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顺的特遣军如同一股纪律严明的暖流，缓缓漫过秦地干涸已久的土地。他们的营盘扎得方正严谨，哨卡林立，却很少有喊杀操练之声，反而时常传出文吏们抑扬顿挫的宣讲和算盘珠子的噼啪脆响。随军的工兵甚至开始帮助归附的村落修补被马铮军溃退时破坏的桥梁道路，军中医官也在营区边缘设点，为前来探看的百姓治疗些简单的伤痛疾病。这种迥异于“王师”过往形象的做派，本身就成了一种无声的宣告。
渭南县令周平，一个四十多岁、面容清癯的文士，此刻正站在残破的城楼上，望着远处官道上那面日益清晰的“高”字帅旗和井然有序的大晟军队，内心天人交战。他是前朝举人，马铮入主关中后，为保一方平安，勉强接受了县令之职。这些年，他周旋于马铮越来越苛刻的征粮派差命令与百姓日益困苦的生活之间，早已心力交瘁。
“县尊，探马回报，大晟军距此已不足二十里。看其动向，不似要强攻……”县尉压低声音，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惶惑。
周平没有说话，手中紧紧攥着一份昨日由大晟游骑射入城中的安民告示。上面的字句他早已背得滚瓜烂熟：“免赋三年……分发新粮种……旧吏量才录用……”
“父亲！”他年仅十四岁的儿子气喘吁吁跑上城楼，手中捧着几块还带着泥土的、奇形怪状的块茎，眼睛亮晶晶的，“您看！这是城外李庄的人偷偷送进来的，说是北边来的新粮种，叫‘番薯’，埋在火堆里烤熟了，香得很，还顶饱！他们庄上有人去看了，大晟军真的在发这个，还教怎么种！”
周平接过那还温热的番薯，掰开一点，一股陌生的甜香飘出。他看着儿子眼中的好奇与期待，又看了看城下那些面有菜色、眼神麻木的守城士卒，以及更远处街巷中探头探脑、眼中交织着恐惧与一丝奇异渴望的百姓。
“开城。”周平的声音很轻，却带着卸下千斤重担后的疲惫与决断，“集合县衙属吏、三老，随我出城……迎王师。”
他不是为了荣华富贵，他只是看到了结束这无望局面的可能，看到了让治下子民得以喘息、甚至可能吃上一口饱饭的希望。当周平捧着印绶，带着寥寥数名属吏，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走出城门，向高顺躬身行礼时，他感受到的不是屈辱，而是一种奇异的解脱。
高顺亲自下马，扶起周平，当众重申了朝廷的优惠政策，并立刻指派随军文吏与他交接。当晚，县衙粮仓被打开，部分存粮被分发给最困苦的百姓，而第一批番薯薯种和简易的种植说明，也在县衙前的空地上开始登记分发。周平看着那些捧着薯种、眼中重新燃起微弱火光的百姓，心中五味杂陈，却也隐隐觉得，这片土地，或许真的迎来了不一样的转机。
在更西边的陇山脚下，有一个叫石泉堡的小军寨，寨主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兵，叫石大胆。他是马铮起家时的老部下，一条腿在早年征战中瘸了，被安置在此看守一处不大的粮仓和烽燧。石大胆性情耿直，对马铮有着老派人物的愚忠。
当大晟军招抚的消息传来，周边堡寨纷纷易帜，石泉堡内也人心浮动。副手和几个年轻士卒多次暗示，都被石大胆瞪了回去：“秦王待咱们不满！这寨子、这粮食，是秦王托付给咱的！谁想当孬种，先问问老子手里的刀！”
然而，动摇来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石大胆在老家陇西郡还有一个老娘和一个妹妹，战乱多年，音讯不通。前几日，竟然有一个远房亲戚辗转找来，带来了老娘的亲笔信（托识字先生写的）和一小包东西。信中说，陇西郡城已归附大晟，官府不仅没有为难旧军家属，还按丁口给他们家分了“番薯”种，说是朝廷白给的，亩产极高。随信带来的，正是几块已经发芽的番薯块茎和一张画着种植方法的粗纸。
老娘在信末写道：“儿啊，娘不懂啥天下大事，就认得这新粮种是真能活命的宝贝。听说你那边还在替秦王守着？娘不怪你，但娘想问问，秦王能给你发这救命的粮种不？能让咱一家老小吃上饱饭不？娘老了，就盼着你们平平安安，有口踏实饭吃……”
石大胆捏着那粗糙的信纸和沉甸甸的薯种，在昏暗的油灯下坐了一夜，一言不发。第二天清晨，他红着眼眶，召集堡内所有士卒，将老娘的信和薯种放在中间。
“弟兄们，”他的声音沙哑，“我石大胆是个粗人，就认得忠义二字。秦王对咱有恩，咱该报。可……咱们当兵吃粮，刀头舔血，为的是啥？不就为了家里老小能活得像个人样吗？” 他指着那包薯种，“这东西，秦王给不了咱们。能给咱们的，是北边的大晟朝廷。”
他深吸一口气，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开寨门……降了吧。不是为了咱自己，是为了寨外那些靠着咱这点存粮活命的乡亲，也是为了……家里等着这玩意活命的老娘孩子。”
没有欢呼，只有长久的沉默，和一些人悄悄抹去的眼泪。石泉堡的寨门缓缓打开，没有战斗，只有一群神情复杂、却最终选择放下武器的老兵。
在已经归附的郿县，随军农师陈老倌正被一群农人团团围住。陈老倌是从北地司农寺调来的老农，皮肤黝黑，手掌粗糙，言语朴实，却对番薯种植了如指掌。
他面前摆着几垄刚刚按新法栽种下去的番薯苗，正在讲解：“……瞧见没，这藤子不能让它乱爬，得定期提藤，防止它乱生根，抢了主块的养分。土要松，起垄要高，排水好，这玩意怕涝……肥料嘛，草木灰、腐熟的人畜粪都好使……”
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农颤巍巍地蹲下，轻轻摸着那嫩绿的薯苗，不敢置信地问：“陈师傅，这……这真能亩产十石？不会是官府骗俺们吧？”
陈老倌哈哈一笑，从随身的褡裢里掏出一块烤得焦黄的熟番薯，掰开分给众人：“尝尝！俺在北地种过，还能唬你？只要按俺说的法子侍弄好了，只多不少！这东西，荒年能救命，丰年能养猪养鸡，浑身是宝！”
那老农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烤番薯，软糯香甜的口感让他瞪大了眼睛，随即老泪纵横：“甜……真甜啊……老天爷，世上还有这么好吃的粮食？还这么能产？” 他猛地转身，对围观的乡亲们喊道：“听见没！都听见陈师傅说的没！好好学！这是咱的命根子啊！”
消息像风一样传开。越来越多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农民，开始主动到官府设立的“劝农所”登记领取薯种，聆听农师指导。田间地头，关于“番薯”的讨论渐渐取代了对战争的恐惧。一种实实在在的、关于生存与温饱的希望，开始在秦地贫瘠的土地上扎根、萌芽。
这些细微处的景象，汇聚成了秦地“望风而降”的洪流。高顺的军队更像是一支庞大的宣传队和工作队，他们所到之处，瓦解的不仅是军事抵抗，更是人心中的隔阂与绝望。马铮在远方呕出的那口鲜血，不仅仅是因为江山的丢失，更是因为他终于痛苦地意识到，他所倚仗的、维系统治的“民心”，正在被一种更基本、更强大的力量——生存与温饱的希望——轻而易举地夺走，并且是以如此“温和”而彻底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