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会议结束后，“林涛”与汉斯·米勒教授保持着一种纯粹而专业的学术邮件往来。话题逐渐从具体的技术补偿算法，扩展到更宏观的层面：在预算受限的时代，如何以更聪明的方式整合全球分散的科研力量进行深空探测。
一次邮件中，米勒教授感叹：“理想的模式或许是有一个开放的‘项目池’，各国团队贡献自己最擅长的仪器或技术，由一个有能力的机构负责集成、发射和运营，数据共享。但现实是，信任和标准是最大的壁垒。”
林涛回复道：“信任源于透明和成功的先例，标准始于对话和互信的技术验证。也许可以从一些目标明确、边界清晰的小型联合科学任务开始，比如……针对月球特定区域的联合遥感数据分析？这不需要硬件集成，只需数据交换和算法协作。”
这个提议非常谨慎，迈出的步子极小，但恰恰因为它微不足道，反而显得切实可行。米勒教授思考后，回复表示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方向，并询问华夏方面是否有已公开的、可用于此类研究的月球遥感数据集（来自之前的探月工程规划或研究）。
李振华在看到这条线索时，知道第一阶段的目标已经超额完成——对方从被动接收信息，转向了 主动询问和探索可能性。
他指示：“可以开放部分非敏感的、经过处理的模拟数据或早期地基观测数据，作为学术交流材料。同时，让我们的月球科学团队准备一份关于‘月球南极光照与地形特征对水冰探测影响’的合作研究建议书草案，内容要扎实，突出科学价值，淡化工程细节。在下次交流时，以个人学术观点的方式，‘非正式’地请米勒教授提意见。”
“广寒邀约”的第二枚棋子，即将落下。这一次，是邀请对方共同凝视同一片月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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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马丁工程师的草案在欧空局内部引发了比预期更大的波澜。支持者认为这是打破垄断、降低成本的有益尝试；反对者则质疑第三方平台的安全性、数据保密性，以及可能对现有内部测试部门造成的冲击。争论从技术层面上升到了部门利益和政治考量。
马丁感到深深的沮丧。他自认是在为整个机构寻找更好的出路，却陷入了官僚主义的泥潭。就在他一次深夜加班、对着草案心烦意乱时，电子邮箱提示音响起。又是一篇来自那个神秘“智库”的推荐文章，这次的主题是：“商业航天背景下，政府机构与私营企业合作的质量保证体系构建：案例研究与风险评估框架”。
文章客观分析了NASA、JAxA等机构与商业公司合作时采用的各种契约模式、监督机制和成败案例，并提出了一个模块化的风险评估框架。文章没有给出答案，却提供了一套清晰的分析工具。
马丁如获至宝。他利用周末时间，根据这篇文章的思路，将那份草案彻底重写，增加了一个极其详尽的 “第三方合作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 章节，涵盖了从供应商资质审核、技术接口控制、数据安全管理到违约追责的每一个环节。新草案的厚度增加了近一倍，但可操作性和说服力也大大增强。
当这份近乎“滴水不漏”的新草案再次被提交时，反对的声音虽然仍在，却失去了许多技术层面的抓手。更多的中立者开始倾向于“可以谨慎试点”。马丁在内部的技术声望悄然提升，他推动变革的决心也更加坚定。
王胖子在获悉这一切后，知道火候已到七八分。“是时候让‘远星资源咨询公司’在马丁的视野里，从一个‘学术思想来源’，变成一个‘潜在解决方案提供者’了。”他下令，“启动‘探路者’计划。让我们在德国的一家干净的、有少量航天领域咨询案例的关联公司，以‘看到贵机构可能对外包测试服务有兴趣’为由，向欧空局相关部门发送一份通用的业务问询函。函件要极其正式、低调，且完全针对马丁草案中描述的需求。”
这封函件将像一个探针，轻轻触碰对方机构的表面。它不会直接联系马丁，但会通过官方渠道，进入处理此类事务的流程。一旦流程启动，马丁作为草案发起人和技术负责人，自然会被卷入。那时，他与“远星”的间接关联，将在一个合法、合规的框架内，迎来第一次“官方”的、顺理成章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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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穴”母港，赵志坚总师面临着李振华提出的“动力备份方案”抉择。与国内船舶重工集团的接洽非常顺利，对方能提供成熟可靠的大型低速柴油机组，技术风险极低，但缺点也明显：体积庞大、重量惊人、效率相对较低，且会占用原本为未来核动力系统预留的部分宝贵空间和承重余量。
“如果我们选了柴油机，‘鲲鹏’的航速和自持力会打折扣，而且几乎断送了近期内升级核动力的可能性。”动力组组长汇报时眉头紧锁，“但燃气轮机的问题不解决，平台就无法获得足够的电力进行后续舾装和测试，下水日期将大幅推迟。这是个两难选择。”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被请来参加会议。他听完汇报，又去现场查看了燃气轮机的问题部件和柴油机的方案图纸，沉默了很久。
“赵总，”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在我的家乡，人们常说，‘想要捕到最大的鱼，有时需要先放下手里的网，修补它。’柴油机是修补现在的网，让我们至少能出海。燃气轮机，是编织未来更大的网。”
他指着图纸：“柴油机会让平台变得笨重，但可靠。如果我们选择它，就必须在结构设计上做出永久性妥协。但如果我们选择继续攻克燃气轮机，我们可能会错过重要的窗口期，甚至面临失败的风险。”
赵志坚看着眼前两位下属，又看看谢尔盖，陷入了沉思。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选择，更是一个战略决断，关乎“鲲鹏”平台的终极定位——它是一个尽快形成能力的实用工具，还是一个承载未来所有可能性的梦想平台？
“我们需要更多数据来做决策。”赵志坚最终说，“请船舶重工集团提供柴油机组的详细安装改造方案和工期评估。同时，燃气轮机攻关组，我要你们在两周内，给出一个解决高压压气机叶片振动问题的明确技术路径和时间表，哪怕这个时间表看起来很冒险。我们需要知道，为了‘更大的网’，我们到底需要付出多少时间和代价。”
抉择被推迟了，但压力却更加具体地传导到了每一个相关人员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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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团演出成功的喜悦，在孩子们中间持续发酵。他们开始对星空产生了更具体的好奇。几个最活跃的孩子缠着父母，问火箭是怎么飞上天的，卫星是做什么的。
几位热心的家属（包括一位中学物理老师和一位业余天文爱好者）见状，索性在社区活动室组织起了 “小小航天启蒙班” 。没有复杂的公式，只有图片、模型和生动的故事。他们讲火箭的原理，讲宇航员的生活，讲北斗卫星如何帮助我们找路。
一次课上，当讲到月球时，一个苏联专家的小儿子忽然举起手，用带着口音的汉语说：“老师，我爸爸说，以后我们可能要去月亮上一起找水！是真的吗？”
讲课的家属愣了一下，随即温和地笑道：“是的，孩子。很多国家的科学家，包括你爸爸和我们国家的科学家，都在想着怎么一起去探索月球呢。这需要很多很多人的智慧，就像你们合唱团一起唱歌一样，要合作才能完成。”
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眼睛里闪着光。
这个小小的插曲，通过家属的渠道，偶然传到了李振华的耳朵里。他正在审阅那份准备发给米勒教授的、关于月球南极研究的合作建议书草案。
他放下笔，对陈向东说：“老陈，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蓝图、所有的谈判、所有的技术攻关，最终想实现的，或许就是能让孩子们觉得‘一起去月亮上找水’是一件自然而然、值得期待的事情。那么简单，又那么遥远。”
陈向东感慨道：“是啊。我们铺路，他们奔跑。这大概就是传承吧。”
窗外，秋日阳光正好。研究院里，攻坚的会议、精密的实验、轰鸣的施工仍在继续。而在生活区的某个角落，关于星空的梦想，正在最稚嫩的心灵里，被轻轻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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