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里死寂一片，田小满的声音像投入深井的石子，连个回响都听不见。
重修家谱的提议，换来的是一张张或麻木或躲闪的脸。
没人响应，也没人反对，沉默本身就是最坚决的拒绝。
祠堂门槛外，刘桂香坐在一张小马扎上，低头缝着一件旧棉袄，仿佛祠堂里发生的一切都与她无关。
阳光将她的白发照得雪亮，满是褶皱的手指捏着针，迟缓而固执地在粗布上穿行。
“修它干啥？”老人头也不抬，声音沙哑干涩，“烧都烧了，写回来也是假的。”
田小满从祠堂里走出来，蹲到她身边。
她看着老人的手，那针脚很怪，歪歪扭扭，走的都是反着的笔画，像孩童的涂鸦。
可当她凝神细看时，心里猛地一沉。
那不是涂鸦，那是字，反着写的字。
她轻轻拉住老人的衣角，指着一处已经缝好的地方，那里线迹最密集。
“刘奶奶，您这缝的是什么？”
刘桂香的动作停了。
她抬起浑浊的眼，看了看田小满，又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像在看一件陌生的工具。
她没有回答，只是用粗糙的指腹摩挲着那片衣角。
田小满小心翼翼地用指甲挑开几缕缝线，将衣角内里翻了出来。
借着日光，一行用深色线“绣”出的残名赫然在目：“孙氏三房玉兰祖母……”后面还有几个字，线头绞在一起，已经辨认不清。
老人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像是在自嘲：“我眼睛瞎了，看不清路，也看不清人。可这双手，它还记得那些名字咋写。”
从刘桂香那里出来，田小满心里像压了一块巨石。
她明白，指望村里人是不行了。
记忆没有消失，只是被恐惧埋进了每个人的骨头里。
要解开这个结，必须找到源头——当年下令封村的县长，马国栋。
两天后，田小满出现在县人民医院一间干部病房外。
她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一脸戒备与不耐。
他是马国栋的儿子。
“你找谁？”
“我找马国栋老先生，我是净水村的，想问点事。”
男人脸色立刻沉了下来，堵着门缝冷冷道：“我爸早就不说话了，病得很重，谁也不见。你走吧。”说完，“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田小m满没有走。
她就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下来，像一尊固执的石像。
护士劝过，医生问过，她只是摇头。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白日变成黑夜，走廊的灯光惨白刺眼。
深夜，当她几乎要被困意击倒时，一个上完夜班的小护士从侧门出来，经过她身边时，脚步顿了顿，飞快地凑过来低声说了一句：“他不是不说话，是不敢说。他每天凌晨三点准时醒，要人拿笔和纸给他，写满了就自己撕掉，一个字不留。”
田小满猛地惊醒，道了声谢。
她等到凌晨两点五十分，趁着护士站交班的混乱，悄悄溜进了那间没有上锁的病房。
马国栋在床上发出沉重的呼吸声，像个破旧的风箱。
田小满没敢开灯，借着窗外透进的月光，径直走向床边的废纸篓。
里面空空如也，只有几团被撕得粉碎的纸屑。
她将纸篓整个倒在地上，跪下来，像拼图一样，一点点地拼接那些碎片。
十几分钟后，她终于从一堆碎屑中拼出了半页相对完整的字迹，上面的字迹因主人无力而抖动着，却力透纸背：“……封村令非我独断，当年错不在我……上峰有密件，称‘红莲疫患，根在血脉’……”
“根在血脉”，这四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在田小满的眼底。
她将这半页纸紧紧攥在手心，悄无声息地退出了病房。
回到村里，孙玉兰早已等得焦急。
她偷偷将刘桂香那件旧棉袄借了来，趁着夜深人静，把上面所有能辨认出的名字都抄在了一张烟盒纸上。
看到田小满带回来的那张碎片，孙玉兰的脸也白了。
两个女人对坐无言，恐惧像潮水般淹没了小屋。
第二天，孙玉兰揣着那张写满名字的烟盒纸，走进了县广播站。
广播员周志国正在满头大汗地检修老化的设备。
他是净水村出去的，算起来还得叫孙玉兰一声“姑”。
“志国，你看看这个。”孙玉兰把纸条递过去。
周志国起初没在意，接过来随意扫了一眼，脸色却骤然大变。
他死死盯着那一个个名字，手都开始发抖：“李春花、赵小娥、王招娣……这，这不是……这是1959年那份被上面要求删除的‘失踪人口名录’！姑，你从哪弄来的？”
孙玉兰把刘桂香的事一说，周志国嘴唇哆嗦着，半天没说出话来。
他看着那张薄薄的纸，又抬头看看窗外，眼神几经挣扎，最后像是下了某种决心。
他关上门，拉上窗帘，对孙玉兰说：“姑，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那个晚上，周志国没有回家。
他把自己锁在播音室里，连夜改装线路。
他找来一个声音干净的小女孩，把名单上的名字一个个录下来，然后将这段音频处理成一种极高频的信号，巧妙地混入了每日早间新闻前那段报时的悠扬钟声中。
普通人听来，那钟声只是比平时多了一丝微不可查的杂音，但老式的广播接收器在特定频率下，却能将它解析出来。
次日清晨，当熟悉的钟声响彻全县三百七十个村庄时，无数个高悬在电线杆上的大喇叭里，除了“当、当、当”的钟声，还一同传出了一个清晰稚嫩的童声，像在平静地念着一份名单：“李春花、赵小娥、王招娣……”
声音不大，却像一道道惊雷，在沉寂了数十年的土地上炸响。
广播站的门被一脚踹开。
马国栋的儿子双眼通红，状若疯虎，冲进来一把就将桌上的录音机举过头顶，狠狠砸在地上。
零件和塑料外壳碎了一地。
“谁让你们播的！谁！”他咆哮着。
周志国扑上去，死死护住一台更小的录放机，后脑勺被男人挥舞的手臂砸中，顿时血流如注。
就在一片混乱中，田小满赶到了。
她没有去拉扯那个疯子，而是第一时间冲到周志国身边，从他鲜血浸湿的贴身口袋里，掏出了一盘备份磁带。
马国栋的儿子被随后赶来的工作人员制服带走。
田小满扶着头破血流的周志国坐下，手里紧紧攥着那盘磁带。
她发现这盘磁带b面也录了东西。
她按下播放键，里面传出的，是马国栋衰老而微弱的口述声，背景里还有医院仪器单调的滴滴声：“……我签了那个封村令，但我把上峰的密件原件烧了……那东西，我不敢留，可我也不敢忘……”
声音到这里戛然而止。
田小满关掉录音机，凝视着手里这盘小小的磁带。
一边是失踪者的名字，一边是执行者的忏悔。
她忽然抬起头，看向包扎着伤口的周志国，问了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志国，全县现在还有多少那种最老式的，没人管的广播桩？”
三天后的午夜，田小满带着孙玉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二十里山路，来到早被废弃的091所信号塔下。
这座苏式信号塔像一具巨大的钢铁骨架，在月光下投出狰狞的黑影。
田小满从背包里拿出周志国交给她的一个改装过的信号发射器，按照他的指点，将音频线接入了塔基下一个锈迹斑斑的检修盒里残存的线路上。
午夜十二点整，信号塔的自动供电系统会有一个短暂的瞬时通电，用于设备自检。
这是它唯一的“心跳”。
时间一到，发射器上的红灯亮起。
全县所有角落里那些被遗忘的老式广播桩，无论是在深山老林，还是在废弃的厂矿，都同时发出一阵刺耳的电流杂音。
紧接着，一个断断续续的童声，穿透深夜的寂静，顽强地响了起来：“……陈桂花……林小妹……孙玉兰祖母……”
声音在山谷间回荡，时断时续，却清晰可闻。
远处山坳里，一户久无人居的土坯房里，一盏油灯猛然亮了。
昏黄的窗纸上，映出一个老人颤抖的手的影子，他正颤颤巍巍地，往一坯土墙上贴一张刚用炭笔写好的新名字。
田小满仰头望着信号塔顶那片在风中摇曳的残铃，心里一片空茫。
她想，名字是活人的口粮，找到了，念出来了，心里就踏实了，就不再恐慌了。
可是，那些连名字都没能留下的死魂呢？
谁来喂饱它们那无处安放的饥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