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电子”之行后的几天，阿米尔总觉得有些不一样。看实验室里的示波器，会不自觉地想，这么一台仪器，能换多少本参考书，或者能让“老王”那里的小店多支撑多久？看到食堂里倒掉的食物，会想起李建国说的“热量足，顶饱”。就连在图书馆借书，也开始下意识地先翻看那些书页发黄、但内容经典的旧版，而不是直奔最新、最贵的外文原版。
这种悄然变化的视角，在《航天器系统工程导论》课程的第二次大作业布置下来时，变得清晰而具体。
这次的要求，比第一次更“狠”。
“任务背景：假设你是一家初创航天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公司获得一笔总额固定、且极其有限的启动资金。目标：在18个月内，设计、制造并发射一颗技术验证立方星（3U标准），实现对近地轨道空间碎片进行光学成像与编目的概念验证。载荷性能指标（分辨率、视场等）有最低要求。核心约束：1. 总成本不得超过预算上限（一个低到令人咋舌的数字）；2. 必须采用至少60%的商用货架产品（cotS）或工业级器件；3. 供应链必须考虑可获取性和抗风险能力（尤其注意某些‘特殊渠道’器件来源不稳定）。”
陈教授在讲台上，用平静的语调念出这些要求，下面已经响起一片吸气声和低低的抱怨。
“教授，这预算……连买一套像样的星载计算机都不够吧？”一个欧洲留学生举手，满脸不可思议。
“是‘不够买一套您习惯用的、航天级的星载计算机’。”陈教授推了推眼镜，纠正道，“但预算就是这么多。航天，尤其是商业航天和小卫星领域，很多时候面临的现实就是如此。你们要做的，不是抱怨预算太少，而是思考——在这么少的预算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必不可少’？用哪些‘非传统’手段可以实现目标？”
阿米尔看着投影上那个刺眼的预算数字，手心微微出汗。这比他第一次作业估算的成本，还要低一大截。而且，60%的cotS\/工业级器件？供应链风险？这简直是把“走钢丝”的要求具体化了。
“这次作业，三人一组，自由组合。两周后，提交详细方案，包括：系统架构图、详细成本分解表（需注明每一件物品的预估价格和采购渠道）、风险评估与应对措施、关键器件的备份方案。另外，”陈教授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本次作业成绩，30%取决于技术方案的创新性与可行性，70%取决于成本控制与供应链设计的合理性及抗风险能力。”
教室里一片哗然。技术只占30%？成本控制占70%？这完全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
“觉得不公平？”陈教授似乎看穿了大家的想法，“同学们，在真实的商业世界，尤其是初创公司，投资人不会为‘最先进’买单，只会为‘用给定的钱，最大概率做成事’的方案买单。活下去，是第一位。你们的方案，首先要能说服握着钱袋子的人，而不是仅仅满足技术理想。下课。”
人群散去，教室里弥漫着一种混合了焦虑、兴奋和不服气的复杂气氛。阿米尔坐在座位上没动，他还在消化那些苛刻的条件。李建国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怎么样，有思路没？”
阿米尔苦笑，指了指预算数字：“这像是在沙漠里要求用一杯水种活一棵树。”
“沙漠里也有仙人掌。”李建国在他旁边坐下，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调出一个文件夹，里面密密麻麻全是各种表格、链接、图片，“看看这个。”
阿米尔凑过去看。那是一张极其详细的电子表格，列满了各种元器件的型号、参数、供应商、参考价格、供货周期、甚至还有“替代供应商1、2、3”和“风险备注”。其中很多供应商的名字他从未听说过，看起来像是一些中小型本土企业，甚至还有一些淘宝店铺的链接？价格更是低得惊人，只有他平时所知同类产品价格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
“这是……？”
“我这两年攒的‘宝贝’，”李建国有点得意，又有点不好意思，“叫它‘生存物资清单’也行。上课、做项目、帮师兄师姐打杂、逛论坛、跑电子市场……看到觉得可能用得上、性价比高的东西，就记下来，查查资料，问问用过的人。时间长了，就攒了这么个库。”
阿米尔滚动着鼠标，越看越心惊。清单里不仅有元器件，还有加工服务（比如小批量pcb打样、3d打印）、软件工具（开源或教育版）、甚至二手的测试设备租赁信息。每一个条目后面，都有简单的评价，比如“某师兄用过，说温漂有点大但能用”、“老板实在，急单可加钱加急”、“开源社区有驱动，但要自己改”。
“这些东西……可靠吗？”阿米尔忍不住问。他习惯的供应链，是德州仪器、是意法半导体、是欧空局认可的元器件清单。
“单看每一个，可能都不如大牌货可靠。”李建国老实说，“但你看这里。”他指着“风险备注”一栏，里面写着“批次一致性需抽检”、“建议做老化筛选”、“有开源替代固件”等。“关键是把它们放在系统里看。用便宜的、可能有瑕疵的器件，就得在设计上留足余量，在测试上多下功夫。用不稳定的供应链，就得有备份方案，甚至自己攒点‘战略储备’。这叫……用设计和管理的复杂度，去对冲元器件和供应链本身的不确定性。总体算下来，可能更便宜，也更可控。”
“用管理复杂度，对冲不确定性……”阿米尔喃喃重复，脑中仿佛有齿轮开始转动。这思路，和第一次作业时李建国提到的“用系统设计弥补器件不足”，一脉相承，但更深入，更……系统化。这不仅仅是在设计产品，更像是在设计一个包含供应链、测试、甚至意外处理在内的完整生存系统。
“还有这个，”李建国点开另一个文件，是一张复杂的思维导图，中心是“立方星系统”，周围辐射出“电源”、“通信”、“载荷”、“结构”、“热控”、“软件”等分支，每个分支下面又细分为“必须（核心功能）”、“重要（性能提升）”、“锦上添花（可有可无）”，并用不同颜色标注。在“必须”项旁边，还标注了“预算权重”和“供应链风险等级”。
“做方案前，先画这个。把‘想要’和‘需要’彻底分开。预算就像一碗水，得先保证最核心的几棵树苗（必须项）活下来，有剩的，再考虑给旁边的花花草草（重要项）浇点，至于草坪（锦上添花）……渴着就渴着吧，等下雨（下次有钱了）再说。”李建国用他那套独特的比喻解释道。
阿米尔盯着那张思维导图，感觉一扇新的大门在眼前缓缓打开。他以前做设计，是“加法思维”——在满足性能指标的前提下，尽可能选用好的、可靠的部件。而李建国展示的，是“减法思维”和“系统权衡思维”——在严酷的预算和供应链约束下，先定义什么是不可妥协的生存底线，然后围绕这个底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有风险的器件、非常规的渠道、冗余的设计、严格的测试）去构建一个脆弱的、但有可能存活的整体。
“这次作业，我们一组吧？”李建国发出邀请，眼神里带着挑战和期待。
阿米尔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生存清单”和逻辑清晰的“需求砍刀图”，又想起陈教授那句“活下去，是第一位”，以及“老王电子”里那双在旧元器件中翻找的、灵巧而笃定的手。
他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好。但我有个条件。”
“你说。”
“这个‘生存清单’和‘需求砍刀’，教我怎么做。从头开始。”阿米尔说，眼神认真。
李建国笑了，伸出拳头：“成交。欢迎来到……真实的世界。”
接下来的两周，阿米尔仿佛打开了一本完全不同的教科书。他和李建国，以及另一个叫“小赵”的、话不多但动手能力极强的中国同学组成了小队。
他们的工作地点，从窗明几净的图书馆，转移到了实验室角落一个堆满杂物、但网线电源充足的桌子，以及“老王电子”那个充满松香味和旧金属气息的小店。
第一步，是“砍需求”。三人围着白板，争得面红耳赤。
“光学载荷分辨率必须保证，这是核心验证目标，不能动！”阿米尔坚持。
“但高分辨率ccd太贵，而且供货周期长。我们能不能用多个低分辨率cmoS阵列，通过图像拼接算法来达到类似效果？算法我可以写，cmoS便宜好买。”小赵提出方案。
“图像拼接需要更强的星上处理能力，又回到计算机成本上。”李建国皱眉，在清单里快速搜索，“等等，我看看有没有二手的、带硬核dSp的工业级模块……有！价格是新的三分之一，但需要自己写底层驱动。”
“驱动我可以试试，开源社区有类似参考。”小赵立刻接上。
“好，那这条线可以走。下一个，电源系统……”
第二步，是“淘宝贝”。他们成了“老王电子”的常客，也学会了在海量的淘宝、阿里巴巴、以及各种电子论坛里“淘宝”。阿米尔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散新”（拆机件），什么叫“尾货”（库存处理），什么叫“国产兼容”（仿制但参数接近）。他们学会了看店家信誉，看用户评价，甚至打电话去工厂询问最小起订量和交货期。每找到一个价格合适、参数勉强够用、供应链相对清晰的器件，都像打赢了一场小战役。
第三步，是“做备份”。每个关键器件，他们至少准备两到三个备选方案，来自不同渠道、不同品牌，甚至不同技术路线（比如某款电源芯片如果断供，能否用分立元件搭建一个简单的稳压电路替代？）。李建国那个“生存清单”发挥了巨大作用，很多冷门但可用的选择，都来自平时的积累。
第四步，是“算总账”。他们建立了一个动态成本模型，每调整一个器件，每增加一个测试项目，成本数字就跳动一次。他们反复迭代，在性能、成本、风险之间寻找那个脆弱的平衡点。阿米尔学会了使用“灵敏度分析”——哪个参数变动对总成本影响最大？哪个器件的供货风险最高？需要优先寻找替代或建立安全库存。
这个过程，痛苦、琐碎、充满挫折。他们为一个便宜了五块钱但参数“疑似”可用的电阻争论半天；为是否要增加一笔“看似不必要”的筛选测试费用而纠结；为某个关键器件的唯一供应商在千里之外且不支持小批量发货而头疼。
但阿米尔却感到一种奇异的、近乎“上瘾”的投入感。这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在用真实的、有价格的、有风险的“砖石”，在预算的悬崖边上，搭建一座可能成功的“积木高塔”。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每一个选择都要权衡再三。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成本”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而是无数个具体的选择、妥协、冒险和智慧凝结成的、沉甸甸的现实。
提交方案的前一晚，三人熬了个通宵，最后核对那份长达五十页、包含无数表格、链接和备注的方案文档。窗外天色微明时，他们终于点击了“提交”。
阿米尔靠在椅子上，眼睛布满血丝，但精神却异常清醒。他看了看身边同样疲惫但眼神发亮的李建国和小赵，又看了看屏幕上那个最终被控制在预算红线之内、虽然性能指标“刚刚过线”、但供应链和风险评估写了足足十页的方案。
他想起了陈教授的话：“活下去，是第一位。”
他们这个方案，不敢说有多“先进”，甚至有些“寒酸”和“拼凑”。但它清晰地展示了，在极端严苛的限制下，如何通过极致的需求管理、创新的系统设计、灵活的供应链组合和严格的流程控制，去搏一个“活下来”的机会。这或许不是最美的方案，但可能是最“真实”、也最“硬核”的方案。
两周后，成绩公布。阿米尔小组的方案，在技术分上只拿到了“良好”，但在成本控制与供应链设计部分，拿到了罕见的“优秀+”。陈教授的评语只有一句话：
“这是一份能拿去真实世界，尝试说服早期投资人的商业计划书技术核心部分。你们开始用商人的尺子，丈量工程师的梦想了。这是商业航天入门的第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
拿着成绩单，阿米尔没有太多喜悦，反而有种脱胎换骨的疲惫与清醒。他看向李建国，李建国也正看着他，两人相视，忽然都笑了起来。
那笑容里，有疲惫，有释然，也有一种共同经历了磨难、终于窥见门径的默契。
阿米尔知道，陈教授给的这把“尺子”，和那把名为“成本”与“供应链”的“秤”，已经在他心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从此以后，他再看任何航天器，眼光都将不同。他看到的将不仅是它的功能与性能，更是它背后那无数个在性能、成本、进度、风险之间走钢丝般的权衡与抉择。
星空依然璀璨，但通往星空的路，在他眼中，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天梯，而是一条布满资源陷阱、需要精打细算、步步为营的——真实的征途。
而这，或许才是“朝阳”真正想要照耀的，那片最坚实、也最广阔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