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章：重审的地契与未枯的老井
再审法庭的穹顶很高，阳光从彩绘玻璃斜射进来，在地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赵桐权坐在审判席上，指尖摩挲着一份泛黄的地契，纸页边缘已经脆化，上面的毛笔字却依旧遒劲——这是二十年前他亲手判定为“伪造”的关键证据，此刻在掌心泛着陈旧的温度，像一块压了二十年的石头，终于有了松动的迹象。
“再审开庭。”法槌落下，声音在空旷的庭内回荡。被告席上，当年胜诉的村委会主任已是满头白发，却依旧梗着脖子，眼神里的固执与二十年前如出一辙。原告席上，八十岁的周老汉拄着根磨得发亮的枣木拐杖，拐杖头包着层铜皮，那是他父亲当年开油坊时用的，地契上记载的三分地，就挨着油坊的老井。
“再审申请人，陈述理由。”赵桐权的目光掠过卷宗上自己年轻时的签名，笔尖的力道透过纸页都能感受到——那时他刚入职，凭着一股“铁面无私”的冲劲，认定地契上的印章与档案局存档不符，驳回了周老汉的诉求，那三分地最终被村委会收回，盖了村部小楼，老井也被填了，成了周老汉心里永远的疤。
周老汉颤巍巍地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个蓝布包，层层打开，露出地契和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年轻的周老汉站在油坊前，身后的老井轱辘上缠着粗绳，井台边的石头被磨得发亮。“法官，这地是我爷爷传下来的，民国二十五年的地契，上面盖着县府的红章。当年村委会说要‘集体规划’，没经我同意就把地收了，我说有地契，他们说我造假……”老人的声音里带着哭腔，指腹抚过照片里的老井，“那井里的水甜着呢，全村人都来挑水，怎么说填就填了？”
村委会主任“哼”了一声，甩出当年的判决书：“周老汉，别在这儿装可怜！当年县档案局的专家都说了，你这地契上的章是假的，跟存档的不一样！现在拿这破烂来翻案，是想讹村里的拆迁款吧？”
“假的？”赵桐权抬眼，目光锐利如刀，“请出示档案局当年的鉴定报告。”
一份泛黄的报告被递上来，结论赫然写着“印章防伪纹不符，系伪造”。赵桐权却注意到报告末尾的鉴定日期——1998年7月15日，而他清楚记得，根据重生后调阅的档案局日志，当年负责鉴定的老专家7月10日就因脑溢血住院，直到8月才出院，根本不可能在7月15日出具报告。
“这份报告是伪造的。”赵桐权将档案局的住院证明和工作日志投影在大屏幕上，“鉴定人当时正在住院，签名系他人代签，这一点，当年的档案局局长已经出具证词。”
村委会主任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支支吾吾地说：“那、那可能是笔误……但地契上的章确实不对！”
“章是对的，只是你没见过真的。”赵桐权调出另一份证据——这是他凭着记忆，让法警去省档案馆找到的民国二十五年《县府印章备案册》。册子里的印章图案与周老汉地契上的完全一致，只是备案册备注里写着“该印章使用至1946年6月，因磨损更换，旧章封存”。“你们当年比对的是1946年更换后的新章，自然不一样。”
周老汉看着大屏幕上的备案册，突然老泪纵横，拐杖“笃笃”地敲着地面：“我就说我爹不会骗我……他走之前说，‘地契要藏在油坊的梁上，将来有难处了，它能作证’。我爬了三次梁才找到，怎么就成假的了？”
赵桐权的目光落在地契角落的一个小墨点上——那是他前世忽略的细节。地契背面，在墨点对应的位置，有一行极淡的铅笔字：“民国三十八年，补盖县府章，见证人王木匠”。而根据村里的老档案，王木匠1950年去世前，确实在日记里写过“帮周家油坊补盖地契章”的事。
“这行铅笔字，”赵桐权指着地契背面，“与王木匠日记里的笔迹完全一致，足以证明地契的真实性。”他顿了顿，声音沉得像老井的水，“二十年前，你们为了盖村部小楼，伪造鉴定报告，强占民地，填了全村人赖以生存的老井，这不是‘集体规划’，是滥用职权。”
村委会主任瘫坐在椅子上，嘴里反复念叨着“我不知道……是前任主任干的”。周老汉却突然平静下来，从蓝布包里掏出个小布包，打开是一小捧黑土：“这是从老井填的地方挖的，还带着水腥气。法官，我不要拆迁款，我就想让村里把井挖开，让后人知道，这儿曾经有口甜水井，有过讲规矩的年月。”
赵桐权看着那捧黑土，突然想起前世周老汉的结局——他在判决生效后大病一场，临终前还攥着那半块井台石，说“井没了，理不能没”。而这次重审，不仅是为了纠正错案，更是为了找回那口被掩埋的“理”。
“判决如下。”法槌落下，声音在庭内久久回响，“撤销原判决，确认周老汉对涉案三分地拥有合法所有权；村委会十日内返还土地，恢复老井原貌，并公开向周老汉赔礼道歉；将伪造鉴定报告的相关线索移交监察委调查。”
庭审结束后，周老汉捧着地契，对着赵桐权深深鞠了一躬，腰弯得像株被压弯的稻穗：“赵法官，谢谢您……让老井能再见天日。”
赵桐权扶起老人，指尖触到他掌心的老茧，粗糙得像井台的石头。“是我当年太草率，”他轻声说，“这是我该做的。”
走出法院时，阳光正好，周老汉的身影被拉得很长，蓝布包里的黑土透着湿润的光。赵桐权回头望了一眼再审法庭的大门，突然明白，重审旧案最难的不是找到证据，而是直面自己当年的疏漏——那些被忽略的细节、被轻视的辩解，往往藏着最朴素的正义。就像那口被填的老井，纵然埋在地下二十年，只要肯挖开，甘甜的水终究会涌出来。
他回到办公室，在二十年前的卷宗扉页写下一行字：“法律的尊严，不在永不犯错，而在错了能改；法官的良心，不在判得有多快，而在判得有多准。”窗外的蝉鸣渐渐响起，像在应和，也像在提醒——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是鲜活的人生，容不得半点马虎，纵经过二十年，也该让正义归位，让人心安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