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正月初一
“开门炮”，1962年物资紧张，谁家也舍不得多放，大多是一挂100响的，拆开了分着放，从院门口放到堂屋，寓意“驱邪迎福，开门见喜”。
初一禁忌”，初一不扫地，不打水，扫了地就把‘福气’扫走了，打水会漏了‘财气’。不吵架、不摔东西，连说话都要捡吉利的，谁要是说了“穷”“饿”，长辈就得赶紧呸一口，说句“童言无忌”。
饺子是“铜钱饺”——吃到的人寓意“来年财运亨通”。
“拜岁”初一拜年得按“辈分”来，先拜村里的长辈，再拜邻里。
正月初二，走亲访友
正月初二的韩家村，雪还没化透，檐角的冰棱滴着水，“嗒嗒、嗒嗒”，砸在院门口的积雪上，溅起细小的雪沫子，混着家家户户开门时“吱呀”的木门声，把年味儿熬得又浓又暖。
这一天是太原南郊“走亲戚”的日子，按规矩该“回娘家”——出嫁的女儿要带着女婿、孩子回娘家，礼物大多是两斤馒头、一包红糖，要是条件好点，再加块布料。
不过我们仨没亲戚可走，今天的任务是“摸家底”：之前光忙着跑合作社的鸡场、贷款，见了乡亲们只能点头问好，谁家有啥本事、啥难处，其实心里跟装了团雾似的，啥都看不透。
我揣着本糙纸笔记本——这是前几天跟李书记软磨硬泡匀来的，1962年纸张紧张，这种“糙纸”是再生纸，用麦秸和废纸浆做的，纸页边缘还带着印刷厂没裁齐的磨痕，封面用铅笔写了“韩家村人才台账”几个字，边角已经被我摸得发毛——领着王波、张天利往村西头走。
王波手里拎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张婶昨晚刚烙的白面饼，每块饼里都夹了点腌萝卜干，这是我们的“拜门礼”——1962年农村走亲，不兴送贵重东西，一碗粥、一张饼都是心意，主人家要是不收，就是见外了。
路过孙大爷家时，院门虚掩着，两扇木门上贴着张婶剪的“福”字，边角被风吹得卷了起来。推开门，就见院里的晾衣绳上挂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灰布军装，袖口缝了又缝，却叠得整整齐齐，领口的“八一”徽章虽然掉了漆，却还透着光。
孙大爷正坐在炕沿上，背靠着土墙，手里攥着张《人民日报》，看得入神，左腿裤管空荡荡的，用根蓝布条系在腰上——那是1949年太原战役时落下的伤。
听见动静，孙大爷抬头看过来，赶紧把报纸叠成方块，往炕席底下塞了塞，想往炕里挪挪身子，可左腿不方便，动作慢了半拍，脸一下子红了：
“是浩娃子啊，还有王波、天利，快进来坐！炕还热着呢！”他说着，伸手想拿桌上的烟袋锅，却没够着——烟袋锅是铜的，杆儿是枣木的，用了几十年，包浆发亮，是他退伍时部队给的纪念品。
我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把手里的白面饼递给他：“孙大爷，给您拜年了！这是张婶烙的饼，您尝尝。”
目光落在他手边的小木盒上——红漆都掉得差不多了，里面却摆着枚军功章，黄铜的底色，边缘被摸得发亮，上面的五角星还透着光。“
大爷，您这军功章，是打太原那会儿得的吧？”我指着木盒，声音放轻了些——1962年，退伍老兵在农村很受尊敬，他们的军功章，比任何宝贝都金贵。
孙大爷愣了愣，才慢慢打开木盒，小心翼翼地拿起军功章，指腹在上面蹭了蹭：“可不是嘛。49年解放太原，俺在三纵队，攻小东门的时候，被流弹蹭到了腿，后来截肢了，就转业到太原重机厂当保安。”
他顿了顿，叹了口气，“太原重机厂你知道不？是咱山西最大的机械厂，造机床、造拖拉机，俺在那儿当保安，管过大门，也管过仓库，啥人能进，啥东西不能带，俺门儿清。去年十月才退下来，回村养老。”
“现在在家待着，天天除了看报纸就是晒太阳，倒觉得浑身不得劲，跟少了点啥似的。”孙大爷说着，把军功章放回盒里，眼神暗了暗。
我心里猛地一亮——这不就是现成的保安人才？咱合作社的鸡场里有上万只鸡，仓库里堆着饲料、农具，以后肯定得有人守着，孙大爷是老兵，懂规矩、责任心强，比咱瞎找个人强十倍！
“大爷，您可别愁！”我往前凑了凑，声音里带着劲，“咱合作社以后鸡场、仓库都得有人看着，您要是愿意，保安训练的事就交给您！您给咱村里的年轻人讲讲纪律，教他们怎么巡逻、怎么盘查，比如陌生人来鸡场得登记，仓库钥匙得双人保管，这些您在重机厂肯定都学过！”
孙大爷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手都有点抖，抓着我的胳膊问：“真……真能行？我这老残腿，还能帮上合作社的忙？”
“您的经验就是金贵！”我拍了拍他的手，力道不轻不重，“您想想，您在重机厂当保安那么多年，啥人没见过、啥情况没处理过？咱村的年轻人缺的就是这个！有您带，他们肯定能学好！”
王波在旁边赶紧补了句：“孙大爷，以后俺们都听您的！您让俺们几点巡逻，俺们就几点去，保准把仓库看严实了，绝不让鸡场少一只鸡！”
张天利也点头：“是啊大爷，您就当给俺们当老师，俺们都乐意学！”
孙大爷看着我们三个，眼圈有点红，他拿起炕边的烟袋锅，装了烟，用火柴点着，吸了口，缓缓说：“中！俺答应你们！开春俺就给年轻人上课，咱老兵的规矩，不能丢！”
我赶紧把笔记本拿出来，翻开一页，写下“孙大爷：退伍老兵，太原战役负伤，太原重机厂保安退休（1950-1961），负责合作社保安训练，教授巡逻、登记、物资看管规范”，字写得又大又用力，生怕自己忘了——这可是咱村第一个“技术型人才”，算是捡着宝了。
从孙大爷家出来，张天利跟我说：“浩子哥，孙大爷以前在村里挺沉默的，今儿个话才多了点，看来人还是得有事干。”
我点点头，心里琢磨着：1962年的农村，像孙大爷这样的老兵不少，他们不是“累赘”，是藏在民间的“宝贝”，只要给他们机会，就能发光发热。
走了半上午，日头升到了头顶，雪开始慢慢融化，路上的泥水印着脚印，走起来得小心——1962年的农村路都是土路，雪化了就成了“泥水路”，得踩着路边的草墩走，不然鞋会陷进去。
王波指着前面的巷子：“浩子哥，前面就是赵老蔫家了，他家院子大，门口堆着不少玉米棒子，好找得很。”
果然，没走几步就看见赵老蔫家的院门——是用槐树枝扎的，上面挂着两串红辣椒，看着就喜庆。院里晒着的玉米棒子堆得跟小山似的，金灿灿的，几个半大的孩子正围着玉米堆玩“藏猫猫”，笑声飘得老远。这是1962年农村的“晒秋余”——秋天收获的玉米，要是没卖完，就晒干了堆在院里，过年时既当“年货装饰”，又能随时剥了煮着吃。
“赵大叔，在家没？”我推开院门，朝着屋里喊。屋里立马传来脚步声，赵老蔫掀着门帘出来了——他穿着件黑布棉袄，腰上系着根布带，脸膛黝黑，手上的老茧比鞋底还厚，是常年握锄头磨的。
见了我们，赶紧笑着迎上来：“是浩子啊！快进屋，快进屋！老婆子，赶紧烧点热水！”
屋里比外面暖和多了，炕上铺着粗布炕席，上面坐满了人——有赵老蔫的爹娘（头发都白了，穿着棉袄靠在炕头），有他的媳妇（正纳着鞋底，线绳拉得“嗡嗡”响），还有几个小娃娃（围着炕桌玩石子），算下来祖孙三代竟有10口人，挤得满满当当。赵老蔫的媳妇端着热水进来，碗是粗瓷的，边缘有个小豁口，却洗得干干净净——1962年农村的碗大多是这样，碎了就用铁锔子锔上，接着用，很少有新碗。
“大叔，您家这人口真兴旺！”我喝了口热水，暖和多了。赵老蔫叹了口气，坐在炕沿上，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40亩地的地契——纸都发黄了，上面的字迹还是民国时期的，盖着“太原县地政局”的红印。“人口多，难处也多啊。”他指着地契，“这40亩地，是俺爷爷传下来的，俺是中农，不算富，也不算穷，可光靠人力，春种秋收能累垮半条命。去年收玉米，全家老少熬了三宿，才把玉米都拉回家，我那老婆子的腰都累得直不起来了——你看她现在还在纳鞋底，就是因为腰不好，站久了疼。”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赵老蔫的媳妇确实在揉腰，她笑着说：“没事，老毛病了，过了年就好。”
我盯着院里的牛犁——木头做的犁架，铁犁头都锈了，靠在墙根下，心里突然有了主意：“大叔，咱不如联合几户有地的，搞个‘农庄合作社’！咱引进拖拉机，您知道不？拖拉机一天能耕20亩地，比10头牛还快，以后种地不用再靠手刨肩扛，您老婆子也不用累得腰疼了！”
“拖拉机？”赵老蔫眼睛瞪得溜圆，手都有点抖，“那玩意儿可贵了！俺就见过公社有一台，是‘东方红’牌的，还是国营大厂才有的东西，王斌叔开的那台，也是跟公社借的。咱村真能买回来？1962年的拖拉机，可不是说买就能买的，得公社批条子，还得有‘农机票’，俺听说太原南郊就三台，都在公社大院里搁着，平时都舍不得用。”
“您放心！”我往前凑了凑，声音里满是信心，“开春咱就跟李书记一起去公社申请，先借一台试试，要是好用，再跟信用社贷款买！到时候耕田、拉货都能用，不光您家省力，其他有地的人家也能沾光——比如隔壁的王大爷，他家有20亩地，儿子在城里当工人，没人种，要是加入农庄合作社，就能一起种，还能分收成。”
“等以后咱合作社赚了钱，再买播种机、收割机，咱韩家村的地，就能打出更多粮食，到时候大家都能吃饱饭，还能有余粮卖！”这话一出口，屋里的人都炸了锅。
赵老蔫的爹，头发白得像雪，突然坐直了：“浩子，你说的是真的？俺活了六十岁，还没见过拖拉机种地呢！以前听人说，拖拉机耕地跟‘刮胡子’似的，快得很！”
赵老蔫的小孙子，才五岁，扎着个小辫儿，拽着我的衣角，仰着头问：“叔，拖拉机是不是跟火车一样响？是不是比牛还大？能拉着俺跑不？”我笑着把他抱起来，放在腿上：“比牛大好几倍呢，声音也响，跑起来可快了！到时候叔带你去看拖拉机，让你坐在驾驶座上，好不好？”
小孙子高兴得拍手：“好！好！俺要跟拖拉机拍照！”——1962年农村很少有相机，“拍照”是个稀罕词，孩子们只在年画里见过，都觉得新鲜。
赵老蔫看着小孙子，又看看我，脸上的愁容一下子散了，拍着大腿说：“中！俺听你的！俺这就去跟隔壁几户有地的人家说，咱一起搞农庄合作社，以后就靠拖拉机种地了！”
我赶紧把笔记本拿出来，写下“赵老蔫：中农，40亩耕地（祖传），联合王大爷、刘婶等5户（共120亩地），筹备农庄合作社，申请借用公社‘东方红’拖拉机，试点机械化耕作”，还特意在“拖拉机”三个字下面画了条横线——这可是咱村规模化种植的第一步，以后有了拖拉机，韩家村的农业就能上一个台阶。
中午在赵老蔫家吃的饭，是“小米粥配炒花生”——小米是自家种的，熬得黏糊糊的，上面浮着层米油；花生是秋天收获的，晒干了炒熟，因产量不高，平时舍不得吃，只有客人来才端出。赵老蔫的媳妇还煮了几个玉米棒，递到我们手里：“刚煮的，热乎着，尝尝。”玉米又甜又糯，是1962年农村最好的“待客零食”。
吃饭时，赵老蔫跟我说：“浩子，俺们村以前也试过‘互助组’，就是几户人家一起种地，可没成，因为没人懂技术，也没工具。这次有你在，俺们心里有底。”
我点点头，心里琢磨着：1962年的农村，不缺想干事的人，缺的是“带头人”和“新方法”，只要把这两样补上，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从赵老蔫家出来，已经快下午了，日头有点西斜，雪化得更厉害了，路上的泥水能没过鞋帮。张天利摸了摸肚子：“浩子哥，俺有点饿了，咱去韩冬青家看看吧？他家养牛，说不定能蹭碗牛奶喝。”——1962年农村养牛的人家不多，牛奶更是稀罕物，只有家里有孩子或老人的，才舍得挤点喝，平时都舍不得。
正说着，就看见韩冬青家的院门——是用石头垒的，上面爬着几根干枯的藤蔓，春天会开紫色的花，叫“打碗花”，是太原南郊常见的野花。院里传来牛叫声，“哞——哞——”，听着就有力气。
韩冬青正蹲在牛棚里，给牛添草，他穿着件灰布棉袄，裤腿上沾着牛粪，见了我们，赶紧站起来，用袖子擦了擦手：“浩子，你们咋来了？快进屋坐！”
牛棚在院子的一角，用土坯墙围着，里面有两头牛——一头黄牛，一头黑牛，都是“本地黄牛”，体型不算大，但力气大，耐粗饲，是1962年农村最好的耕牛。牛棚里铺着厚厚的麦秸，是冬天给牛保暖用的，韩冬青正往槽里添“青贮秸秆”——就是秋天把玉米秸秆切碎，用土埋起来发酵，冬天给牛当饲料，这是当地养牛的“绝活”，能让牛冬天也不掉膘。
“冬青哥，你这牛养得真好，油光水滑的。”我指着黄牛说。
韩冬青笑了：“俺家祖祖辈辈养牛，俺爷爷是‘牛经纪’，俺爹也养了一辈子牛，这点本事还是有的。1959年那时候，粮食少，不少人家的牛都饿死了，俺家的牛硬是活下来了——得给牛‘掺料’，把豆饼打碎了拌在秸秆里，虽然贵点，但能保牛命。”
进屋坐下，韩冬青的媳妇端来碗热牛奶，上面还飘着层奶皮：“刚挤的，你们尝尝。”
我喝了一口，又香又浓，比后世的纯牛奶还好喝。“冬青哥，咱村想搞个养牛合作社，你愿意当领头人不？”我开门见山说，“你懂技术，又有经验，把村里养牛的人家都联合起来，开春再买100头牛，既能耕地，又能卖牛奶，肯定能赚钱。”
韩冬青愣了愣，有点不敢相信：“真让俺当领头人？俺没读过书，怕干不好。”
“你懂牛就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比如怎么选牛、怎么喂牛、怎么给牛治病，这些都是技术活，比读书还重要。村里还有三户养牛的，你去跟他们说说。”
韩冬青的爹从里屋走出来，他手里拿着个“牛鼻环”，是铜的，磨得发亮：“浩子说得对，俺们家养牛有绝活，不能藏着掖着。冬青，你就干！俺给你当帮手，教你怎么给牛‘扎鼻环’、怎么‘驯牛’——这些都是老法子，好用得很。”1962年农村驯牛，都是用老法子，比如用牛鼻环控制牛，用“吆喝声”指挥牛，韩家的驯牛口诀，在当地很有名。
韩冬青看着他爹，又看看我，点了点头：“中！俺干！开春就跟那几户人家说，咱一起搞养牛合作社！”
我赶紧在笔记本上写下“韩冬青：祖传养牛技艺，擅长牛只选育、青贮饲料制作、牛病防治，任养牛合作社组长，联合3户养牛户，计划开春新增100头耕牛”，心里松了口气——养牛合作社的事，也有着落了。
从韩冬青家出来，天已经快黑了，巷子里传来“梆子声”——是村里的“更夫”王大爷在打更，“梆梆”两声，是“二更天”（晚上8点）。1962年农村没有钟表，大多靠“日头”和“梆子”计时，更夫每天晚上打更，提醒大家防火防盗。
王大爷见了我们，笑着说：“浩子，你们这一天跑了不少家吧？赶紧回家，晚上冷，别冻着。
正月初三的韩家村，天刚亮，王斌叔就套好了驴车来接我——今天要去太原市区的小姨家，按太原南郊的规矩，初三是“小年朝”，传说是“谷子生日”，这一天不能吃米饭（怕伤了谷子），要吃“面食”，比如面条、馒头，寓意“五谷丰登”。张婶早上给我煮了碗“长寿面”，没放菜，只放了点盐，说“初三吃面条，一年顺顺当当”。
驴车是王斌叔家的“老伙计”，灰毛驴，性子温顺，车辕上绑着根草绳，车斗里铺了层干草，坐着暖和。1962年的农村，驴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比牛车快，比马车省饲料，去太原市区要走20多里地，驴车得走两个多小时。王斌叔赶车的手艺好，手里拿着根“赶车鞭”（不是真打，是用来吆喝的），嘴里喊着“驾、喔、吁”，灰毛驴听得懂，走得又稳又快。
路上的雪还没化干净，土公路上坑坑洼洼的，驴车走在上面“吱呀”响。王斌叔跟我聊起了“太原南郊的年俗”：“初三还有个规矩，叫‘不扫地，不乞火’，跟初一差不多，不过城里可能不兴这个。
你小姨家在大南门，那是太原的老城区，规矩多，你去了别乱说话。”我点点头，心里琢磨着：1962年的城乡差异还挺大，农村的年俗更传统，城里的年俗更简化。
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公社驻地”——是个小镇，有一家国营商店，一家供销社，还有个“公社食堂”。王斌叔停下来，给灰毛驴喂了点干草，说：“歇会儿，让驴喘口气。”
我下车买了包“太原烟”——是当地产的，两毛五一包，给小姨夫带的，1962年烟是凭票供应的，我跟供销社的售货员说了半天，才用“工业券”换了一包。
又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太原市区的大南门。大南门是太原的重要地标，北接钟楼街，南连迎泽大街，1962年的大南门还有“城门楼”（后来拆了），是明清时期留下的，青砖灰瓦，很有气势。城门楼旁边是“太原百货大楼南门店”，是国营商店，门口挂着红灯笼，里面人来人往，都是买年货的——不过大多是凭票购物，比如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买糖要“糖票”。
小姨家在大南门附近的四合院，是“晋派四合院”——跟北京的四合院不一样，晋派四合院更紧凑，有“影壁”（进门就能看见），有“厢房”（东西各一间），中间是天井，冬天晒雪，夏天纳凉。小姨家的影壁是砖雕的，上面刻着“紫气东来”四个字，是清末民初的手艺，砖雕的边缘还刻着“缠枝莲”图案，很精致。院里种着一棵老槐树，有几十年树龄了，小姨说：“春天槐花开了，满院都是香的，街坊邻居会一起摘槐花，做‘槐花饭’——把槐花拌上玉米面，蒸熟了，蘸着蒜水吃，可香了。”
小姨是太原“纺织厂”的挡车工，手上带着常年握纱锭磨的茧子，穿着件“列宁装”（1962年城里女性流行的服装，灰色或蓝色，有腰带），见了我，赶紧拉着我的手：“浩子，可算来了！快进屋，屋里暖和。”
小姨夫是“太原机械厂”的钳工，穿着件蓝色的工装，袖口总沾着机油，见了我，笑着说：“来了就好，快坐，我去给你倒杯水。”
屋里的摆设比农村好，有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还有一个“五斗柜”，上面放着一台“红星牌”收音机——是1962年的稀罕物，要100多块钱，小姨夫攒了半年工资才买的。
小侄女今年上小学二年级，扎着羊角辫，穿着件“小碎花布棉袄”（小姨自己缝的），见了我，赶紧跑过来：“哥哥，你给我带年货了吗？”我笑着掏出个红包——是用春联剩下的红纸叠的，里面包了一块钱，说：“给你的压岁钱，买糖吃。”小侄女高兴得跳起来，拿着红包跟院里的小朋友显摆去了。
小姨端上了“太原酱肘花”——是当地的特产，1962年很稀罕，小姨说：“这是托厂里的关系才买到的，用的是本地黑猪肘子，加酱油、冰糖、香料（八角、桂皮）慢炖两个小时，皮糯肉烂，你尝尝。”
我尝了一口，确实好吃，咸香入味，比农村的猪肉好吃多了——1962年农村的猪肉大多是“冻肉”，城里的猪肉是“鲜肉”，因为离屠宰场近。
中午吃的饭很丰盛：一盘酱肘花，一盘炒白菜，一盘炒鸡蛋，还有一碗“大米饭”——1962年大米很稀缺，农村很少吃，城里也只有过年才吃。
小姨夫喝着我带的太原烟，跟我聊起了“机械厂的事”：“你说要合作社买拖拉机？我懂点，‘东方红’拖拉机的发动机容易出问题，要是买了，我帮你看看，免费修。”
我高兴得说：“太好了！小姨夫，以后买了拖拉机，还得请你多指点。”
下午，小姨带我逛了大南门的“钟楼街”——是太原的老商业街，1962年的钟楼街有很多老字号，比如“六味斋”（卖酱肉的）、“双合成”（卖糕点的）、“开明照相馆”（拍照片的）。小姨给我买了块“双合成的糕点”——是“太谷饼”，五毛钱一块，用红纸包着，甜得很，1962年糕点是凭票供应的，小姨用“糕点票”换了两块，一块给我，一块给小侄女。
晚上住在小姨家，睡在东厢房的土炕上，比农村的炕软和。小姨跟我聊起了“城里的年俗”：“城里初三不兴‘小年朝’，不过会‘送神’——把灶王爷的画像烧了，寓意‘送神归位’，农村是不是也这样？”
我摇摇头：“农村是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初三不送。”小姨笑了：“还是农村的年俗多，城里的年俗越来越少了。”
正月初四的早上，我从小姨家出来，要去拜访“王干事”——王干事在公社负责宣传工作，也是合作社的“联系人”，之前合作社的贷款就是他帮忙批的。大南门的早市很热闹，有卖菜的（都是自家种的），有卖早点的（比如“太原头脑”——是当地的传统早点，用羊肉、黄芪、藕根熬的汤，早上喝暖身），还有卖“窗花”“春联”的，都是手工做的。
我买了碗“太原头脑”，五毛钱一碗，喝着暖乎乎的，里面的羊肉很少，主要是汤，1962年肉少，能喝到肉汤就不错了。吃完早点，坐“公共汽车”去公社——1962年太原的公共汽车是“解放牌”的，铁皮车身，又旧又挤，车票五分钱，要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公社驻地。
到了公社大院，王干事已经在办公室等我了。他的办公室很小，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文件柜，墙上挂着“领 袖语录”和“公社规划图”。王干事穿着件干部服，戴着副眼镜，手里拿着个“搪瓷缸”（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见了我，赶紧说：“浩子，坐，我给你倒杯水。”
刚坐下，王干事就皱着眉说：“浩子，有个事跟你说，邻公社的合作社也想搞鸡蛋深加工，还说要抢太原的销路——他们跟‘太原供销社’的人说了，要以更低的价格供货，你这边得想想办法。”
我心里一紧，这是“商战”啊，1962年的合作社竞争还这么激烈？不过我早有谱——前世刷抖音时，见过不少农产品“差异化竞争”的博主，比如给产品贴标签、做试吃装，这些方法在现在肯定好用。
“王干事，我有个主意！”我往前凑了凑，说，“咱搞‘差异化’，第一，给咱的鸡蛋贴个‘韩家村生态蛋’的标——用红纸剪个小标签，上面画个鸡场的小画，写着‘韩家村合作社出品’，城里人买着放心，知道这是正经合作社的鸡蛋，不是散养的；第二，做‘试吃装’——每次给太原供销社送货，带点卤蛋（用合作社的鸡蛋做的），让售货员试吃，也让顾客试吃，他们尝着好，自然愿意进咱的货；第三，强调‘新鲜’——咱合作社离太原近，当天收的鸡蛋当天送，邻公社离太原远，得隔天送，新鲜度不如咱。”
王干事眼睛一亮，拍着桌子说：“这法子新鲜！你这脑子，真是跟别人不一样！我咋没想到呢？‘差异化’这个词，我还是第一次听，不过道理很对——咱不跟他们比价格，跟他们比质量、比服务！”我笑着没说——这哪是我脑子好，都是抖音博主们玩剩下的，1962年的人没见过这些方法，自然觉得新鲜。
中午在公社食堂吃的饭，是“小米粥配馒头”，还有一盘炒萝卜干——公社食堂的饭比农村好，馒头是纯白面的，1962年公社食堂是“集体伙食”，只有干部和职工能吃，我跟着王干事沾了光。
吃饭时，王干事跟我说：“浩子，你这个‘差异化’的法子，我得跟公社书记说说，要是好用，以后其他合作社也能学。”我点点头，心里琢磨着：这算是把“现代商战思维”用到1962年的合作社了，效果还不错。
下午回村，坐的还是公共汽车，路上遇到了赶驴车回村的王斌叔，他说：“俺在这儿等你半天了，怕你找不到回村的路。”
我笑着上了驴车，王斌叔跟我聊起了“初四的习俗”：“初四还有个规矩，叫‘迎神’——迎的是‘灶王爷’和‘财神爷’，不过现在不兴这个了，咱村只有老辈人还会悄悄迎。”我点点头，心里琢磨着：1962年的年俗正在慢慢变化，传统的习俗在减少，新的习俗在增加。
正月初五的韩家村，没了前几天走亲的热闹，天刚亮，我就被王波叫醒了——今天是“破五”，太原南郊的规矩，初五要“送穷”，就是把屋里的垃圾清理出去，要在早上太阳出来前，寓意“把穷神送走，迎来富神”。我和王波、张天利一起“送穷”，把屋里的垃圾（主要是鞭炮纸屑、炉灰）装在簸箕里，送到村外的“垃圾坑”，嘴里还得念着“穷神走，富神来，今年咱村发大财”——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口诀。
“送穷”回来，张婶已经做好了“破五饺”——饺子要捏“花边”，寓意“捏住福气”，还要包“红糖饺”，寓意“甜甜蜜蜜”。1962年的“破五饺”比初一的饺子丰盛，张婶还在饺子里包了“花生”“红枣”，都是稀罕物。我吃到了一个红糖饺，甜得心里暖暖的，张婶笑着说：“浩子，你今年指定有好事，红糖饺都让你吃到了！”
吃完饺子，我、王波和张天利聚在我的屋里——按规矩，初五不出门，要“在家规划来年的事”，1962年的农村，初五是“开市”的日子，不管是种地还是做生意，都要在初五这天规划好，寓意“来年顺顺利利”。屋里摆着张八仙桌，上面摊满了图纸和笔记，有“合作社规划图”“人才台账”“资金预算”，都是我这几天整理的。
“咱今儿把各合作社的人定下来，谁都不能落下！”我指着图纸，先看向张天利，“养蚯蚓的事交给你了——蚯蚓是鸡的好饲料，能让鸡多下蛋。我教你个法子：让村里的小朋友去树林腐叶层、田埂菜地里找蚯蚓，找到的用糖果换——一块糖换十条，既省事又能让娃们高兴。牛粪是养蚯蚓的好肥料，我已经跟李书记说了，他帮咱跟别的公社借，开春就能送来。”
张天利拍着大腿，笑得合不拢嘴：“这主意绝了！俺这就去跟娃们说！一块糖换十条蚯蚓，娃们指定乐意——1962年的糖果稀罕，娃们平时见不着，过年才有几块，用糖果换蚯蚓，比俺们自己找省事多了！”我点点头，在笔记本上写下“张天利：负责蚯蚓养殖项目，采用‘糖果换蚯蚓’模式，协调牛粪供应，开春试点小范围养殖”。
王波在旁边急了，凑过来说：“浩子哥，那俺呢？俺干啥？别把俺忘了！”
我笑着拿出名单，说：“你负责协调养羊的事！韩正、孙二、李进三家都养过羊，以前是个人不敢多养——怕养死了，怕卖不出去，你去跟他们说，合作社准备养100头羊，饲料管够（比如玉米秸秆、花生秧）邀请他们加入养羊合作社。年后你带着他们到北面忻州去买小羊犊，忻州的羊品种好，耐粗饲，长得快。”
王波立马精神了，拍着胸脯说：“没问题！俺这就去跑！韩正他们跟俺关系好，俺一说他们指定同意！100头羊，咱村以后就是‘养羊大村’了！”
我在笔记本上写下“王波：负责养羊合作社，联合韩正、孙二、李进3户，计划养殖100头忻州山羊，协调饲料供应和销路”。
正说着，门“吱呀”一声开了，韩东推门进来了——他是木匠学徒，跟韩四叔学手艺，手里还拿着个刚做好的小板凳。小板凳是“榫卯结构”（不用钉子，靠木头咬合），方方正正的，凳面打磨得很光滑，没有毛刺。“浩子哥，俺听说村里要盖新厂房，俺想跟着干！”韩东有点腼腆，说话声音不大，却很坚定。
我拿起小板凳，摸了摸凳面，笑着说：“韩东，你这手艺不错啊！榫卯做得严丝合缝，比城里木匠做得还好。”韩东脸红了，说：“俺跟四叔学了三年，四叔说俺有天赋。”我心里立马有了数：
“韩东，你跟赵炳文赵叔搭档！赵叔是石匠，以前盖石屋都是他领头——咱村的老房子都是石砌的，赵叔的石匠手艺好，会‘砌墙’‘雕石’。你们俩组成‘建屋队’，以后村里的厂房、仓库、鸡舍都交给你们盖，还能教村里的年轻人学手艺（比如木匠、石匠），以后咱村自己就能盖房子，不用请外面的人。”
韩东激动得脸都红了，手都有点抖：“真……真的？俺一定好好干！俺跟赵叔学过几天石匠活，能搭把手！”我点点头，在笔记本上写下“韩东（木匠）、赵炳文（石匠）：组成建屋队，负责村里厂房、仓库、鸡舍建设，教授年轻人工匠技艺，传承榫卯、砌墙等传统手艺”。
没过多久，赵炳文赵叔也来了——他手里拿着个“石凿”（石匠的工具），穿着件灰布棉袄，裤腿上沾着石粉。听说要跟韩东组成建屋队，赵叔拍着胸脯保证：“浩子，你放心！俺们保证把房子盖得结实又亮堂！咱村的石屋能住几十年，厂房指定也能！1962年盖房子不容易，俺们会省着用材料，不浪费！”我笑着说：“赵叔，辛苦你们了，合作社给你们算‘工分’，跟种地一样，多劳多得。”
“还有养鸡场和鱼塘！”我指着图纸，继续说，“养鸡场还是现有的人员（张婶、高旭叶等），再加几个年轻人（比如村里的姑娘们），开春送他们去市里的‘太原养鸡场’学习——学怎么给鸡防疫、怎么配饲料、怎么提高产蛋率，学技术回来教大家。张婶经验丰富，还是当养鸡场的组长，负责日常管理。”
张天利凑过来看图纸，指着“鱼塘”的位置问：“浩子哥，鱼塘咋规划？俺们没养过鱼，不知道咋弄。”我笑着说：“鱼塘就开挖村东头的河滩地——河滩地闲着也是闲着，挖成鱼塘能养鱼。谁贡献地就加入‘鱼塘合作社’，按地的亩数分收成。鱼苗得等3月下旬投放——那时候水温稳定在15c以上，鱼容易活，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回清华上学了，我把‘养鱼方法’写下来（比如‘肥水养鱼’——往鱼塘里撒腐熟的秸秆，让水里长浮游生物，鱼就有得吃了），交给李书记，他帮咱盯着。”
张天利点点头，说：“浩子哥，‘肥水养鱼’这法子好，俺们村有很多秸秆，不用花钱买，省钱又好用。”我笑着说：“这是俺从书上学的，以后咱多看书，多学新方法，合作社才能搞好。”
正规划着，韩冬青来了——他手里拿着个“牛鼻环”，说：“浩子哥，俺跟那三户养牛的人家说了，他们都愿意加入养牛合作社！开春咱就去买小羊犊，不对，是小牛犊！”我笑着说：“冬青哥，辛苦你了！养牛合作社就靠你了，有啥困难跟我说，咱一起解决。”
中午吃的是“破五饺”，张婶还煮了点“玉米粥”，大家围坐在八仙桌旁，吃得热热闹闹的。
王波跟我说：“浩子哥，咱现在合作社都齐了：保安队、农庄合作社、养牛合作社、养羊合作社、养鸡场、蚯蚓养殖、建屋队、鱼塘合作社，一共8个项目，咱村今年指定能发大财！”
我点点头，心里琢磨着：1962年的韩家村，终于有了“产业规划”，以后就能一步步发展了。
吃完饭，我掏出林雪晴寄来的信——信纸边缘都被我摸软了，上面写着“韩家村的年过得好吗？我在北师大附中挺好的，开春就能见到你了”。
王波凑过来看，打趣道：“浩子哥，又想林姑娘了？开春回学校，你得给她带点太原的酱肘花，她肯定没吃过。”
我脸一红，赶紧把信收好：“知道了，到时候你帮我买，保准是最新鲜的。”
张天利笑着说：“俺也帮你，俺认识供销社的人，能买到最好的酱肘花。”
屋里的笑声飘出窗外，落在雪地上，仿佛都带着暖意。这个初五，没有走亲访友的热闹，却有着比热闹更实在的希望——孙大爷的保安队、赵老蔫的农庄合作社、韩东和赵叔的建屋队、韩冬青的养牛合作社、王波的养羊合作社、张天利的蚯蚓养殖、张婶的养鸡场、李书记的鱼塘合作社，这一个个规划，就像一颗颗种子，开春就能在韩家村生根发芽。
我看着窗外的雪景，心里默默说：“1962年的韩家村，一定会不一样。”未来或许会有困难，会有挑战，但只要乡亲们一起干，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韩家村一定能过上小康日子，爹娘和爷爷在九泉之下，也一定能安心。