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的战争机器,已经开始发出疯狂的轰鸣时。
华北,这片紧挨着伪满洲国的、中国的北大门,早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这里,是当时全中国,最危险,也最复杂的一盘棋。而坐在棋盘边,那个最头疼的下棋人,就是咱们的老熟人——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
自从《塘沽协定》签订,长城防线被一纸文书出卖之后,宋哲元和他的二十九军,就成了一群没有家的“孤儿”,被南京政府扔在了华北,这个危机四伏的“非武装区”里。
他的身份,尴尬到了极点。
对日本人来说, 他是一颗必须拔掉的钉子。二十九军是华北唯一一支有战斗力的中国正规军,而且是在长城上跟“皇军”见过血的。只要这支部队还驻扎在平津,日本人就无法彻底“消化”华北。
对南京的蒋介石来说, 他是一块既好用、又烫手的“挡箭牌”。好用,是因为可以用他来缓冲和日本人之间的直接冲突,让日本人有什么火,都先冲着宋哲元去。烫手,是因为二十九军毕竟是冯玉祥的旧部,是杂牌军,蒋介石既不完全信任他,又怕他被日本人拉拢过去,成为一个新的华北伪政权。
而对宋哲元自己来说, 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走钢丝的人,脚下是万丈深渊,两边都有人在推他。
一边,是日本人天天在推他。
日本驻屯军的特务头子,松室孝良,几乎天天都来“拜访”他。名为“拜访”,实为“逼宫”。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
在北平西交民巷的委员长行营里,宋哲元,这个身材魁梧的山东大汉,穿着长衫,端着茶杯,竭力想表现出一种从容。而他对面,坐着矮小精悍的松室孝良,穿着笔挺的军装,脸上挂着假笑,话里却藏着刀。
“宋将军,”松室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茶叶,“华北的经济,需要振兴。帝国愿意提供贷款和技术,帮助华北‘共存共荣’。”——这是经济诱降。
宋哲元打着哈哈:“好说,好说,这个要从长计议嘛。”
松室又说:“听说二十九军的军纪,最近有些松懈啊。前几天,又有帝国的侨民,被贵军的士兵‘侮辱’了。为了避免误会,是不是可以让贵军,后撤到保定一带?平津的防务,可以由帝国的军队,和‘冀东保安队’,共同维持嘛。”——这是军事逼退。
宋哲元的后槽牙都快咬碎了,脸上还得挤出笑:“误会,都是误会。我一定严加管教,严加管教。”
另一边,是南京的蒋委员长,在遥远地“拉”他。
蒋介石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地来。内容总结起来,就两点:
“要忍”: “与日方樽俎折冲,多方缓和,以迟之为上策。”——意思是,你得跟日本人虚与委蛇,千万别撕破脸,能拖一天是一天。
“要防”: 又时不时地提醒他,要警惕“赤-匪”在华北的渗透,要和他划清界限。
你看,这棋怎么下?
日本人逼他“亲日”,南京让他“防共”,手下的将士们(比如赵登禹、张自忠)天天吵着要“抗日”。宋哲元,就夹在这三股力量之间,被挤得几乎变形。
他既想保全二十九军这副家当,保住华北这块地盘,又不想当第二个汤玉麟,背上汉奸的骂名。
于是,他只能用一种最痛苦,也最屈辱的方式,来维持这盘棋的微妙平衡——妥协。
今天,日本人说要在丰台驻军,他捏着鼻子认了。
明天,日本人说要在北平城里横冲直撞,搞武装游行,他也只能派警察在旁边“维持秩序”。
后天,日本人甚至提出,要享有平津地区的“航空权”,他也只能含含糊糊地答应下来。
他就像一个贫穷的、被恶霸逼到墙角的户主。为了保住正屋不被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恶霸,先是拆了他的院墙,然后又占了他的柴房。他每一次退让,都希望能换来对方的满足。
可他不知道,恶霸的贪婪,是永远没有尽头的。
他的这种“彷徨”与“妥协”,让日本人觉得他软弱可欺,胆子越来越大。也让南京方面,对他越来越不信任。
更致命的是,这严重地挫伤了二十九军内部的士气。那些在长城上用大刀砍出威风的弟兄们,想不通,为什么当初在喜峰口我们都不怕死,现在到了家门口,却要对这帮小鬼子,一忍再忍?
这盘复杂的、令人窒息的华北棋局,已经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
所有的棋子,都挤在了一起,再也没有腾挪的空间了。
而那个叫“卢沟桥”的棋子,即将成为压垮整个棋盘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