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了，我韩浩，终于回来了！”
我深吸了一口凛冽而干净的空气，极目远眺。
我先回到自己那所小院把行李放了，先去张婶家给张婶打声招呼。
院子里，张婶正佝偻着身子，用扫帚仔细清理着昨晚落的薄雪。
“张婶！”我扬声喊道，脸上不自觉地漾开了笑容。
张婶闻声抬头，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瞬间绽放出菊花般的笑容，手里的扫帚“啪嗒”一声掉在地上都顾不上了。
“哎呦！浩娃子！你可算回来了！”她小跑着迎上来，粗糙的双手一把抓住我的我，上下打量着，“瘦了，瘦了！在学校肯定没吃好！快，进屋，婶子给你烙糖饼去！”
“婶子，别忙活了，我待会儿去食堂吃。”我心里暖洋洋的，“我先去看看李书记，汇报下工作。”
“对对对，正事要紧！”张婶连连点头，，“浩娃子，咱们村今年……了不得啊！李书记嘴上不说，那心里头，指定乐开花了！”
我会心一笑，心中已然有数。我告别了絮絮叨叨嘱咐我晚上一定要来家里吃饭的张婶，脚步加快向李书记家行去。
敲门进入看到屋里李书记盘腿坐在炕桌主位，对面是他的大儿子李晋生。父子俩正就着一碟炒黄豆、一碟咸菜疙瘩，小口抿着高粱粮食酒。
“李书记！晋生哥！”我笑着打招呼。
“浩子？！”李晋生最先反应过来，惊喜地放下酒盅，作势就要下炕。
李书记也抬起了头，脸上绽开一个大大的笑容，一边掀开盖在腿上的旧棉被，一边就要往炕沿挪：“浩娃子！啥时候到的？快，快上炕！外边冷！”
“别别别！您二位都坐着！”我赶紧制止，动作麻利地脱掉鞋子，我利索地盘腿坐在了炕桌的另一侧，“我这刚下车，正好，蹭口酒喝，驱驱寒气！”
李书记亲自给我拿了个酒盅，给我满上。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李书记感慨地用指关节敲了敲炕桌，“浩娃子，你是没见着啊，就这几个月，咱们韩家村，真是……一天一个样！有时候我半夜起来巡查，看着那亮着灯的厂房，听着那牲口叫唤，都觉得自己是在做梦！搁几年前，谁敢想咱们这穷沟沟，能有今天？”
李晋生接过话头：“爹，这梦啊，是浩子带着咱们做起来的！浩子，你是不知道，现在咱们养鸡场的鸡蛋，不光供应太原，连隔壁市县都抢着要！就是这数量跟不上，人手也紧巴，我就想着，明年能不能再扩大……”
我听着李晋生描绘的蓝图，心里那个后世常见的词汇——“产能瓶颈”，几乎要脱口而出。我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扩大的问题，而是换了个话题：
“晋生哥，养殖场的事稍后说。咱们村现在的娃们，上学条件还是艰苦。我想着，等开春咱们再请几个好老师。娃们，才是咱们韩家村未来的根本。”
“请老师？好事啊！”李书记一拍大腿，“这事我举双手赞成！再穷不能穷教育！钱的事，你放心！”
提到钱，我的心猛地沉了一下。我放下酒盅，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几分，变得郑重起来。我目光从李书记饱经风霜的脸，移到李晋生充满干劲的眼睛。
有些话，像石头一样堵在我的胸口，我必须说出来。但我知道，在这个年代，有些观念太过超前，就像在雷区边跳舞，一步踏错，万劫不复。我不能连累这些信任我、把我当亲人的乡亲们。后世那些因为“成分”问题而造成的悲剧，我光是想想就不寒而栗。
“书记，晋生哥，”我的声音压低了些，“有些话，在我心里憋了很久了。今天借着这酒劲，我想先跟书记您，单独唠唠。”
李书记是何等精明的人，立刻从我的眼神和语气里品出了不同寻常的味道。他冲李晋生使了个眼色。李晋生会意，虽然好奇，但还是立刻放下酒盅，说了句“我去养殖场再看看”，便利落地下了炕，穿上鞋出去了，还顺手带上了房门。
屋里只剩下我和李书记两人，炉火噼啪作响，更衬得室内一片寂静。
我深吸一口气，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灼灼地看着李书记：“书记，去年咱们村的总收入，是二百四十八万五千六百六十元。按全村人口分，每人能拿到四千五百五十二块五毛。这个数，您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李书记捏着酒盅的手顿住了，眉头微微蹙起。他当然知道这是笔巨款，但具体意味着什么，他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横向比较概念。
我没有卖关子，直接给出了答案：“这意味着，一个四口之家，一年就能成为万元户，不，是接近两万元的户！书记，您知道现在太原市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月挣多少钱吗？”
李书记摇了摇头，他的世界主要在韩家村和上级公社。
“四十五元！”我伸出四个手指，又加上五个，“一个月四十五元，一年下来，不吃不喝，也才五百四十元！而咱们村，平均一户的收入，是他们的快四十倍！”
“砰！”李书记手里的酒盅轻轻磕在炕桌上，里面的酒液洒出来一些。他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无比，呼吸也粗重了几分。他之前光顾着为村里收入增长高兴，却从未如此直观地将这笔钱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去衡量。
四十倍！
这三个字像一道惊雷，在他耳边炸响。
我看着李书记骤变的脸色，知道自己的话起了作用，我继续加码，语气沉重：“书记，您想想，现在报纸上天天宣传的是什么？是贫下中农当家作主，是艰苦奋斗，是勤俭节约。咱们韩家村，根子上是贫下中农没错，可突然之间，咱们富了，富得流油，富得超出了常理，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这叫什么？这叫‘冒尖’！这叫‘露富’！在有些人眼里，这就不再是贫下中农的光荣，而是……是资本主义的苗头！”
“资本主义……”李书记喃喃地重复着这个词，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在这个年代，这顶帽子有多重，有多可怕，他比我更清楚。那足以让整个韩家村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甚至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他之前所有的喜悦和自豪，在这一刻，都被一股巨大的寒意所取代。
“浩娃子……那，那依你的意思……”
我按住李书记的手，目光坚定，语气沉稳，带着一种与我年龄不符的决断力：“书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咱们韩家村这棵树，现在太秀了。所以，这钱，不能这么分！至少，不能全部分给大家！”
“那该咋办？”
“我的想法是，咱们村，每户，严格按照太原市工人的年平均收入来发放！就按每家五百四十元发！这笔钱，足够咱们村的每家每户，都过上比城里工人还稍好点的日子，吃穿不愁，年年有余。但又不至于太过扎眼，惹人嫉恨。”
“五百四……那剩下的呢？那可是两百多万啊！”李书记倒吸一口凉气。
“投出去！”我斩钉截铁，“全部投出去！把钱变成更多的产业，带动更多的人富裕，把咱们韩家村藏进一片共同富裕的林子里！”
接下来，我压低声音，将自己的全盘计划和盘托出。我语速不快，但条理清晰，每一个步骤都经过深思熟虑。
“首先，咱们去年资助王答公社下辖所有生产队进行的韩家村模式改造，今年都会陆续产生收益。我预估，光是这一块，咱们村1964年的总收入，很可能会突破……四百万元！”
“四……百万？”李书记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这个数字，已经堪比一些大型国企了！
“对，四百万元级的大型央企收入！”我肯定地点点头，“所以，我们必须未雨绸缪。除了按照国家政策要求，必须建设好的副食品深加工基地，用于改善城市供应，其他的钱，我们必须找到出口。”
“往哪投？”
“一是继续扩大联合范围。跟更多有意向、有条件的生产队合作，帮助他们建设养殖场，我们提供技术、种苗，他们出人力、场地，收益分成。条件是，凡合作的生产队，在其所在的、人口超过一千五百人的村子或乡镇，必须允许我们以‘韩家村供销合作社’的名义，建设一个供销社！”
（供销社）
供销合作社（简称供销社），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流通体系的绝对核心与毛细血管。它远不止是一家“商店”，而是由国家统一领导、在集体基础上组建的集生产资料供应、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收购于一体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在计划经济年代，物资匮乏，许多商品（如粮食、布匹、肥皂、白糖）均需凭票证定量购买，而供销社便是这些紧俏物资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唯一合法分销渠道。它的柜台，就是村民们窥探外部工业品世界的窗口；它的收购站，则是农民将自家鸡蛋、粮食转换为现金的重要途径。因此，供销社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更是一个承载着几代人集体记忆、维系乡村社会运转的权力与情感符号。
“供销社？”李书记眼睛一亮，“这主意好！既能解决咱们产品销路，又能方便周边乡亲，还能……嗯，浩娃子，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
我笑了笑，这其实就是后世连锁加盟和渠道下沉概念的变种，只不过套上了这个时代最安全、最正当的“供销合作社”外壳。
“这个合作社的负责人，我建议让瑞鑫来当。他为人活络，办事稳妥，熟悉周边情况，是最佳人选。”
“韩瑞鑫……行！”李书记点头。
“二是深加工基地。晋生哥管得很好，年后必须尽快去上海机械厂采购更先进的食品加工设备。这事，让王波跟着去，他是上海人，熟悉地方，能做翻译，也能顺便回家看看。”
“三是账目！”我的神色再次变得极其严肃，“书记，从现在起，咱们村对外的所有账目，必须‘规范’起来。所有的收入，在账面上，体现出来的就是每家五百四十元。多余的钱，怎么来的，怎么投出去的，必须有一套只有核心几个人才能看懂的‘内账’。这事，必须找一个绝对可靠、而且脑子灵光的会计。”
李书记沉吟片刻，眼睛一亮：“韩东青！去年刚毕业的高中生，没考上大学，回来在队里帮忙记账，娃脑子清楚，账目做得利落，关键是，嘴严，根正苗红！”
“韩东青……”我回忆了一下，似乎有点印象，一个总是低着头，但眼神很清亮的年轻人，“好，就他！回头我亲自跟他谈。”
所有的计划，所有的担忧，所有的雄心，在这一方小小的炕桌上，在这盏昏黄的煤油灯下，被清晰地勾勒出来。李书记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儿子还年轻的青年，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感慨和信赖。是韩浩，将韩家村从泥潭里拉了出来；如今，又是他，要为这艘刚刚起航、装载过重的小船，在惊涛骇浪中寻找最安全的航道。
“浩娃子……”李书记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作一句，“你说的在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放心吧，天塌下来，有我这张老脸顶着！”
这句话，像定海神针，让我心中最后一丝不安也烟消云散。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生物钟准时将我唤醒。尽管昨晚与李书记谈到深夜，但我毫无倦意。1995年那个习惯了熬夜、依赖咖啡因的都市灵魂，早已被这1964年规律而充满生命力的乡村生活所改造。
我推开房门，一股清冷干爽的空气涌入肺腑，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薄雾如轻纱般笼罩着村庄，远处的鸡鸣声、牲口的哞叫声隐约传来，交织成一首独特的乡村晨曲。
我没有惊动任何人，信步朝着养殖区走去。沿途的景象，让我这个见证过现代自动化农业的“未来人”也深感震撼。
道路上，早已是忙碌的身影。有推着独轮车，车上满载着青贮饲料的壮劳力，他们口中呼出的白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凝成一团团雾；有提着篮子，正仔细检查路面是否需要修补的妇女；还有几个半大的小子，拿着比他们还高的扫帚，认真地清扫着街道两旁的落叶和积雪，小脸冻得通红，眼神却格外明亮。
“浩子哥！回来啦！”
“韩浩同志，早啊！”
“浩娃子，吃了吗？食堂今天有肉包子！”
每一个见到我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热情地打着招呼，脸上洋溢着真挚而灿烂的笑容。那笑容里，有感激，有尊敬，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成为生活主人的自豪感。
我一路走，一路看，心里感慨万千。这就是我奋斗的意义所在。我带来的，不仅仅是金钱的富裕，更是一种精神的焕发。大家的生活比以前好了何止十倍，但那种“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勤劳本色没有丝毫改变，反而因为看到了希望而变得更加主动、更加珍视。
我特意去看了看路旁那一排排新栽的柳树。虽是寒冬，枝条光秃，但都被仔细地培了土，有些还细心地用草绳缠绕了树干以防冻伤。街道两旁土坯墙上，用白灰刷写的革命标语——“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人民公社好”，字迹清晰，边缘整齐，显然有人定期维护。
“用小行动做有意义的事。”我脑海里冒出自己曾经总结过的这个时代青年特质。眼前这一切，不正是最好的诠释吗？他们没有空喊口号，而是用具体的行动，守护着属于自己的家园和幸福。
视察完几个主要养殖场和新建的副食品深加工厂，确认一切井井有条后，我的肚子也开始咕咕叫了。我信步走向村庄中心的公共食堂。
食堂是一排宽敞的砖瓦房，此刻正是早饭时分，里面人头攒动，热闹非凡。食物的香气——面香、菜香还有隐约的肉香——混合着烟火气，形成一种极具诱惑力的味道。
一进门，热火朝天的景象扑面而来。灶间，好几口大锅同时冒着蒸汽。只见一群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坐在小板凳上，围成几个圈，有的在熟练地切着白菜、萝卜，刀工稳健；有的在负责烧火，虽然动作慢些，但神情专注，一丝不苟；还有的在洗刷碗筷，聊着家常，脸上满是平和与满足。
这些老人，是村里曾经的“负担”，如今在公共食堂找到了新的位置，发挥着余热，也赢得了尊重。
掌勺的是大厨韩喜旺，他系着一条洗得发白的围裙，额头冒汗，正挥舞着巨大的锅铲，在一口口径堪比小澡盆的大铁锅里翻炒着香气扑鼻的土豆丝。那架势，不像在炒菜，倒像在指挥千军万马。
“旺叔，忙着呢！”我笑着打招呼。
韩喜旺抬头见是我，脸上立刻笑开了花：“浩子！啥时候回来的？正好，尝尝叔的手艺退步没！今天有萝卜粉条肉包子，管够！”
我这才想起李书记昨晚提过的厨艺比赛。我目光一转，果然在另一个灶台前看到了一个年轻的身影——韩东平。这个去年毕业的高中生，正守着一口熬粥的大锅，小心翼翼地撇着浮沫，神情认真得仿佛在完成一份精密实验。
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东平。”
韩东平吓了一跳，见是我，有些腼腆地笑了笑：“浩子哥。”
“听说你现在是咱们食堂的二厨了？行啊小子！”我赞道。
韩东平挠了挠头，眼神看向那群切菜老人中一位特别瘦削、但精神很好的老者，低声道：“我爷他们年纪大了，在家里吃，冷一口热一口的，我不放心。在这里，大家在一起，热闹，吃得也热乎。我……我觉得这样挺好。”
我看着他，心里有些复杂。我记得去年韩东平高考失利后，自己曾苦口婆心劝他复读，相信以他的聪慧，来年一定能考上。但韩东平执意要留下来，理由就是要照顾年迈的爷爷和几位孤寡老人。当时我觉得可惜，但现在看着食堂里其乐融融的景象，看着韩东平眼中那份沉淀下来的踏实与坚定，我忽然明白了。在这个年代，对于韩东平而言，这种“现实收益”（照顾亲人、服务集体）与“兴趣价值”（或许他本就喜欢这种烟火气的生活）的结合，未尝不是一种更符合他内心的选择。这何尝不是一种“务实与理想的平衡”？
“挺好！”我重重地点了点头，一切尽在不言中。我拿起一个刚出笼、白白胖胖的大包子，咬了一口，面皮松软，馅料充足，咸香可口，带着浓浓的满足感。“这包子，味道绝了！东平，跟着旺叔好好干，民以食为天，你们这工作，光荣！”
从公共食堂出来，我径直去了队部，敲响了李书记办公室旁边那间小屋的门。这里是新设的会计室。
“请进。”里面传来一个年轻却沉稳的声音。
我推门进去，只见一个戴着眼镜、模样清秀的年轻人正伏在桌上，一手拨弄着算盘，一手在账本上快速记录着。桌子上，账本摞得整整齐齐，笔墨纸砚各归其位，显示出主人一丝不苟的性格。
“东青，忙着呢？”我笑着开口。
韩东青抬起头，见是我，连忙站起身，显得有些拘谨：“浩子哥！您找我？”
“坐，坐下说。”我反手关上门，还特意上了插销。
这个动作让韩东青的眼神微微一凝，他意识到，我有极其重要的事情要谈。
我拉过一张凳子，坐在韩东青对面，目光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郑重：“东青，李书记推荐你负责咱们村未来的总账，说你脑子灵，嘴严，账目做得清楚。我相信李书记的眼光，也相信你。”
韩东青挺直了腰板，神情严肃：“浩子哥，您放心，我一定尽心尽力。”
“好。那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出我口，入你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最多再加一个李书记。能做到吗？”我的声音压得很低。
韩东青深吸一口气，重重点头：“能！”
于是，我将昨晚与李书记商议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关于账目处理的部分，原原本本、条理清晰地告诉了韩东青。我解释了为什么收入不能完全按实际分配，为什么要设定“太原工人收入”这个对外标准，为什么要建立内外两套账，以及未来资金投向前景……
韩东青听得极其认真，眼镜后的眼睛闪烁着思考的光芒。他毕竟是有文化的高中生，理解能力很强，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和操作要点。
“……所以，东青，”我最后总结道，“你的笔，你的算盘，关系到咱们韩家村几百口人的身家性命，也关系到我们未来能不能走得更远。对外，我们要‘哭穷’，要显示我们只是比一般村子稍好一点；对内，我们要把每一分钱的来龙去脉，都算得清清楚楚，投得明明白白。这份担子，很重，你敢接吗？”
韩东青沉默了片刻，年轻的脸上掠过一丝紧张，但更多的是被信任和重任点燃的斗志。他推了推眼镜，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浩子哥，我明白了。这就是……这就是您常说的，‘低调做事，高调做人’的另一面吧？您放心，账目的事，我会处理得滴水不漏。保证让该看的人看到该看的，不该看的人，什么都看不出来！”
忙碌的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除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