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尔一世的橡树村之行，如同一块投入湖面的巨石，在王国的权力中心激起了改革的涟漪，也在广袤而沉寂的乡村深处，引发了更为复杂和顽固的回响。国王的意志清晰无比，教育的旗帜似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插向四方。然而，法律文本的权威与王室的威严，在触及那些被千百年传统、贫困现实和根深蒂固观念所凝固的土地时，遭遇了无形却坚韧非常的壁垒。这壁垒，并非由砖石砌成，却比任何城墙都更难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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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喀尔巴阡山脉深处，一个名为“幽谷村”的偏僻村落，成为了这种抵抗的缩影。这里山高林密，道路崎岖，几乎与世隔绝。村民们遵循着祖先留下的方式生活，春耕秋收，牧羊砍柴，时间在这里仿佛流淌得格外缓慢。当郡里派来的督学带着修建小学的指令和微薄的拨款抵达时，他面对的不仅仅是资源的匮乏，更是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近乎本能的排斥。
村长弗洛雷亚，一个脸上刻满了风霜皱纹、眼神浑浊的老者，在听完督学慷慨激昂地陈述义务教育的好处后，只是慢吞吞地抽着烟斗，良久才吐出一句：“先生，山里的孩子，认得羊群和庄稼就够了。认字？那是老爷们的事。”
无论督学如何解释这是国王的命令，是免费的教育，甚至承诺学校会提供一顿热腾腾的午餐，弗洛雷亚村长和围拢过来的村民们，脸上都只有漠然和怀疑。他们的逻辑简单而残酷：一个半大的孩子，已经是家里不可或缺的劳动力。放牛、砍柴、照顾弟妹、在农忙时递个水送个饭……这些看似微小的劳动，对于一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家庭而言，意味着实实在在的生存资源。让孩子每天花上几个时辰坐在教室里“发呆”，在村民们看来，不仅是浪费光阴，更是剜却他们身上的血肉。
“吃饭？”一个脸颊凹陷的农妇小声嘀咕，声音却清晰地传到督学耳中，“谁知道那饭干不干净？城里人花样多，别是想用饭骗走我们的娃……”
更直接的冲突发生在一个名叫“石滩村”的地方。这里土地贫瘠，村民多以开采附近山上的石材为生。当政府雇佣的工队开始平整土地，准备修建校舍时，几十个村民手持锄头、铁钎，默默地围住了工地。为首的是村里石匠行会的头人，一个膀大腰圆、沉默寡言的中年汉子。
“这里是我们祖辈取石的地方。”头人的声音像石头一样硬邦邦，“动了这里的土石，山神会发怒，来年我们就采不到好石头，大家都得饿死。”
督学和工头试图用科学和国王的法令来说服他们，但回应他们的只有更加敌视的目光和紧握的工具。僵持了整整三天，工程毫无进展。郡里派来的警察试图强行清场，却险些引发大规模的械斗。最后，此事只能层层上报，不了了之。在石滩村村民看来，他们胜利了，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守护了他们认为赖以生存的“规矩”。
而在多瑙河下游平原的一个大型村庄“芦苇荡”，阻力则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这里的乡绅，一位自称拥有男爵头衔、实际上早已没落的贵族后裔，敏锐地察觉到义务教育对他摇摇欲坠的地方权威构成的威胁。他召集了村里的富农和长者，在自己的庄园里密谈。
“国王陛下是被那些布加勒斯特的激进分子蒙蔽了！”男爵挥舞着手杖，激动地说，“让所有贱民的孩子都识字？上帝！那会带来什么？他们会开始阅读那些蛊惑人心的报纸，会质疑他们父辈的生活方式，会不再安于本分！看看法兰西，就是因为启蒙了那些暴民，才落得国王上断头台的下场！”
他并非完全危言耸听。在他潜意识里，知识的普及意味着信息的流通，意味着他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依靠信息不对称和村民的蒙昧来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一个能读会写的农民，会更难被欺骗，更可能去查阅土地契约，更不容易对乡绅的“权威”盲目服从。
于是，在男爵的暗中鼓动和资助下，一系列针对新学校的流言在芦苇荡村迅速传播开来：
“听说了吗？学校里的老师都是共济会成员，专门教孩子不信上帝！”
“那些免费的课本，用的墨水有毒，闻多了会让孩子变成哑巴！”
“国王是好意，但下面的人执行歪了。他们把孩子骗去学校，是要抽血去给城里的老爷们做药引！”
这些荒诞不经的谣言，在缺乏基本科学常识的村民中，却拥有了惊人的市场。恐惧，这种最原始的情感，成为了抵制教育最有效的武器。当督学和教师试图上门家访时，迎接他们的往往是紧闭的房门和从门缝后投射出来的、充满警惕与恐惧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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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布加勒斯特，另一条战线的阻力也在悄然集结。尽管埃德尔一世在法案制定过程中，已经尽力安抚教会，承诺在学校开设宗教课程，并尊重教会的传统影响力。但对于罗马尼亚东正教会内部的保守势力而言，国家主导的、系统性的世俗义务教育，依然被视为对教会精神垄断地位的一次正面挑战。
在神圣宗主教区的会议厅内，气氛庄重而压抑。几位身着黑色绣金法衣的主教和资深神学家围坐在长桌旁，议题正是《全民义务教育法》及其对教会未来的影响。
“这是凯撒的手，伸向了属于上帝的领域！”一位来自摩尔达维亚、以保守和强硬着称的主教率先发言，他声音洪亮，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感，“几个世纪以来，引导民众心灵、教化孩童道德，始终是神圣教会不容置疑的天职。村庄里的神父，不仅是上帝的仆人，也是孩子们最早、最亲近的老师。他们教导孩子们祈祷、认字（通常是教会斯拉夫语）、背诵圣经段落，这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信仰的播种！”
他越说越激动：“而现在，国家要建立一套完全世俗的学校体系，用统一的罗马尼亚语教材，讲授那些……那些关于蒸汽机、矿石和青蛙解剖的‘知识’！这将把上帝置于何地？将孩子们的灵魂引向何方？这无异于在培养一代信仰淡漠、只知物质、不懂敬畏的‘现代野蛮人’！”
另一位相对温和的主教试图调和：“可是，兄长大主教，国王陛下并非要排斥上帝。法案中明确规定了宗教课程，也允许教会派遣合适的教师。或许，我们可以将此视为一个机会，让教会的教导在一个更规范的体系内……”
“机会？”保守派主教打断了他，语气尖锐，“这分明是陷阱！一旦孩子们习惯了在世俗的课堂上获取‘真理’，他们还会像从前那样虔诚地聆听神父的布道吗？当国家的历史课本将斯特凡大公的伟业归结于军事和政治智慧，而非上帝的庇佑时，信仰的基石难道不会动摇吗？这是温水煮青蛙，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将教会边缘化！”
保守派的声音在会议上占据了上风。他们决定采取行动，不能坐视教会的传统领地被侵蚀。他们的抵抗，并非像乡村农民那样直接而粗粝，而是更为精巧和富有策略性。
首先，他们利用教会遍布全国的网络，在布道中巧妙地向信徒们传达忧虑。神父们不会公开反对国王，但他们会在讲解经文时，强调“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暗示世俗知识若脱离信仰的引导，将引人误入歧途。他们会讲述一些（可能是杜撰的）故事，比如某个村庄的孩子因为读了学校里的“新书”，开始顶撞父母、不再上教堂，最终遭遇不幸，以此来警示信徒。
其次，教会开始利用其仍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向地方政府和教育官员施加压力。在一些虔诚的东部郡县，郡长本身就是虔诚的教徒，他们在执行义务教育法时，难免会有所顾虑和拖延，或者在师资选拔、教材审核上，倾向于更加“符合教义”的人选和内容。
更隐蔽的是，教会开始自行编纂和印刷一些“教理问答”和“圣徒传记”的小册子，通过各地教堂免费发放给信众，尤其是学龄儿童的家庭。这些小册子内容浅显，故事生动，旨在与官方的教材争夺孩子们的注意力，强化教会的教导。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村庄的田间地头，在教堂的穹顶之下，悄然展开。埃德尔一世试图用知识和理性照亮蒙昧的疆土，但旧时代的幽灵，依然盘踞在无数心灵深处，它们依托于贫困的现实、封闭的环境、对未知的恐惧以及对传统权威的依赖，构筑起一道道看似无形、却异常坚固的壁垒。
督学们的报告雪片般飞往布加勒斯特的教育部，陈述着在幽谷村、石滩村、芦苇荡村以及无数类似地方遭遇的困境。斯特凡·约内斯库面对着地图上那些被标记为“阻力巨大”的区域，眉头紧锁。他知道，征服这片思想的疆土，需要的不仅仅是国王的谕令和修建校舍的砖瓦，更需要一场更为深刻、更为耐心、也更为艰难的观念革命。而这场革命，才刚刚吹响号角，真正的攻坚，远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