等等。
他甚至“无意间”向某位前来请教水利问题的工部官员透露了一种“简易图表统计法”，
用于清晰对比不同家族在赋税、垦田等方面的贡献，这种方法后来被修订班子采纳，用以支撑“功绩考”的评定，显得直观而“科学”。
与此同时，江灼之前播下的“技术”种子开始发芽。
将作监采用他改良的冶铁法后，兵器质量与产量均有提升；
司农寺推广他建议的几种轮作方式，在关中试点地区取得了增产。
这些实实在在的“功绩”，虽然微小，却成了“功绩考”原则可行性的活生生例证，也让一些务实派官员更加认同他的理念。
魏王李泰见状，更加焦躁。
他试图拉拢山东士族，许诺若自己得势必将恢复旧制，又暗中指使人弹劾主持修订的官员“曲承上意，扰乱朝纲”。
然而，李世民改革意志已定，且江灼提出的方案确实能极大增强皇权，对李泰的小动作，李世民只是冷眼旁观，甚至暗中警告。
数月后，新版《氏族志》修成颁行。
皇族李氏毋庸置疑位列第一等，关陇勋贵紧随其后，而许多仅靠郡望的山东旧族被降等，部分政绩卓着的寒门官员家族则得以提升。
虽然过程充满了妥协与博弈，但 “重今官爵，考其功绩” 的核心原则，如同一把锋利的楔子，被牢牢钉入了大唐的社会评价体系之中。
此举影响深远。它不仅打击了旧士族的虚荣心，更重要的是，它向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
朝廷更看重你现在的贡献，而非祖上的荣光。
这极大地激励了在职官员的实干精神，也为寒门子弟指明了努力方向——通过建功立业提升家族地位。
经此一役，江灼虽未公开露面，但其“洞悉时务，善于谋划”的名声，已在高层小范围内悄然传开。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那个僻静宅院中的废太子，并非只会空谈或搞些奇技淫巧，其对于朝政大势和权力运作的理解，堪称恐怖。
李世民对江灼的观感也更加复杂。欣赏其才，忌惮其智，
同时又对其这种“不争而争”、专注于制度构建的姿态，感到一丝难以言喻的……放心？
或许，一个醉心于设计规则、而非争夺规则内位置的“废太子”，对皇权的威胁，反而比一个上蹿下跳的王爷要小？
“氏族志只是第一步。”江灼在宅院中，看着新颁行的《氏族志》抄本，目光幽深，
“接下来，该用这把‘绩效’的利刃，去触碰那最敏感、也最顽固的堡垒了——均田与赋税。”
他知道，那才是真正牵动天下根基，考验他智慧、勇气与李世民决心的终极战场。
之前的科举、氏族志，都不过是铺垫与前奏。真正的风暴，即将来临。
（第五世界，第四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