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殡仪馆的铁门还没开，周哑巴就来了。
我守了一夜，眼皮沉得像压了石头，可那声窸窣的纸张摩擦声还是钻进了耳朵。
他照例把一叠信塞进门缝，转身就走，脚步轻得不像七十岁的人。
我抓起外套冲出去，只看见他佝偻的背影消失在雾里，像一缕不该存在的影子。
回到值班室，我抖开那叠信，手指一顿。
其中一封，没有寄件人。
收件栏上，工整地打印着一行字：
今日当值：吴青山
不是手写，是打印体，和馆里系统自动生成的排班表一模一样。
我翻过信封，里面果然是一张排班表——日期是三天后，班次是夜十二至早八，岗位：守井房。
和系统记录分毫不差。
“这他妈……谁打的？”我低声骂了一句。
凡子赶来时正撞上我盯着那张纸发愣。
他接过信，扫了一眼，眉头立刻锁死。
“周哑巴送的？他每天这个时候来？”
“三年了，”我嗓音干涩，“没人知道他为什么送，也没人委托过他。”
凡子立刻调监控。
画面里，周哑巴准时出现在大门口，布鞋踩着湿漉漉的台阶，怀里抱着个旧帆布包。
他从不抬头看摄像头，也不停留，塞完信就走。
风雨无阻，一天不落。
更诡异的是，馆里没人见过他和任何人说话。
包括我们这些值班的，他连眼神都不给。
“他送的不是信。”凡子盯着屏幕，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是名单。”
我心头一震。
名单——谁的？谁列的？又为什么偏偏是吴青山？
我拨通吴青山电话，他接得很快，语气却像被什么压着：“……我知道你们在查什么。”
“你知道个屁！”我几乎是吼出来的，“你名字被写在死亡名单上，你还觉得这是巧合？”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脚步声，急促的，像是冲出了家门。
他来了。
吴青山到的时候，眼眶发红，警服都没换，直接冲进锅炉房。
老吴正在铲煤，火光映在他脸上，一半明一半暗。
“你早就知道是不是？！”吴青山一把夺过铁锹摔在地上，声音炸得整个锅炉房都在抖。
老吴没抬头，继续铲煤，一铲，两铲，煤块砸进炉膛，火星四溅。
“你三岁那年，”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像锈铁摩擦，“半夜坐起来，说‘白叔叔们来接班了’。你娘不信，打了你一巴掌，说小孩胡话。可第二天你就开始发烧，烧了七天，不吃不喝，就睁着眼，盯着房梁。”
他缓缓抬头，目光像钉子一样钉在儿子脸上。
“第三天夜里，你说：‘他们穿白袍，三个，一个高，一个矮，中间那个断了手指。’”
吴青山脸色刷地白了。
我站在门口，冷汗顺着脊背往下淌。
这三个特征——高、矮、中间断指——正是王师傅描述的“白袍三兄弟”。
老吴指了指锅炉上方那张泛黄的合影。
三人并肩站着，穿着五十年代的工装，站在一口井边。
其中一人袖口别着一枚铜扣，样式古旧，边缘磨损严重。
吴青山走近，伸手碰了照片。
“这扣子……”他声音发颤，“和我的警徽……一模一样。”
我猛地想起什么——吴青山的警徽，是祖传的。
他父亲给的，说曾祖父是民国巡警。
可这张照片，是1954年。
时间对不上。
除非……这枚扣子，从来就不是警徽。
而是“标识”。
我转身就走。
我得知道周哑巴到底是谁。
我跟着他第二天清晨的路线，一路尾随到镇西的荒庙。
庙门歪斜，香火断了十几年，可庙里地面干净得不像没人来过。
正中央没神像，只有一块青石碑，表面刻满名字，密密麻麻，像蚁群爬过。
我蹲下身，一行行看过去。
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标注了时间，精确到分钟。
有人写“归队：2018.11.03 04:22”，有人是“接令：2009.06.15 23:08”。
没有重复，没有遗漏，像某种……运行了多年的系统。
我手指颤抖着往下翻，直到碑底。
那里，刻着一个我熟悉的名字：
林建国 2003.07.19 凌晨3:17
我父亲。
死亡时间，分秒不差。
我跪在地上，喉咙像被铁钳夹住。
父亲死于突发心梗，那天我十二岁，凌晨三点十七分，他坐起身，说了一句“他们来了”，然后倒下，再没醒来。
原来他不是发病。
他是……被接走了。
我抬头看向石碑顶端，风吹动残破的屋檐，发出吱呀声，像有人在低语。
这庙不是庙。
是登记处。
周哑巴不是邮差。
他是递名册的人。
而我们这些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已经在名单上。
我踉跄着回到殡仪馆，天还没亮透。
凡子在监控室等我，脸色比我还难看。
“我查了系统。”他指着屏幕，“排班表是自动生成的，算法封闭，权限最高。但刚才……我试了下，能进。”
他顿了顿，眼神忽然变得锐利。
“我可以删掉吴青山的名字。”他说，“也能拔掉打印机电源。物理断开，不留痕迹。”
我盯着他。
“然后呢？”
“然后看它会不会再出现。”他说，“如果名单是活的，它会自己补上。”
我沉默了很久。
最后点了点头。
凡子起身，走向机房。
我站在窗前，望着外头灰蒙蒙的天。
三天后，是吴青山的班。
可现在，他已经不在系统里了。
门轻轻响了一下。
我回头。
周哑巴又来了。
他塞进来的信封，封口完好，收件栏上，依旧是那行打印字：
今日当值：吴青山我盯着那封信，手心发麻。
信封还是昨天那一模一样的牛皮纸，边角磨损得恰到好处，像是被谁反复摩挲过。
可这一次，它不是孤零零地塞进门缝——它躺在锅炉房烟囱内壁，被一层薄薄的煤灰托着，像供奉在祭坛上的祭品。
凡子亲自爬上去取下来的，下来时脸白得像纸，一句话没说，只把信递给我。
里面除了那张排班表，还有一张泛黄的蜡笔画。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吴青山。
小时候的他，圆脸，短胳膊短腿，穿着蓝背带裤，正被一个穿白袍的人牵着手。
那人身形瘦长，脸是空白的，但袖口别着一枚铜扣，和他现在警徽一模一样。
他父母站在井边，表情呆滞，眼睛直勾勾望着画外，像是在看我们。
而井口上方，三个白袍人并肩而立：一个高得不自然，一个矮得佝偻，中间那个……右手缺了根手指。
正是老吴描述过的“白袍三兄弟”。
“这画……他小时候真画过？”我问凡子，声音干得冒火。
凡子点头：“他娘留下的。说他五岁那年，半夜爬起来画的，画完就撕了。她偷偷拼好藏了起来。”
我喉咙发紧。
那晚的发烧、呓语、盯着房梁的眼睛——不是病。
是他们来过。
而这张画，本该锁在吴青山家老柜子里，连他都以为早就丢了。
名单能自己补上名字，信能出现在烟囱内壁，连被藏了二十多年的画都能送到我们手里……这不是鬼。
这是规矩。
是某种比死亡还准时的东西，在运转。
我去找吴青山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井口了。
井是老井，早封了多年，水泥盖板压得死死的，可他蹲在那儿，像是听见了什么。
我没敢靠近，只隔着十步远站着。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空得吓人。
然后他掏出警官证，狠狠摔在地上。
“我不认这命！”他吼的那一刻，风突然停了。
井口上方的空气像水波一样晃了一下。
他转身要走，可就在他抬脚的瞬间——
一声钟响，从井底传来。
不是金属的，也不是电子的，更像是……骨头敲在石头上。
第二声。
第三声。
我数着，浑身汗毛倒竖。吴青山也停下了，一动不动。
第四、五、六……直到第二十五声。
最后一声落定，整片厂区安静得连呼吸都像打雷。
他缓缓回头。
排班表从井口升了起来。
纸是湿的，边缘滴着水，墨迹没晕开，反而清晰得刺眼。
上面只有一行字：
吴青山，已到岗。
我看着他。他也在看我，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
然后他低头。
他的警靴……变了。
崭新的白布鞋，鞋面干净得不像穿过，鞋底的纹路清晰可见——是小孩穿的那种布鞋底，一朵梅花印在脚掌心。
和井口边那双失踪多年的童鞋，一模一样。
我张了张嘴，想喊他。
可他没动。
远处雾里，周哑巴背着邮包，缓缓走来。
他没看我们，只是抬起手，把又一封信塞进包里。
火漆封口，印着一只睁开的眼睛——长在额头中央。
风起了。
吴青山站在原地，像一尊刚立下的碑。
我没再上前。
第二天清晨，我独自来到井口。
水泥盖板完好，四周无人。
可就在我准备离开时，脚边露出一角塑料。
我弯腰捡起。
是吴青山的警官证。
外壳上凝着水珠，像是刚从井底捞出来。我用袖子擦了擦，翻开。
照片上的人……我看不清脸。
那张本该是他的脸，模糊得像被水泡过，五官融成一团灰影。
而职务栏那一行字，原本印着“协警”，现在却被墨迹晕染开来，像泪痕一样，拉出一道斜痕。
隐约看得出几个字：
守夜人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