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范区地铁一号线奠基仪式现场，红色的充气拱门下站着两排领导。
沈墨站在人群第二排，看着台上正在讲话的副省长。今天是2023年12月8日，距离示范区挂牌刚好十天。十天里，三条快速路解决了征地问题，靠的是姜云帆那招“土地置换”——用一片靠近化工园区的工业用地，换了陈永年卡在交通要道上的一百二十亩地。
陈永年签字那天，沈墨在办公室看了三遍协议。那片化工园区周边的工业用地，土地污染治理成本高昂，五年内无法开发。而陈永年似乎还不知道。
“这叫信息差。”姜云帆当时说，“他知道示范区要建，但不知道具体规划。我们给他一张‘未来蓝图’，他就上钩了。”
礼炮响起，彩带飞舞。副省长拿起系着红绸的铁锹，铲下第一锹土。掌声雷动。
沈墨的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加密频道的消息：“奠基仪式现场有可疑人员，携带不明设备。已控制，需您处理。”
发信人是示范区安保组长。沈墨抬眼扫视现场，看到东南角有几个穿黑色制服的人围着一个穿工装的中年男子，正悄悄带离现场。
仪式一结束，沈墨快步走向临时指挥车。车门拉开，那个中年男子坐在里面，面前摊开一个帆布工具包。包里不是工具，是一台信号干扰器和三枚微型爆炸装置。
“谁让你来的？”沈墨问。
男子低着头，不说话。
安保组长递过来一张身份证复印件：“他叫张建军，临港市建筑公司电工。今天混进施工队进来的。”
“爆炸装置哪来的？”
“他说是在工地垃圾桶里捡的。”安保组长脸色难看，“但检测过了，是军用级别的定时引爆器，市面上搞不到。”
沈墨蹲下身，看着张建军：“你知道携带爆炸物进重点工程现场，是什么罪吗？”
张建军终于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俺不知道那是啥。有人给俺五千块钱，让俺把这个包带进来，放在主席台下面。说就是恶作剧。”
“谁给的？”
“不认识。电话联系的，钱放在工地储物柜里。”
沈墨站起身，对安保组长说：“移交公安，按涉恐案件处理。调取所有监控，查他最近三天的行动轨迹。还有——”
他顿了顿：“查他家人。这种事儿，通常有人质威胁。”
车门关上，指挥车里只剩下沈墨一人。他看着那三枚微型爆炸装置，每个只有打火机大小，但足够炸断奠基碑。
这不是恶作剧，是警告。
手机响了，是陈永年。沈墨按下接听键。
“沈主任，奠基仪式顺利吧？”陈永年的声音带着笑意，“听说出了点小插曲？现在的施工队伍，素质真不行。”
“陈总消息很灵通。”
“做工程的嘛，现场都有眼线。”陈永年顿了顿，“沈主任，地铁项目是百年大计，安全第一。我认识一家专业的安保公司，要不要介绍一下？”
“不必了。示范区有专门的安保体系。”
“那好。”陈永年笑了，“不过沈主任，我得提醒您一句。地铁要穿过的地下管线，有些是我公司二十年前埋的。图纸不全，施工的时候可得小心。万一挖断了燃气管道或者光缆……后果您知道的。”
电话挂断。
沈墨握紧了手机。这不是提醒，是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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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地铁项目指挥部第一次全体会议。
巨大的沙盘摆在会议室中央，清河和临港的地下结构用不同颜色标注。红色是已探明管线，黄色是历史遗留管线，灰色是未知区域。
“问题在这里。”总工程师指着沙盘上一片灰色区域，“陈家庄到临港老城区这段，地下管网资料缺失。根据八十年代的老图纸，这里应该有一条直径1.2米的输水干管和一条燃气管线。但具体位置、深度，都没有准确记录。”
“不能探测吗？”
“可以，但需要时间。”总工程师苦笑，“这种老城区地下，各种管线交错。探测仪经常误判，要人工开挖验证。可这段路总长三公里，全部开挖验证，工期至少延长半年。”
会议室一片沉默。半年，意味着示范区最重要的交通项目将严重滞后，可能错过中央督查组明年三月的验收。
沈墨看着沙盘上那条灰色的地铁线路，像一道伤疤横跨两座城市。
“陈永年今天打电话给我，说他公司二十年前参与过这段路的地下工程。”沈墨开口，“他说图纸不全，但可能有人还记得。”
“他肯帮忙？”有人怀疑。
“有条件。”沈墨说，“他要地铁三个站点的商业开发权。”
“这不可能！”规划组长站起来，“站点商业开发是示范区的核心资产，怎么能给私人企业？”
“所以我在想，”沈墨看向姜云帆，“姜顾问，你在临港工作时间长，有没有可能找到当年的施工人员？”
姜云帆一直在看手机，这时抬起头：“我已经在找了。二十年前临港的地下工程，主要承包商是市城建集团。当年参与的老工人，现在应该都退休了。我通过政协的老关系，联系到了三个。”
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三张照片：“张福贵，六十五岁，当年是管线班班长；李大山，六十三岁，测量员；王建国，六十七岁，施工记录员。三个人都说，当年那段工程，确实有特殊安排。”
“什么特殊安排？”
“1998年，临港老城区改造，地下要埋一条备用军用光缆。”姜云帆调出一份文件，“这是当年军区后勤部的批复复印件。光缆路径正好穿过现在地铁规划的区域。为了保密，工程图纸做了两套，一套公开的，一套存档。存档的那套，据说在……”
他顿了顿：“在李国涛手里。”
会议室里温度骤降。
李国涛已经“双开”，正在等待审判。他的所有物品都被查封，存放在纪委监委的证物库。
“也就是说，”沈墨慢慢说，“我们现在需要从李国涛的查封物品里，找到那份二十年前的图纸。”
“还得快。”总工程师补充，“冬季施工窗口只有三个月，过了春节，地下水位上升，就更难了。”
沈墨看了眼手表：“散会。姜顾问，你跟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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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六点，清河市纪委监委证物保管中心。
沈墨和姜云帆在接待室等了四十分钟，才等来负责的孙处长。这位五十多岁的纪检干部一脸疲惫，眼袋很深。
“沈主任，不是我不配合。”孙处长坐下就说，“李国涛案的证物有三千多件，全部登记在册。你们要找一份二十年前的工程图纸，得先说清楚图纸的名称、编号、存放位置。否则就是大海捞针。”
“没有编号。”沈墨说，“只知道是1998年临港老城区地下管线工程的存档图纸，可能装在一个蓝色档案袋里，袋子上有‘军区专线’四个字。”
孙处长摇摇头：“这样的描述太模糊了。而且李国涛的物品里，光档案袋就有两百多个，蓝色的至少三十个。”
姜云帆忽然开口：“孙处长，李国涛在玉泉县工作时的物品，是不是也在这里？”
“大部分在。怎么了？”
“李国涛有个习惯。”姜云帆说，“重要的东西，他会放在不起眼的地方。比如把工程图纸塞进他女儿的旧课本里，或者夹在家用电器说明书中。我在玉泉跟他共事时，见过好几次。”
孙处长皱眉：“你的意思是……”
“能不能让我们看看李国涛个人物品的清单？”姜云帆说，“特别是书籍、文件类。也许能发现线索。”
孙处长犹豫了几分钟，最终还是打开电脑。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清单列表。
三人凑在电脑前。清单按类别排序：现金、首饰、手表、房产证、文件、书籍……文件类有四百七十三项，书籍类有二百一十八项。
“停。”姜云帆指着屏幕，“这一项：《1998年临港市城市建设年鉴》，两册。李国涛为什么要收藏这个？”
孙处长调出物品照片。那是一套精装年鉴，深蓝色封面，放在李国涛书柜的显眼位置。
“这套书检查过吗？”沈墨问。
“翻过，里面就是正常的年鉴内容。”孙处长说，“没有夹带。”
姜云帆盯着照片看了很久：“孙处长，能让我们看看实物吗？”
“这不合规矩……”
“如果里面藏着地铁项目急需的图纸，耽误了工期，责任谁担？”沈墨的声音很平静，但分量很重。
孙处长叹了口气，起身：“跟我来。”
证物库在地下二层。厚重的铁门打开，冷气扑面而来。一排排金属架上，整齐摆放着编号的纸箱。
李国涛的物品占了整整三排。孙处长找出那个标注“书籍-002”的纸箱，打开。蓝色年鉴躺在最上面。
姜云帆戴上白手套，小心拿起第一册。他仔细检查封皮、书脊、内页，然后轻轻抖动。没有东西掉出来。
第二册也一样。
就在孙处长准备把书放回时，姜云帆忽然说：“等等。书脊的厚度好像不太对。”
他把两册书并排放在桌上，用手指丈量书脊。第一册厚1.5厘米，第二册厚1.8厘米。相差0.3厘米，肉眼几乎看不出来。
“有刀吗？”姜云帆问。
孙处长递过来一把裁纸刀。姜云帆小心地沿着第二册书脊的接缝处划开。胶水剥离，书脊内层露了出来——
里面不是纸张，而是一张对折的硫酸图纸。
图纸展开，长一米二，宽八十厘米。上面用黑色线条精确绘制着地下管网的分布，每一个节点都有标注。右下角盖着三个章：临港市城建局、军区后勤部、绝密。
1998年7月。正是他们要找的那张图。
总工程师接过图纸，手都在抖：“有了这个，探测时间能缩短两个月。太好了！”
孙处长脸色复杂地看着姜云帆：“你怎么知道？”
“因为当年，”姜云帆轻声说，“是我帮李国涛藏的。”
空气凝固了。
沈墨看向姜云帆，后者低下头：“1998年，我在临港市委办公室工作。这份图纸送来时，李国涛让我处理掉。我没处理，但也没上交。把它藏进了年鉴里，想等合适的时候……可一等就是二十年。”
证物库的冷气嘶嘶作响。
“现在交出来，也不晚。”沈墨说，“孙处长，这份图纸我们借走了。手续过后补。”
他拿起图纸，转身离开。姜云帆跟在后面，脚步有些踉跄。
走出大楼时，天已经黑了。街灯亮起，寒风刺骨。
“为什么现在才说？”沈墨问。
“因为以前不敢。”姜云帆呼出一口白气，“李国涛在时，说了就是死。他倒台后，说了也说不清。直到今天……直到你信我，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我办。”
沈墨没说话，打开车门。图纸放在后座上，像一张沉睡多年的地图终于被唤醒。
手机震动，许半夏发来消息：“陈家庄土地纠纷调解成功，村民拿回土地。但陈永年公司提起反诉，要求赔偿‘预期利益损失’八千万。法院立案了。”
战争从地上，打到地下，现在打到法庭。
每一寸土地，每一条管线，都成了战场。
而他们，退无可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