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秋，北方的凉意浸进了市人社局的办事大厅。王秀兰揣着户口本、退休证，在排成长龙的队伍里挪着步子，鼻尖萦绕着纸张的霉味和消毒水的气息。大厅里人来人往，叫号声、抱怨声、打印机的嗡鸣混在一起，磨得人耐心尽失——她这退休金的收尾手续，已经来来回回跑了三趟，每次都卡在“缺材料”“等签字”的环节，这次好不容易凑齐了所有证明，却还是被卡在了盖章的步骤，办事员说“负责盖章的主任去开个短会，二十分钟就回”，结果这“二十分钟”，硬生生拖成了两个小时。
“秀兰？真是你啊！”身后传来一声熟稔的招呼，王秀兰回头，看见张桂芬拎着布包挤过来，脸上堆着褶子笑，“好些年没见了，你也来办退休手续？”张桂芬是王秀兰年轻时在国营针织厂的同事，两人当年都在纺纱车间，后来工厂改制，便断了联系。
他乡遇故知，烦闷的等待也多了几分滋味。没多久，又有两个老同事凑了过来——李淑敏和老周，都是纺纱车间的旧人，如今也到了退休年纪，各自抱着一堆材料，在大厅角落的长椅上坐成一排，打开了话匣子。
“还记得不？咱厂当年多红火，纺纱车间的机器24小时转，夜里加班，食堂还管热乎饺子。”老周抽着烟，烟雾缭绕里，眼神飘向了远方，“可惜啊，后来改制，说散就散了，好多老同事都断了联系。”
“可不是嘛，”李淑敏叹了口气，声音压得低了些，“说起来，当年车间里的陈慧，你们还有印象不？就是那个长得白净，爱穿碎花衬衫的姑娘，比咱们小几岁，后来……出工伤没的那个。”
王秀兰的心猛地一沉。陈慧这个名字，像一块压在记忆深处的石头，沉甸甸的。她当然记得，陈慧和她一个班组，人性格温和，手也巧，纺纱接线头又快又好，还总爱给姐妹们带自家蒸的糖包。1998年夏天，陈慧出事的消息传来时，整个车间都懵了——说是车间里的天车钢丝绳突然断裂，吊着重物砸下来，顺带扯断了头顶的高压线，陈慧正好在底下操作，头被电线割断，当场就没了气。
“记得，怎么不记得。”王秀兰的声音有些发涩，“当时厂里说是工伤，给了家属一笔抚恤金，还开了追悼会。我记得她丈夫赵建国，哭得直不起腰，那时候他们孩子才三岁，可怜得很。”
“工伤是真的，但这里头啊，还有个没对外说的邪门事儿。”张桂芬突然往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眼神里透着一股诡异，“这事是陈慧的妹妹陈娟后来跟我说的，是赵建国亲口告诉她的，听得我好几天不敢照镜子。”
这话一出口，李淑敏和老周都屏住了呼吸，王秀兰也下意识地坐直了身子。办事大厅的嘈杂似乎被隔绝在外，只有张桂芬的声音，带着一丝寒意，慢慢铺展开来。
张桂芬说，陈慧出事前一个月，就开始遇到怪事了。陈慧家住在工厂分配的老宿舍楼里，两室一厅，家具都是结婚时单位发的，其中有一面嵌在衣柜门上的穿衣镜，是赵建国特意托人从外地买回来的，据说是个老物件。
那天晚上，陈慧洗完澡，穿着睡衣坐在梳妆台前吹头发，眼角余光瞥见衣柜门上的穿衣镜，心里突然咯噔一下——镜子里的自己，脖子以上是空的，光秃秃的肩膀顶着空气，没有头。
“一开始，陈慧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张桂芬的声音压得更低，“毕竟刚洗完澡，水汽重，镜子可能起雾了。她揉了揉眼睛，再看，镜子里的人影还是没有头，清晰得很，连她睡衣领口的碎花图案都看得一清二楚，就是少了脑袋。”
陈慧吓得魂飞魄散，手里的吹风机“啪”地掉在地上，插头都摔松了。她尖叫着跑到客厅，赵建国正在看电视，被她吓了一跳：“怎么了？叫什么叫？”
“建国，你快看！镜子里……镜子里我没有头！”陈慧拉着赵建国的手，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想把他拽到衣柜前。
赵建国以为她是故意逗自己玩，或者是累糊涂了，笑着拍了拍她的手：“别瞎说，大晚上的吓唬人。镜子里怎么会没头？你是不是没睡醒？”他挣脱开陈慧的手，又坐回沙发上看电视，压根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陈慧急得快哭了，可赵建国就是不信，她自己也不敢再去看那面镜子，只能揣着一颗忐忑的心回房睡觉。那一夜，她翻来覆去没合眼，总觉得黑暗里有什么东西在盯着自己，脖子后面凉飕飕的，像是有人在吹气。
接下来的几天，陈慧再也不敢靠近衣柜的穿衣镜。可越是躲避，心里越不安。有天中午，赵建国不在家，孩子也被送到了幼儿园，陈慧壮着胆子，悄悄走到衣柜前，掀开挡在镜子上的衣服一角——镜子里的她，依旧没有头。
这次，她看得更清楚了。镜子里的无头人影，姿势和她一模一样，甚至能看到她因为害怕而微微颤抖的肩膀。陈慧再也忍不住，崩溃地哭了起来，她找了一块厚重的蓝布床单，死死地蒙在穿衣镜上，用绳子捆了好几圈，像是怕里面的东西跑出来。
“她那时候就跟赵建国说，想把这面镜子扔掉，”张桂芬叹了口气，“可赵建国觉得她小题大做，还说那镜子花了不少钱，扔了可惜，劝她别胡思乱想，说可能是镜子的玻璃有问题，产生了折射。陈慧拗不过他，只能就这么蒙着镜子，可心里的恐惧越来越重，那段时间，她整个人都蔫蔫的，上班也总是走神，说脖子不舒服，总觉得有东西勒着。”
王秀兰听到这里，后背已经起了一层冷汗。她突然想起，陈慧出事前的那段时间，确实有些不对劲。有一次班组聚餐，陈慧喝了点啤酒，突然说：“我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跟着我，想把我的头拿走。”当时大家都以为她是开玩笑，还起哄说她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现在想来，那哪里是玩笑，分明是她被恐惧逼到了极点的倾诉。
“后来呢？”李淑敏的声音带着颤音，手里的材料都攥皱了。
“后来，就出事了。”张桂芬的声音沉了下去，“那天是个大热天，车间里的风扇转得嗡嗡响，机器也比平时更嘈杂。陈慧负责的是三号纺纱机，正好在天车的下方。据当时在旁边操作的工友说，那天的天车好像有点不对劲，钢丝绳磨得‘滋滋’响，还冒着火星，有人提醒过班长，说要检查一下，可班长说‘赶工期，等这批活干完再说’。”
“下午两点多的时候，突然听到‘咔嚓’一声巨响，天车的钢丝绳断了，吊着重达几百斤的棉纱包砸了下来，正好砸在三号纺纱机的机架上。更吓人的是，棉纱包砸下来的力道太大，扯断了头顶的高压电线，那电线像条鞭子似的甩下来，正好缠在了陈慧的脖子上。”
“等大家反应过来，切断电源跑过去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张桂芬的眼睛红了，“电线的力道多大啊，直接把她的头给割了下来，鲜血溅了一地，纺纱机上、棉纱上，全都是……那场景，好多老工友一辈子都忘不了。”
王秀兰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手攥紧了，她想起陈慧那张白净温和的脸，想起她给大家分糖包时的笑容，再想到那样惨烈的死状，胃里一阵翻涌。
“陈慧的后事办完后，赵建国才想起她之前说的镜子的事。”张桂芬接着说，“陈娟来帮着收拾遗物，看到衣柜上蒙着的床单，问赵建国怎么回事。赵建国这才把陈慧说镜子里没头的事说了出来，他说，陈慧出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还哭着跟他说‘我怕，我觉得我活不长了’，可他还是没当回事，以为她只是压力太大。”
“陈娟当时就崩溃了，骂赵建国为什么不早点重视，为什么不把镜子扔掉。赵建国也后悔得不行，坐在地上直扇自己嘴巴，说要是早听陈慧的话，说不定就不会出事了。”
“后来呢？那面镜子呢？”老周掐灭了烟，声音有些沙哑。
“赵建国当天就把镜子砸了，砸得粉碎，然后把碎片装在黑袋子里，埋到了郊区的荒山上。”张桂芬说，“可就算这样，怪事还是没停。陈娟说，赵建国在陈慧走后的半年里，天天做噩梦，梦里总看到一个无头的女人，穿着陈慧那件碎花衬衫，站在他床边，伸手想抓他。后来赵建国受不了，带着孩子搬离了那个老宿舍楼，再也没回来过。”
办事大厅里的叫号声突然响了起来，喊到了王秀兰的名字，可她却愣在原地，半天没反应过来。那股从张桂芬的讲述里透出来的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让她浑身发冷。
她想起自己家里也有一面穿衣镜，是女儿结婚时给她买的，就放在卧室的墙前。以前她每天早上都会对着镜子梳妆，可现在，一想到镜子里可能出现的画面，她就觉得头皮发麻。
“秀兰，叫你呢！”李淑敏推了她一把，王秀兰这才回过神，慌忙站起来，走向办事窗口。
盖章的过程很快，主任只是匆匆扫了一眼材料，“啪”地一声盖上章，就把手续递了回来。可王秀兰拿着那本盖好章的退休证，心里却沉甸甸的，完全没有办成事的轻松。
走出人社局的大门，秋风一吹，王秀兰打了个寒颤。她抬头看了看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每个人都有头有脸，可她的脑海里，却总浮现出陈慧镜中无头的身影，还有那根甩下来的高压电线。
回到家，王秀兰第一件事就是把卧室里的穿衣镜用布帘遮了起来，严严实实，不留一点缝隙。女儿下班回来，看到遮起来的镜子，奇怪地问：“妈，你怎么把镜子遮起来了？”
王秀兰没敢说实话，只是含糊地说：“最近觉得晃眼，不想看。”
可夜里，她还是做了噩梦。梦里，她站在那面被布帘遮着的镜子前，布帘突然自己拉开了，镜子里的她，没有头。她想尖叫，却发不出声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镜子里的无头人影，慢慢朝着自己伸出手……
王秀兰猛地从梦里惊醒，浑身是汗，心脏狂跳不止。她转头看向窗外，天还没亮，客厅里传来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像是在倒计时。
她知道，这个关于镜中无头影的故事，会像一根刺，永远扎在她的心里。而陈慧的遭遇，也成了那个年代国营工厂里，一段不敢被轻易提起的诡谲往事。后来，她又遇到过几个纺纱车间的老同事，大家偶尔还会说起陈慧，说起那面诡异的镜子，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挥之不去的恐惧。
有人说，那面镜子本身就是个不祥之物，吸收了太多的阴气，所以才会显现出死亡的预兆；也有人说，陈慧是被车间里的“东西”缠上了，镜子里的无头影，是索命的厉鬼；还有人说，其实是陈慧的阳气太弱，提前看到了自己的宿命。
不管真相是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有些诡异的预兆，或许真的存在。而那些被我们忽视的警告，往往会在不经意间，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如今，王秀兰再也不敢轻易照镜子，尤其是在夜里。她总觉得，在那些反光的玻璃后面，可能藏着某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或者某个等待着的、冰冷的影子。而那个穿着碎花衬衫的无头女人，也成了她余生里，最不敢触碰的恐怖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